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化发展历史和背景的不同，中西方文化各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
　　异。中国文化侧重感性描述，强调作者主观意识的表达；西方文化侧重理性描摹，侧重对客观事物本身的表现。中西方文化意识的差异，导致了各个文化表现形式的内容和风格具有明显的不同。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感性，理性
　　在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下，中国和西方形成了各自独立完善而又差异显著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的差异可以归纳为中国感性文化和西方感性文化的差异。
　　比较中西方具体文学作品，便可看出：中国作品中作者自身主体意识在作品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对作品的构建起主导作用；而西方作品相对更加尊重作品中客体的自身特点与规律，作者主观引导相对较少。中国感性文化，强调写意，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作品更侧重事物的神，而形只是神的寄托；但西方文化体系更加重视摹仿与再现，主张将客观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事物呈现在艺术作品中，形往往逼真至极，对外形的关注较多。
　　这种文化差异与其文化起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而黄河流域水源充沛、土地资源足够，直接导致了我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方式。这种稳定的生活，养成了我国一种顺应型、适应型的较为温顺的民族心理，即追求安宁稳定、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性格特征。这样的文化熏陶之下，我国的文化相对感性色彩较为丰富，形成重教化、重感情的传统，在一切作品之上都承载了作者强烈鲜明的个人情感。
　　西方文化起源于希腊，希腊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生存竞争激烈，随之发展起来的古希腊的商业文化和作为其子体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化更是一种相对不安稳的生活模式。这种文化的基本属性是以个人或民族或整个西方为中心的向外扩张，强调了个体或所在集体的核心地位，形成了物质与精神截然二分的世界观和强调斗争的辩证法思想。不仅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上帝与人世，本体与现象之间分庭抗礼，而且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自我与非我、感性与理性之间也相互颉颃、不可调和。在这种主客体分离的文化背景下，西方最终形成了强调对对象事物的理性探寻和辨识的理性文化，使得西方的文学作品否具有突出的理性色彩和思辨色彩。
　　中国的感性文化和西方理性文化，对其文化体系下的各个文化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差异在绘画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克服绘画作品空间的局限性的处理方式为例：西方艺术家往往采用焦点透视的方法，利用观者视觉上的错觉和幻觉；中国艺术家则往往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表现空间的无限广延性。
　　西方这种焦点透视的方法几乎是严格依据服从物理视觉原理，推崇不以主观的情绪使眼睛流盼不拘地看待对象，不“以大观小”。西方绘画就是依据透视和解剖的写实法则，使严谨的单个形体通过准确的透视关系形成组合，构成空间纵深感与局部真实完好结合的画面。贡布里希在评价文艺复兴早期大画家乔托的画时指出：“由于找到了表现空间感的方法，这位艺术家改变了关于绘画的整个概念，乔托不再使用那种图解式的画法，而能够创造出一种艺术的幻境，以致我们在面对他的作品时，竟会觉得画中所绘的宗教故事就发生在自己眼前一样。”
　　中国画根基于中国民族的基本哲学，即《易经》的宇宙观。《易经》所谓阴阳二气化生万物，这生生不息的阴阳二气构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中国画的主题“气韵生动”，就是“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中国画的透视法是散点透视的方法，从世外鸟瞰的立场观看全方位的律动的大自然，意在构造一个最为和谐、符合作者情意的画面。在中国的远景里看不见刻画显露的凹凸及光线阴影，浓丽的色彩也隐没于在轻烟淡雾里。一切的景都为境服务，一切的境都隐含在景中。中国的绘画不重写实，重写意；不重形似，重神似；不重以还原事物为准则的“真”，而更重事物人格化的“善”和“美”；重感知，不重逻辑；重个人体悟，不重严密的体系构造。起码最高境界是“意境”，而不是“摹仿”。
　　总体来说，西方的理性文化在对事物细节的描摹和表现上极为逼真细腻，能够很好地还原事物场景的真实性，而中国的感性文化能在文学作品中完美艺术巧妙地展现作者的真实情感和感受。这两种文化思维方式，都是其各自文化背景和哲学思想的潜移默化下演绎发展的结果，都是人类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