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迪

　　2013年第12期 炎黄春秋杂志


　　1966年12月，彭德怀从成都被揪回北京批斗。关于彭德怀被揪回北京的具体过程，存有多种说法。我作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揪彭德怀行动”的参与者，愿意提供我所了解的内容。当时我是北京地质学院66届学生。1966年12月，我和几位同学步行串联到重庆。16日晚，我们去了“北地东方红”驻渝联络站。联络站设在市中区临江门附近沧白路街边的一座小楼（文革前的重庆市政协办公楼）里。上楼的时候，偶然遇到北地东方红负责人之一的王大宾，他很热情地招呼我。我和王都是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的四川老乡，文革前就比较熟悉。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成都来，王大宾立即表示有要事和我谈。在二楼的一个会议室里，王大宾告诉我，东方红驻成都联络站和驻重庆联络站都接到朱成昭（北地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传达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我们把彭德怀揪回北京。他问我：“听说彭德怀在成都，不知道他住什么地方，有没有可能藏在军区大院？”我母亲在成都军区作军医，我们家就一直住军区大院。王大宾向我提出这样问题，当然因为彭德怀是元帅，曾担任国防部长，很自然会想到他在成都会住我所熟悉的军区大院。我告诉他：“成都军区机关已经开展‘四大’，大院内战斗队林立，抄家之风盛行。军区主要机关分布在北较场和西较场，还有一些直属单位分布在成都各地，这么大的范围要藏个把人不难。但是，彭德怀这样的大人物，要安全保密地藏起来很难，除非军区领导对他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可是司令员黄新庭、政委郭林祥已经被批斗了，主要罪状是紧跟贺龙、罗瑞卿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们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去保彭德怀这样的‘死老虎’，彭德怀如果还藏在军区大院，早就被机关的战斗队抓出来了。”王大宾将我介绍的情况详细记录在本子上，还告诉我，说他10月下旬和十多位同学到外地串联，准备先到韶山和井冈山，然后沿红军长征的路线步行。可是他在火车上生病了，只好在武汉下车，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上大学后就没有见过面的母亲知道他生病了，一定要他回老家德昌养病，于是他买了船票回四川。不想遇到这么一个突然情况，要他在四川抓彭德怀。那么，彭德怀是怎么到四川的？到底是谁要把他揪回北京呢？1965年9月，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要他到四川任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总指挥是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本来彭德怀不愿意去，毛泽东为让彭德怀能接受安排离开北京，当面甚至还说了诸如“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样的话。彭德怀于当年11月28日下午离京赴川。在他行前的11月10日，由毛泽东亲自布置江青组织炮制的影射彭德怀搞翻案的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此文后来被视为点燃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1月30日，即彭德怀到达成都当天，《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此文。一到成都就忙于工作的彭德怀是在12月4日看到的，当即大怒，说这是打了自己一耳光。（王春才：《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但他不知道，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谈到这篇文章时又说了：“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1966年5月27日，彭总正在前往贵州六盘水的路上，车到四川大足县被西南三线建委以传达“五 ？一六”通知精神的名义召回成都。传达会很快变成了批判会。会上，有人指责他“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 ，攻击‘三面红旗’”、“翻案”等等。彭德怀说明、检讨，三次不能过关。继而，又追问彭德怀和彭真的关系，要彭德怀交代“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会后，西南局书记处指示，以简报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报告批彭的情况，并将这一简报在党内各级组织传达。李井泉的报告一箭双雕：既证明他贯彻了党中央、毛 的指示，又表示他已经和彭德怀划清了界限。1966年12月13日，在周恩来等人召见首都几大院校红卫兵领袖的会上，江青突然说：“你们不是很能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抓海瑞？听说他在四川经常上街看大字报，与人谈话，很逍遥自在么！应该把他抓回来，要他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1966年12月15日，戚本禹又对北航红旗的负责人韩爱晶说：“告诉你们，彭德怀现在在成都，是三线副总指挥，在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抓回北京，打倒在地。这是首长的指示，已经毛 同意。”当年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其所著的《王力反思录》中提到将彭德怀从四川抓回北京是在周总理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的，书中这样写道：“我从秦城出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来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地说，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难定。如到四川揪彭德怀，戚本禹说他是执行中央的决定，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作的决定。我说，中央开会我都参加的，这个会我没参加，大概不是中央的会，是专案组的会。他们说问过汪东兴、杨成武，是不是中央的决定，他们说是的。”这就有了朱成昭接指示后给北地东方红驻成都和重庆的联络站打电话，传达中央揪彭指示的事。王大宾到了重庆联络站才知道中央指示，于是决定：在渝的同学除办展览的留下，其余全部到成都集中。同时又通知在成都联络站的同学，抓紧时间了解彭德怀的下落，准备行动。12月18日，在四川省地质局会议室，北地东方红在四川联络站的几位负责人：钱辛、王大来、谭保华、陈保堂、张华清、郑文卿等，向王大宾详细汇报了几天来的进展。正在众人为寻找彭德怀而绞尽脑汁时，郑文卿巧遇彭德怀在街上看大字报。据郑文卿介绍：他和另外一位同学根据彭是三线建委副主任的线索，专门到三线建委办公地门外守候。守到天黑，看见一老一少从三线建委大院出来，年老的有点像彭德怀，于是紧随其后。这两位一路走一路看大字报，捡传单。因为天黑看不清面目，郑文卿跟得很近，听到了老者的咳嗽声，由此判断老者感冒了，可能会到药店买药。于是他抢先来到附近的药店。这一老一少果然进来买药，郑文卿在灯光下清清楚楚辨认出这位咳嗽的老者就是彭德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