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在回溯过去六年的工作时，会发现他的很多做法违反了“规则”：他不追求论文数量和发表的刊物，而是用十年写完了一本几十万字的专著；他没有投入精力在国际发表，认为自己的工作首先要服务于西学的知识积累，并围绕自己的问题关切制定研究计划。

　　因为害怕被淘汰，一些老师打算先留下来再安心做学术。但路星觉得，等拿到稳定教职，老师们已过了35岁，如果结婚生子，家庭会挤占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扎实研究的能力一旦荒废几年，就很难再捡回来了。陈冬冬还是想争取留下来，他已经接受那个“投身文学”的想法不可能完全实现了。他不避讳自己决定做学术时的想法本就是复杂的，大学时他在一家研究机构实习，筹办文化活动时，他感受到调度资源去办成一件事的快乐。对于一个青年男性来说，他体会到了对于权力的“一点兴趣”。

　　但现在他慢慢转移了自己的价值寄托，“现在学术理想是次要的，教育理想是主要的。”他一周要开三门课，三分之二的时间用在教学上，上课让他感到充实，也是他最珍惜的学术交流，“除了学生，我不相信我的论文还能找到这么认真的读者。”他喜欢在课上讲一些旁逸斜出的知识和思想。基础课上，他也会讲一些自己认为很重要的思想史内容，和那些为追热点写出的“一次性论文”不一样，他觉得自己没有在上“一次性课程”。大一的学生还保持着好奇心，有时候，一些好奇的问题还挺浪漫的。有学生在晚上发给他一首诗，说自己被里面的句子打动了，问其中一个意象是想表达什么，自己理解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