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东坡笠屐图》

　　林冠群


　　东坡书院《坡仙笠屐图》
　　
　　日本富冈铁斋画的《东坡笠屐图》
　　
　　朱兰嵎画的《东坡笠屐图》
　　
　　以上三幅“东坡笠屐图”是“野老放歌”于2011年3月20日发表于微博论坛 ？儋州版上的《一个没有证据的结论——与衣若芬商讨东坡笠屐故事》一文（下简称《结论》）的插图排序原样。那时，“野老”并不知道东坡书院的《坡仙笠屐图》的作者是谁，所以在此画的下方又加了一行字“朱兰嵎画的《东坡笠屐图》”。但两幅画的名称显然不同：一为《坡仙笠屐图》，一为《东坡笠屐图》。然而，在“野老”看来，这两幅画名虽不同，但作者都应该是朱兰嵎，所以他在《结论》一文的末尾又特别借曾经到过徐州放鹤亭的阅历来郑重说明：“那里的《东坡笠屐图》与儋州东坡书院的《坡仙笠屐图》如出一辙。”
　　至2012年6月，我发表《东坡笠屐图考》一文（下称《图考》），指出《坡仙笠屐图》的作者实为宋末元初的画家钱选，并论述朱兰嵎号称所临摹的《东坡笠屐图》不可能是李伯时的作品。“野老”从我的论文中知道《坡仙笠屐图》的作者为钱选之后，不加说明，直接抄袭我的研究成果，在他的《谁是东坡笠屐图的首创者》一文（下称“韩文”）中，堂而皇之地写道：“《东坡笠屐图》有许多版本，形态各异。主要的画家有李伯时、钱选、唐寅、尤求……”似乎钱选也是他发现的。
　　“野老”从我的论文中知道《坡仙笠屐图》的作者实为钱选之后，本应该明白他在《结论》一文中将“朱兰嵎画的《东坡笠屐图》”一行字写在《坡仙笠屐图》的下方是错误的，但却无视自身的错误，反而不顾前后矛盾，在“韩文”中又反过来说这两幅画有很大的区别：“仔细比较两个《东坡笠屐图》（其实另一个是《坡仙笠屐图》），东坡的形态略相似，但在面部、神态、服饰上却明显存在差异。”前面说“如出一辙”，后面知错之后不肯认错，又自圆其说“明显存在差异”！
　　从以上论述可知，“野老”在《结论》一文中早已将《坡仙笠屐图》与《东坡笠屐图》混为一谈，可是在“韩文”中，为了反驳我的观点，他竟然断章取义地说我的“最大失误就是把两个不同版本的《东坡笠屐图》混为一谈”！我在《图考》一文中所论述的《坡仙笠屐图》与《东坡笠屐图》分明是作者不同、题目不同的两幅图，而不是如“韩文”所说，是“两个不同版本的《东坡笠屐图》”。而且我在《图考》一文中非常明白地表述：“如果《结论》所指有翁方纲跋语的广东博物馆所赠《东坡笠屐图》就是这幅画（指《坡仙笠屐图》）的话，其作者必定是钱选而不是李伯时。”为什么这样说？正因为“野老”在《结论》一文中早已将两幅画混为一谈，在《坡仙笠屐图》的下方标示为“朱兰嵎画的《东坡笠屐图》”，让人看了顿生疑窦，所以我在文中表明：“《结论》所指定为广东博物馆所赠予儋州东坡书院的那幅朱兰嵎临摹的《东坡笠屐图》，早就存在于书院的墙壁上。”看来，“野老”非但不肯认错，反而将自己的失误转嫁到我的身上。“野老”这种惯于掩饰自己错误的举动还有，在《结论》一文中他特别用括号注明：（李通直，即李伯时）。如此明显的错误经我在《图考》一文中指出李通直不是李伯时而是他的弟弟李亮工之后，他在“韩文”中仍不认错，却若无其事地袭用我的正确解释：“李亮工，名公寅，为李伯时之弟，时为韶州倅。”真是大言不惭，“李通直，即李伯时”，忽然又变回“李伯时之弟”了！
　　疏于检点，时有错误，在所难免，但要诚实，敢于认错。
　　“野老”置于《结论》一文中的《东坡笠屐图》，并非全幅，至其发表《谁是东坡笠屐图的首创者》（即“韩文”）时才全幅呈现。目的是想证明我弄错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但如上所述，“弄错版本”的是他自己。什么叫“版本”？版本指的是同名、同作者、同内容的一种书籍或纸质艺术品（如书画等）经过多次传抄、刻印或以其他方式而形成的各种不同本子。如此看来，《坡仙笠屐图》与《东坡笠屐图》本是作者不同的两幅画，不能把它定为“两个不同的版本”。据张友仁《惠州西湖志》的记载，《坡仙笠屐图》有石刻拓本传世，光绪五年儋州学正刘凤辉仿制而置于儋州东坡书院内的《坡仙笠屐图》才称得上是惠州西湖石刻本的又一版本。而明万历朱兰嵎自称临摹李伯时的《东坡笠屐图》，若要称为另一“版本”的话，那就须要找出李伯时的原作来，找不出原作，怎能妄称是“李伯时《东坡笠屐图》的不同的版本”？假如广东博物馆所藏的朱兰嵎自称临摹李伯时《东坡笠屐图》并非朱兰嵎的原作，那“野老”所称的这一幅《东坡笠屐图》也只能说是朱兰嵎作品的另一版本，与李伯时全无关系。明白了这一点，就“谁是《东坡笠屐图》的首创者”这一问题，拿所谓“版本”来说事，一点举证作用也没有，根本不能驳倒我的李伯时不可能画《东坡笠屐图》的观点。
