据指控，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许，许霆到一家商业银行ATM机上
　　取款，发现系统出错，本想取款100元，结果出钞1000元，而银行卡
　　账户却只被扣款1元，于是，许霆连续用自己的借记卡取款54000元。当晚，许霆同伴郭安山得知后，两人结伙频繁提款，等郭回住所拿了借记卡后，许霆再次用银行卡取款16000元。次日零时许，两人第三次返回上述地点，这次许霆取款10万余元。
　　　　昨日在庭上，许霆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两次取款，但公诉人驳称，有银行流水账为证，证明许霆3次取款，银行卡连刷171次，共计取走17。5万元。对于钱的流向，许霆解释说，4月24日他坐车回山西，在车上丢了5万元，然后买彩票花了几千元，在还剩余10万多元时，他曾打电话给这家银行说“钱是我取走的，但只剩下10万余元，等我凑齐了再退回去”，对方说这么做是没用的，叫许霆凑齐钱回广州自首，“于是，我想把钱凑回去，就拿这10万余元去太原跟朋友合伙开了家网吧，结果赔光了。”
　　　　2007年5月22日，携款潜逃一年后，许霆在陕西宝鸡落网。
　　　　该定何罪成辩论焦点
　　　　昨日，庭上焦点在于该案罪名的定性上。辩护人称，ATM机出错责任在于银行，许霆开始并没有故意犯罪的主观动机，只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公诉人则明确指出，盗窃罪的特征是秘密窃取，许霆在明知ATM机有问题的情况下，连续多次提取银行的款项并携款潜逃，盗窃数额较大，已构成盗窃罪。
　　　　据了解，去年11月7日，郭安山投案自首，并退还全部赃款1。8万元，被法院以盗窃罪从轻判刑一年，罚款1000元。许霆庭上表示没有能力偿还赃款，目前该案尚在审理中。
　　
　　对案件判决的专家意见：
　　
　　吴义春：判“无期”违背了立法初衷
　　
　　许霆的辩护律师吴义春表示，在许霆取款案中，法院是严格地按照法律条文一项项套、一步步推理得出的结果——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无期徒刑。法院首先认为，许霆盗窃的ATM取款机属于“金融机构”的延伸。盗窃金融机构的刑罚设置是这样的：1。盗窃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2。盗窃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3。盗窃数额特别巨大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许霆盗窃了“17万多”构成了“盗窃数额特别巨大”，其起刑点就是“无期徒刑”，法院判“无期”已经是往最低的靠了。
　　吴义春认为，这个推理过程本身没有问题，很多法律界人士都可能这么判。令人诧异的是，按照法律判决出来的结果却让所有人都觉得“太重了”，违背了立法的初衷。那么只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法院判错了，立法出了问题，法律思维出了问题”。
　　
　　贺卫方：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盗窃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表示，许霆案是一个疑难案件，在罪与非罪、构成怎样的犯罪方面，使用现行法律很难简单回答。媒体和舆论则把许霆视为弱者给予了更多的同情，这种同情不是因为他“被判有罪”而是因为他“被判无期”，判罚过分严厉了。
　　贺卫方认为，首先，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171次恶意取款，并不是一个非常少的次数，他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但这个案子有两方面问题：“柜员机是否是金融机构”，“许霆是否采用了秘密窃取行为”，如果把ATM机算作“金融机构”，再加上他盗窃数额“特别巨大”，那么，法院的判决就很难推翻了。
　　许霆跟寻常人一样，大摇大摆地进入了一个场所，用自己的真实身份取了钱，很少听说有人这样盗窃的，只能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盗窃。
　　其次，银行有没有过错？将这起盗窃案的全部责任归咎于银行肯定不对。但是，案发后整整20多个小时银行都不知道，对银行来说，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银行应该有一种警报机制，一昼夜过去了，银行什么都没有发现，是否存在过错呢？
　　第三，关于“无期徒刑”的问题。一个国家法律秩序的维护不应该特别依赖于酷刑，人类历史表明残酷的刑罚是不能抑制犯罪的，不公正的刑罚、过分的刑罚只能把一个人毁掉。刑罚最终的目的是通过教育的方式让人改过自新。目前，我国越来越减少死刑，全世界都在提倡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如果能用民事手段解决的就不应该动用刑事手段。在这个案件中，许霆的罪过程度并不是特别严重，我不赞成无期徒刑。无期对一个24岁的孩子意味着什么？法律界应该有人道主义的关怀，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某种程度的报复。
