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医生和我的生日

　　今天是12月16日，是我的生日，没有祝福，也没有蛋糕，因天气太冷得了感冒，下午一直去打针到六点多才回来吃晚饭。

　　为了庆祝自己这个特殊的、富有意义的日子，今天写下一些东西，纪念过去的一段时光。告别我人生的一个阶段和第一个目标――为林业事业作终身的贡献。把余生所有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新的一个目标――为哥哥申冤昭雪！

　　“衣世界”的老板娘很善解人意，每个持有会员卡的客户持身份证，在生日的这一天可以买到打半折优惠的衣物或床上用品。晚饭后，我来到了“衣世界”二楼，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三件衣服。因为林校的同学们周末要来马山观看“大明山雪凇”，正值马山县一年一度的“文化美食节”。同学们说，出来玩需要拍照作纪念，然后衣服是深色的，拍出来的效果不好，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大红色的羽绒服算是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希望能在周末看雪凇的时候，同学们一起幸福、快乐、高兴。

　　之所以写这些东西，是因为除了父母亲和哥哥记得我的生日以外，再也没有人记得我的生日了。根据我小时候父母亲跟我说的故事，那年冬季寒冷的这一天，我诞生在马山县人民医院，接生的是一个日本女医生，当时天气太冷了，我全身发紫、变黑、奄奄一息。母亲看着不行了，跟父亲商量：因文革家里穷怕了，放弃抢救。但是这日本女医生很善良。她向我的父亲说：你已四十多岁，年纪大了，初婚二十年没能生育一儿半女。现在再婚了，有这些生灵降生到你们的家庭，那是你们夫妇修来的福份。我们共同努力挽救这个生命，我尽量帮你们度过难关。说着，日本女医生去装了三个热水袋，保持给我取暖保温。一个水袋放在我的胸口上面，暖暖我的心脏，一个垫在我的后上背部，暖暖我的肺部，让我保持有呼吸，另一个垫在我的臀部，暖暖下身。3。6斤体重的我，经过一个星期的保温和细心抢救，我的生命终于保存了下来，才有了今天的我。

　　小时候我体弱多病，父亲经常带我上医院，每次都是去找那个日本女医生。当我慢慢长大后，在我的印象中，日本女医生是一个非常仁慈的一个中年妇女，肥胖，而且很有韵味，身高不足一米五。常年穿着北方的棉布鞋，把两个裤脚扎得严严实实，脚很小，典型的北方小脚女人的装束。总体看起来，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形容，她就像我们装谷子的大大的箩筐一样，头和脚两头小中间大，胖乎乎的，经常保持慈祥的笑容，县城里多数人都非常喜欢找她看病，那个年代，没有B超，没有吊针，更没有什么核磁共振，完全靠她的一把听筒和她从医的经验，就把病治好了。医药费用很低，承担得起，有些小儿感冒发烧的病，她去抓来一大把大叶桉的叶子和其它中药煮一大锅水加上白糖，甜滋滋的，让每一个居民都来喝下去，据说能有效预防流感和脑膜炎。我们从来没见过什么叫白糖，有这些白糖水免费喝，小朋友们个个都去抢来喝，但是她是有定量的，同时还给我们免费吃糖丸，有效预防小儿麻痹症。到了七十年代，县城里基本没有小儿麻痹症，流感也很少发生。

　　长大后，母亲和街道上的人说起，文革年代，因为他们夫妇是日本人，她丈夫也是个医生，她的父母是日本帝国军队的高级医生。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她的父母作为日本军人，要回到大日本帝国接受军事法庭的制裁。为了不连累下一代，看到马山人民对他们的善意，毅然决定让这对小夫妻在中国从医，继承祖业，让他们在中国救死扶伤，也是为了大日本帝国对侵略中国的罪恶之一种赎罪。

　　但是解放后，这对日本医生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里 通 外丨国，还是高知识分子，每一场运 动 来临都是压在他们头上的泰山。不管“三反、五反”也好、“文丨化丨大 革丨命”、“破1四 旧”等等，他们都无法幸免。出于所有人对日本女医生的敬佩，为了让她拯救更多的生灵，每次批斗就把她的丈夫带到批斗现场，让群众批斗、游街。各种非人的折磨和毫无人性的摧残，让他们蒙冤不止。文革还没结束，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日本女医生的丈夫不堪忍受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非人折磨，只身跳下了人民医院的深水井里自杀身亡，结束了他的灾难岁月。大家感到非常惋惜和同情，从此日本女医生过着孤独的晚年。

　　1980年党的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国改革开放的到来，日本女医生特别高兴，日盼夜盼，终于盼到了头。知道能回国，她直接写申请书要求回到她的祖国。凭着她的为人，政府很快就批准她回国了。临走前，父亲领着我们几个孩儿去见她，当面谢过她，也挽留过她，但是，她说：等着回国已经等了40多年了，象长长的恶梦终于结束了，与父母分别到现在，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也没见过他的亲人，不能通讯联系，家人生死未卜。当务之急是要见到她的亲人，所以不能再留下来了。

　　回想这些年来，我的父母亲，也是一个善良、厚道的人，父亲说，我们不能忘恩负义，他是我们家的恩人，没有她就没有我们的生命！所以做人要知恩图报，因为我们家以种植蔬菜为生，在日常生活中，每当我们有蔬菜的时候，就会送一些蔬菜过去给她，顺便看看孤独的她，问候她。

