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良在（2017）鄂民申2835号民事裁定中称，编号000025的《人民广场二期建设工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称《协议书》）是行政协议，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李卫平无权主张重作房屋，修复房内物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
　　可见，由行政协议引发的纠纷，并非一律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有认为行政机关的行为，存在上述条款明确列举的情形时，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否则便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本案中，李卫平不认为行政机关的行为，存在上述条款明确列举的情形：“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而是认为《协议书》不成立，非法无效，及当事人的合法财产权益遭到侵犯。即案涉纠纷不符合上述规定。
　　因此，即算《协议书》是行政协议，由其引发的案涉纠纷也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范围，而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孝感市人民政府被申请人答复书【孝政复答（2013）1号】》证明，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建设工程不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而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孝感市人民政府没有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因此，该项目没有房屋征收，只有房屋拆迁。既然没有房屋征收，《协议书》就不是行政协议，而是民事协议。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故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民事协议。
　　行政协议的当事人必须有一方是行政主体，即具有法定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否则，该协议就不是行政协议，而是民事协议。需要指出的是，组织只有经过法律法规授权，才能获得行政主体资格，仅仅行政机关的委托不能取得行政主体资格；行政协议也不是具体行政行为，而是两造之合意。
　　GB32100 2015《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6。2。1与6。2。2规定，若某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前两位是“12”，则其是事业单位。
　　孝感市人民广场管理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结果，为“124209007417962535”，前两位是“12”，故其是事业单位。
　　《协议书》的当事人，为孝感市人民广场管理处与自然人李树森。孝感市人民广场管理处既不是行政机关，也没有法律法规授予其行政管理职能。即《协议书》的双方当事人均不是行政主体，故其不是行政协议，而是民事协议。
　　因此，由《协议书》引发的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lt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gt ；若干问题的意见》82之（2）、之（3）规定：“被代理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委托代理人实施的代理行为有效：（2）被代理人的继承人均予承认的；（3）被代理人与代理人约定到代理事项完成时代理权终止的。”
　　提交再审的原审证据：《证明》、两份《声明》与《委托书》证明，李卫平不仅是其父亲李树森——案涉房屋的产权所有人、《协议书》的当事人——的惟一继承人，还是其父亲李树森案涉房屋拆迁诉讼的委托代理人。李卫平不但与其父亲约定，到案涉房屋拆迁诉讼完成时代理权终止，而且作为其父亲惟一的继承人，承认李卫平的所有代理行为。因此，李卫平有权主张重作房屋，修复房内物品。
　　综上，陈继良无视法律规定、证据办案，（2017）鄂民申2835号民事裁定驳回李卫平的再审申请错误。


　　爆料人：李卫平
　　202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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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书证据目录：
　　1、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申2835号民事裁定书、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9民终858号民事裁定书、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17）鄂0902民初46号民事裁定书；
　　2、编号000025的《人民广场二期建设工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
　　3、《证明》；
　　4、两份《声明》附身份证；
　　5、《委托书》；
　　6、《孝感市人民政府被申请人答复书【孝政复答（201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