　　
　　许章润：银行该向被告道歉
　　
　　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说，无论作为一个法学专家还是一个普通公民，对此案只有一个强烈感受——“法律太严苛了”。
　　一个侵占财产的行为以付出终身自由为代价，这是一个绝大的讽刺。是“乱世用重典”的思维在作怪，还是判决出了问题？
　　在许霆案中，首先是银行没有能够提供合适的服务，由于银行服务的不完善，银行的疏忽给了许霆可乘之机，导致许霆恶的一面被勾起，银行应该负起“引诱”的责任。
　　银行可比作在夜晚穿着暴露的女性，是这种暴露诱发了强奸行为的发生。你的疏忽引诱让我一时失控，加害人因被害人的引诱而导致的犯罪，应当考虑从轻量刑。为此，银行应当向被告人道歉，“我提供的服务不合理，引诱了你的犯罪”（全场鼓掌）。
　　许章润还戏言，被告人应当提起民事诉讼状告银行，要求其道歉。
　　另外，银行和顾客之间的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债务债权的关系。案发后，银行应该首先用民事手段来向许霆进行追讨，而不应该直接动用公共权力。不该一开始就找警方、检方、法院，采用这种强强联合的强权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种行为是很粗暴的，没有把顾客当做上帝来看待。
　　这个案件让我们感到刑事审判的冷酷，在双方的一个民事纠纷里，代表公共权力的司法机关本该超脱于上，但实际上却产生了金融机构、司法机关一致对外的强权行为，这才是最大的弊端。
　　
　　张谷：定罪没问题量刑接受不了
　　
　　北京大学民商法教授张谷的观点与许章润相反。
　　他认为，从法学上看，所谓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ATM的出现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不管距离银行远近，它都应该是银行这个法律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金融机构的组成部分。
　　许霆取款时，ATM虽然知情，但却不能像自然人那样将这件事告诉给银行，因此，可视为“银行并不知情”，具有了“秘密窃取”的特征。在第一次取款中，许霆货币增多而银行货币减少，构成不当得利。但在其后的取款中，许霆是将取款作为一种窃取手段进行利用，其行为就构成了盗窃罪。
　　其二，“盗窃金融机构”要加重刑罚也是有一定的立法目的的。银行容易成为盗窃抢劫的目标，需要特别的保护。如果一个国家的刑罚没有对金融机构进行特殊保护，那么，这个国家的银行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刑罚重点保护银行有一定积极意义。
　　另外，银行有严格的保安系统，突破层层关卡进入银行盗取东西并不容易，如果真的成功了，其行为则比较恶劣，法律上将这种行为作为“加重情节”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案并不是这种情况，并没有突破层层保安，属于例外的情况，应该特殊处理。
　　该案从定罪上没有异议，但在量刑上让大家接受不了。
　　对此，许章润接着表示，对金融机构提供适当的、额外的保护，他没有异议。但这种“特别”不能改变它作为商业服务机构的法律地位，它毕竟只能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不能给它更多的过份的照顾，更不能厚此薄彼。
　　在许霆案件中，我们严格按照法律逻辑来推理，推理来、推理去，推出的最终结果让大家都觉得“比较重，应该判轻点儿”。
　　法院根据法律推理出来的判罚本不应该违背一般人的常理，但本案讨论来讨论去，最终的结果是大家有一个共识——“龟儿子，太重了”！
　　
　　徐松林：民事能解决不该动用刑事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松林表示，盗窃的特征是“秘密窃取”，在该案中，许霆使用他的真实身份、使用自己的工资卡、公开取钱，不能算作是“秘密窃取”，只能算民事上的不当得利。第二，将“出错的柜员机”认定为“金融机构”是否合适？在国内，没有任何法律解释说过，一部有瑕疵、乱吐钱的柜员机是金融机构。柜员机是银行的设施，它必须是在银行的控制下才能视为“金融机构的延伸”，现在它出错了，金融机构不能控制它了，还能将其定性为金融机构吗？
　　第三，刑法代表的是国家公权力，事到迫不得已时才适宜动用。如果能用民事途径解决，为什么要刑法干预？
　　另外，根据刑法定罪还要考察“期待可能性”。人非圣贤，当一个正常人发现柜员机出现“可用1元存款取走1000元”的漏洞时，相信多数人会选择多次取款，既然所有人都有可能做出该行为，那么刑法就不该判所有人犯罪，同理也不该定涉案人许霆的罪。
　　
　　我认为案件涉及的问题：
　　
　　1、许霆案件中，ATM是否属于金融机构，许霆的行为是否属于“秘密窃取”，即案件中对许霆的定罪是否恰当？
　　
　　2、司法机关应该如何把握对金融机构的保护的度？
　　3、对许霆的量刑是否真的过重？还是只是由于大家相对银 行一致处于弱势全体而产生的对判断的影响。
　　
　　 （案件报道和专家评论出自：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