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高院法官邵远红用无效证据办案

　　邵远红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鄂行申564号行政裁定中称，“李树森生前已经于2012年2月24日签订《人民广场二期建设工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对其所有的房屋作出了处置，即在李树森财产继承事实发生前，案涉房屋权利已经消灭。”
　　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并非普通的协议，不是所有主体都有权利签订，只有符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的主体才有签订的权利。如果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人不符合该条例的相关规定，则该协议不成立、非法无效。
　　本案中，孝感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许字【10】第6号）（以下称《许可证》），拆迁期限为2010年12月8日至2011年12月7日。
　　本案中，孝感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市人民广场二期建设工程房屋拆迁准许延期的批复》（以下称《批复》），载明的作出日期为2011年11月28日。
　　本案中，《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意见书》（司鉴院【2018】技鉴字第1321号）（以下称《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批复》是2013年3月5日以后制作的。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15日前，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延期拆迁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给予答复。”
　　本案中，2013年3月5日，《许可证》拆迁期限已经届满一年多，故《批复》准许的房屋拆迁延期无效，《许可证》于2011年12月8日失效。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第三款分别规定：“本条例所称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本条例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
　　本案中，自2011年12月8日始，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项目既无拆迁人，也无被拆迁人。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本案中，2012年2月24日，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项目既无拆迁人，也无被拆迁人。孝感市人民广场管理处与李卫平父亲李树森，均不具备签订该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主体资格，故双方签订的《人民广场二期建设工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称《协议书》）不成立、非法无效。
　　面对《协议书》不成立、非法无效这一事实，邵远红始终百般狡辩，最后竟道：“我可以不管！”
　　《协议书》合法有效是其被用作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前提。现在，邵远红既用《协议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又宣称“我可以不管”《协议书》不成立、非法无效——公然用“无效证据”办案。这是哪家的逻辑？哪家的法理法律？
　　所有证据都必须经过质证，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邵远红既不对《协议书》组织质证，又无视当事人对上述无可辩驳的事实——《协议书》无效——的书面意见，径行将《协议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显然违法。
　　如果邵远红认为，《鉴定意见书》表述鉴定意见的措辞是“倾向认为”，不够肯定，则应当要求鉴定机构补充鉴定，但至少应当对《批复》存疑，予以排除，进而排除《协议书》。但邵远红却不仅不要求鉴定机构补充鉴定，更坚持将无效证据《协议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要求鉴定意见有“明确的鉴定结论”。《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为：《批复》是2013年3月5日以后制作的，非常明确。并且，《鉴定意见书》符合该条第一款其他各项规定，故应被采信。
　　综上，邵远红用无效证据办案。

　　爆料人：李卫平
　　202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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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书证据目录：
　　1、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18）鄂0902行初29号行政裁定书、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9行终32号行政裁定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鄂行申564号行政裁定书；
　　2、编号000025的《人民广场二期建设工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
　　3、《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许字【10】第6号）；
　　4、《关于市人民广场二期建设工程房屋拆迁准许延期的批复》；
　　5、《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意见书》（司鉴院【2018】技鉴字第13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