　　再来看看“野老”所提供的这幅朱兰嵎自称临摹李伯时的《东坡笠屐图》（见下附图）。
　　我写作此文时，虽还没有见到“韩文”所说的原件，但从画面上看，的确有朱兰嵎的题款：“右李伯时写像上有此数语题识。”然而他所说的画面上的“数语”却与钱选画作《坡仙笠屐图》上的题款大致相同：“东坡一日谒黎子云，途中值雨，乃于农家假篛笠木屐，戴履而归。妇人小儿争笑，邑犬争吠。东坡谓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因这一相似之处，我曾认为宋末元初的钱选所画为至今所能见到的《东坡笠屐图》的最早记录，然而近阅清初江浙目录学家、藏书家姚际恒的《好古堂家藏书画记》卷上有“张逵东坡笠屐图”一则记载云：
　　“張逵东坡笠屐圖。后有魏了翁、馮子振、邓熙、李孝光跋语并诗。今录三人。‘东坡在儋耳，一日访黎子云，中途值雨，从农家借篛笠、木屐，戴履而歸。婦人小兒爭笑，邑犬爭吠。东坡谓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魏了翁）……”
　　由以上记载可知，朱兰嵎画幅中的题词款识与张逵所画《东坡笠屐图》中魏了翁的题词完全一致，再看比魏了翁小十四岁的费衮的记载：“东坡在儋耳，一日过黎子云，遇雨，乃从农家借篛笠戴之，著屐而归。妇人小儿争随相笑邑犬群吠……今时亦有画此者，然多俗笔也。”（《梁溪漫志》卷四“东坡戴笠”条）虽然以上记载，字句小有差别，但都是有关“东坡笠屐韵事”的内容。只有一点可以明确，魏了翁与费衮都是南宋中晚期人，比钱选生存的年代略早，因此张逵的《东坡笠屐图》也应比钱选的《坡仙笠屐图》还要早些。但张逵的《东坡笠屐图》至今未见，不知与钱选的画作有何区别，也不知道朱兰嵎所临摹的是否就是张逵的画作还是钱选的画作。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朱兰嵎画作上的题词既然与魏了翁的题词一致，那他所标榜的临摹“李伯时”之画，就肯定是伪托，因为李伯时的名气显然比张逵要大得多，如果当时社会上有李的《东坡笠屐图》传世，魏了翁等决不以相同的题词加在张逵的画作之上。费衮所谓“今时亦有画此者，然多俗笔也”应是指张逵等辈所画的《东坡笠屐图》。所以这则记载也从另一个侧面再次证明李伯时不可能画过《东坡笠屐图》，“东坡笠屐韵事”应是南宋时期才流行起来的故事。所以衣若芬女士在看了“野老”的《结论》之后，很不服气，直陈：“东坡笠屐像，大概出现在十二世纪、东坡逝世100年左右。画像的记录在南宋以上周子知（应是周紫芝）这些文人的题画诗中可以看得到。”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衣若芬女士要比“野老”严谨得多。作为学术研究，“野老”不应在《结论》末尾仅依据一篇不实报道便煽动性地提出：“令人对衣若芬产生种种的猜想。”即使衣女士缺乏证据，也不能妄想人身攻击，要“猜想”别人的身份。正如我也不会因为“野老”这副“马甲”也要去猜想《结论》一文的作者一样。
　　朱兰嵎自称临摹李伯时《东坡笠屐图》的不可靠，翁方纲虽然眼拙，起初也是心里不够踏实的，所以一直都在求证，直到晚年仍有“盖予年来始得考信焉”的话，说是“此摹龙眠手迹。坡翁之写真，合诸陵川诗注，传笠屐精神”，然而，翁方纲这句似乎很自信的话仍有漏洞。这句话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这就是临摹的李伯时（龙眠）的原作。将东坡肖像结合到《陵川集》中有关诗句的注解，可以传播东坡笠屐精神。”翁方纲根本就没有见过李伯时的原作，怎么就能断定朱兰嵎的仿品临摹的就是李伯时的原画？然而他自信满满的理由是，他拿东坡的肖像与《陵川集》的注解结合起来看，掌握了充分的“证据”。那么元代郝经的《陵川集》中的注解到底是怎么说的？查四库本《陵川集》卷10载有《东坡先生像》一诗，其末尾有句云：“画工岂有浩然气，谩著南箕翕舌空点痣。不如夜寂对江月，皓皓见公真颜色。” 其下附有注解一句：“面间多黑子，故云。”画工是谁？没有点明，但从诗意看，郝经的眼中，这位画工肯定凡俗，不是李伯时之类的高手无疑。因为“南箕翕舌”一句是批评这位画工将东坡脸上的黑痣画得一团糟，有损东坡形相。而翁方纲反而因其中有“面间多黑子”一句，如获珍宝。说明他又是空欢喜一场，“面间多黑子”的肖像画并不能帮助他直接证明李伯时曾经画过《东坡笠屐图》！
　　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