　　在文革的年代里，整个社会全靠体力劳动来维持生活。我的父亲也不例外，他是一个年轻力壮的人，靠着自己的体力和忠厚勤劳，拼取得自己的一片蓝天。据父亲回忆说：1958年到1961年大办钢铁，国家大难的时候，整个县城都没有食品来源，没有米，吃的都是米糠、草根、树叶，每一个人看过去都是脸黄黄的，不多久城里大多数人都开始浮肿起来，父亲个子高大，身高超过了1。8米，身材比哥哥还要魁梧，每天所付出的劳动代价和消耗的体力非常大，从树根和树叶中刨食取得的营养远远不能满足他的体力劳动所需。看到这种情况后，父亲眯缝着浮肿的双眼，到人民公社的集体饭堂“大闹天空”说：每天你们饭堂就发给我们每人一个米糠膜，树根都是我们农民自己上山找回来的補食，连食盐都严重缺乏，甲状腺肿大发生，这共一产一主一义不能再搞下去了，天天喊“革命”“革命”都是革老百姓的命，我不与你们干了，我要出来单干养家糊口。于是他开始找地来种疏菜，顺便畲账、借钱买了两匹马来养。然后，通过利用两匹马带上他的姐姐、姐夫去广西南部的钦州湾把那里的海盐运送过来，因为父亲的姐夫就是钦州人，他们有这个资源，有这个根基。所以，父亲和他的两个兄弟姐妹干起食盐的生意，虽然不赚什么钱，但是为了拯救很多生命，不让他们浮肿产生次生的病症，再艰苦也要坚持下来。每一趟食盐的运送时间，凭着跟马车走路，需要15天至一个月。因为父亲是个贫农出身，而且他是在做公益事业，挽救生命，没有人敢来打压他。从此父亲在当有了一定的威望，每个人遇到困难都来找他去解决，他一呼即到。

　　童年时代，每天父亲收工回家，我和哥哥就闹着跟父亲和那两匹马一起来到田径场骑马、奔跑，父亲教我们骑马的技巧，哥哥常常坐在中间，让我骑在马的前头，父亲骑在马的后头拉着缰绳护着我们自由地奔跑，我们无忧无虑过着幸福、美好、快乐的童年。

　　每年父母亲都要养两头猪，一头猪是专门为国家贡献，据说叫做“派购”。送给县食品公司“派购”的猪体重必须上130斤，所以父亲和母亲一起共同努力，每年养的两头猪送一头给国家，没有任何报酬，目的是为了想杀另一头猪来分享。杀了另一头猪，又不能够拿出去卖换钱，因为拿出去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挨批斗、游行甚至判刑，所以父亲将另一头杀了以后，把那些肥肉和猪油炼起来，用一个坛子装好保存，这就是我们全家一年的食用油，每一次我们去提这些油来煮菜时，都非常小心翼翼，不给它漏一点点出外面，然后剩下的廋肉和骨头就请街坊邻居，男女老少共同来聚餐，邻里之间互相帮助，快乐和睦相处。聚夕后，街道的长老和邻居们每家每户分给一、二斤猪肉。

　　父亲告诉我，别忘了我们的恩人，为了避免涉嫌里通外国的罪名。每次杀猪，父亲偷偷用竹缕装几斤猪肉到人民医院送给这位日本女医生。当我读小学时，对这个医生印象很深刻，每次带猪肉给她，她都会说：不用送给我，孩子们正在长身体，留给他们吃，我太胖啦，不吃那么多的肉。现在想起来，她的容貌――圆圆的脸，肉肉的，慈祥、仁爱。

　　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值得纪念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我的人生转折点。我的前半生立下了一个目标 ：从报考林业专业的那一天就立志为林业事业贡献毕生。现在我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目前就等着办理退休证。

　　退休后，我的下一个人生目标是为哥哥伸冤，人生有些事情两难全。自从1990年8月5日，哥哥蒙冤入狱以后，我们全家人的命运和人生被完全改变了。年幼时，我们经常几兄妹经常和哥哥做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在他的“翅膀”下面游戏、“取暖”，非常快乐，随着攵母亲年纪大了，哥哥作为家庭的顶梁柱，是我们安居乐业、生活稳定的基础，但是哥蒙蒙冤入狱以后，我们少了一根支撑家庭的栋梁，这场冤案造成我们家庭破裂，妻离子散，陷入极度的贫困中，从此我承担起了哥哥的顶梁柱，除了照顾好自己，还要照顾好全家老小。制造这场冤案的公检法人员一直官官相护，层层包庇，目前真凶还逍遥法外30年多了。为了告慰自己蒙冤的哥哥和被害的死者，不论后半生经历什么，我都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和打算。哥哥生前常说“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把哥哥这个冤案伸冤到底，还给哥哥一个清白在人间，让哥哥在九泉之下安息。

　　日本女医生的故事告诉我们：生命无价，来之不易。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等等。日本医生都能善待中国的每一个生命，制造冤案的恶警邓达坚、兰常宁们，你们凭什么把我哥哥来加害？明明抓到真凶，可是你们包庇、纵容、放纵了杀人犯，枉法裁判，陷害无辜、知法犯法，我哥哥的冤案一定要在法律上得到一个公正的说法。哥哥不能白死，血不能白流！

　　黄庆安

　　2020年12月16日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