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务工，四年讨薪
　　 ——湖北随岳南高速公路安徽农民工血泪铺就
　　
　　
　　我们是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的47名农民工，2005年5月应老乡童庆春之邀，不远千里，到湖北随岳南高速公路工地施工，工程至2006年6月结束，整整一年，但却没拿到一分工钱。后来到工程所在地湖北省监利县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工程承包企业湖北省路桥有限责任公司才拿了17万元，由劳动监察大队经手，按24。55比例分别支付了我们部分工资，尚有52。24万元至今未付。我们47人，长者年届六旬，年轻人务工时未及成年。一年务工，四年讨薪，两地奔波，血泪漫漫。
　　我们不得已向监利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竟置法律法规和国家的三令五申于不顾，枉法裁判，让我们找所谓的包工头童庆春要钱，把工程承包企业湖北路桥公司和业主湖北随岳南公司完全开脱在外，实际上，童庆春还算不上一个包工头，湖北路桥公司为了规避法律责任，和他签订了一个所谓的《桩基施工协议》，这个协议实际上是一个内部承包责任制，湖北路桥公司对童庆春和我们都有管理权，指挥权，甚至还有处罚权，并实际行使过这些权力，我们和湖北路桥公司之间实际上是事实劳动关系，法律上根本没有“包工头”的法律地位，童本人也应当是湖北路桥的一名基层管理人员，湖北路桥和童庆春签订这个协议，就是企图规避法律，逃避法定义务。精疲力竭的我们不得不上诉，但是对上诉却又无限悲观，因为，一审判决不是援引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这些法律法规作出的，而是援引所谓的上级法院判例作出的，当然，这个上级法院也就是现在的上诉审法院——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我们能不悲观吗？一审法官在面对我们悲愤的质问时，明确告诉我们，类似案件他以前都不是这样判决的，但都被改判为后来的结果，才不得已而为之！他是支持我们上诉的，也希望我们能胜诉，但是，我们不知道，希望在哪里？
　　一审将给付责任全部判给童庆春，而将随岳南公司、尤其是湖北路桥公司洗脱得一干二净，真是令人觉得匪夷所思，如果不是援引了所谓的“判例”，则真让人要举报其涉嫌枉法裁判。法律禁止转包、分包，但违法转包、分包的法律后果却是不承担任何责任，法律禁止拖欠农民工工资，要求直接向农民工发放工资，而禁止给付包工头，但违反禁止性规定的法律后果又是不负任何责任，违法者的唯一后果就是尽享违法的既得利益，就如同对强奸犯的惩罚就是让他娶那个受害人一样，真是天大的笑话！在炎炎暑日和三九寒冬辛辛苦苦付出劳动的农民工，只能向包工头讨要工资，一切与无良企业无关，这不仅仅是农民工的悲哀，还是法律的悲哀，社会的悲哀，这样的判决，是对农民工的抛弃，对法律的讽刺，对社会的极大嘲讽！这样毫无意义的一纸空文，到哪里去落实？这等于明确宣告，农民工干活，要当新社会的杨白劳，干了白干！这是社会主义的法律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法院吗？恐怕连资本主义（在香港和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恶意拖欠工资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和封建社会都不如，倒退到黑暗的奴隶社会去了！
　　法律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个别具体案件的评价与裁判，更在于通过这种评价与裁判，来积极建立对人们行为的正确指引与健康导向，起到教育与警示的作用，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懂得尊重法律，遵守法律，自觉循法律而为，而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运用法律进行评价与裁判时更是举足轻重，一个正确的判决，会取得上述良好的效果，反之，一个恶劣的判例，会从源头上污染整个法治环境，从根本上颠覆和动摇公众对法律的信心与信仰。本案的一审判决，就是受到了“2007鄂荆中民四终第70号民事判决书”这样恶劣案例的污染，这是对法律的强奸与亵渎，从根本上违背了法律的价值取向，违背了社会公平与正义，违背了法官的良心和人类的良知，不光彩的充当了恶意违法、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逃避社会责任和法定义务的象三鹿奶粉一样无良企业的帮凶和打手，是扼杀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权益的刽子手，这是对违法行为的公然奖赏，对守法的弱者的无情打击！依此逻辑，谁还会去做守法的公民？人类还有道德坚守、国家还有法律底线、社会还有基本秩序吗？
　　从2003年温家宝同志担任总理以来，就开始为农民工讨工资，国务院及国务院各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三令五申，文山会海，为了解决这一顽症，下了很大力气，就因为农民工的工资，是他们一家人的唯一生活来源，是其生存的基础，是最基本的人权——生存权的重要保证，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如今，总理已经是第二个任期了，为什么我们的工资还是讨不到？为什么无良企业依然那么嚣张，而法官却如此麻木，甚至于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胡传林等47位安徽农民工
　　 代表人：李绍武 何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