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align等于！center！>历史上贬官对海南文化的影响

云杰



　　前言
　　
　　　　海南岛孤悬海外，远离中原地区。在古代海上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与大陆之间联系是相当困难的。因此，相对中原地区，海南岛的开发是较晚的。在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远离皇朝中央的海南岛，历来被视为僻鄙教化未开的海角微博。史籍不乏“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地极炎热” ，“风涛瘴疠”之类的记载，是唐宋以来，惩处“逆臣”、放逐政敌的所谓孤悬海外的“蛮荒”之地。这些“逆臣”大都是文章、道德兼优的仁人志士，到了“蛮荒”的海南岛，一面从事生活奋斗，一面传播中原文化，对于海南岛的开拓，提供了很大的贡献。正因为这样的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海南形成为一个汉文化范围内独特的文化区域。在悠久的文化传统中，逐渐催生了一种不可代替的，有特殊文化内涵的“贬官文化”。
　　　　贬官制，是我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种行政惩罚制度，一般是对所谓的“罪臣”制度加以贬谛，在帝王朝中使用普遍。贬官，顾名思义，就是官职贬低，或挂一虚衔，或一贬到底，被充配到某地度晚年。在古代封建社会，孤悬海外的海南岛由于交通不便利，相对偏僻路遥，生活条件艰难，且远离中央皇权的统治中心，无疑成为历代帝王发配贬官的理想场所。加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的大一统思想，封建统治者把贬官发配到边陲海南岛，也是“皇恩”所至，象征王权的统治。
　　　　贬官文化可以说是无可奈何地成为海南文化的一个特殊的景观。它由一些不幸的政客、文人构成。有当朝宰相，有“千古风流”的大文豪。也有可谓“金戈铁马”的大将，官职之广，数量之多，历时之长，举世罕见。这些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宗派争斗、政治倾扎中失志的贬官谛宦，墨者文人，被贬人到海南岛不仅是仕途的不得志，就是生活上不也如意。但他们还是克服了个人的困难，在海南从事生活奋斗的同时还积极地传播中原文化，传播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以中原的文明教化当地人民，千方百计地使海南各族人民“王化”。他们的到来对当地人民“熏染过化，岁异月或不同，世变风移”更为海南的文运兴盛，教化打开打下了文化教育的坚实基础。
　　　　
　　 （二）
　　　　
　　　　 贬官对对文化教育的影响
　　　　
　　　　 唐宋以来被贬至海南的人士中许多都是经科举考试踏上仕途的。他们对海南岛来说是一批难得的饱学博问之才。他们在政治失意的境遇下，或“以训传诸经”，或以“论文考史”赋诗著述等形式，给海南的文化教育发展予不同程度的影响。
　　　　 按史载，海南岛的文化教育起始于唐代初期。唐代海南文化教育的产生，其主要在于大量流配谛臣与文人的到来。他们为海南的文运教化大开打下了文化教育的坚实基础。
　　　　 从唐代贬官王义方的“预选生徒，开陈经书” 到宋代贬官，大文豪苏轼的“讲学明道，教化日兴”，使儒家学说和汉族文化艺术在海南岛居于主导地位。
　　　　 被贬人士中，在海南岛积极传播封建文化教育的第一人，是唐初的王义芳。贞观末年，王义芳因事抵罪，被贬为吉安县丞。吉安属今昌江县境内，唐时皆为俚人（今黎族同胞）聚居的地方。王义芳到达吉安后，深入俚人村寨，体察民情，面对人民处于穷乡避壤，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状况，决心从兴办教育以启迪人民学习文化着手。于是在吉安任职期间，他召集黎族各垌首领，商议教化，“稍选生徒，为开陈经书，行释奠礼，清歌吹笛，登降跽立，人人悦顺”。为海南少数民族社会的进步和民族教育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同时也加强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相互了解和团结，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对海南封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最为重大者要数北宋一代文豪苏轼。自绍圣四年（10970年）至元符元年（1100年），苏轼被贬到海南昌化军（今儋州中和镇）四个年头，以“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九死南荒吾不悔” “余生欲老海南村”的深挚感情，以“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开拓文运，振兴后学的决心和信念，为当地黎汉人民创办学堂，建设学，贡院和私学。没有笔墨与书籍，他亲自采松制墨，自编教材，教民读书著文，为海南文化事业进入繁荣阶段奠定了基础。因此在当时就造就了一批“破天荒”的人才，开创了海南一代学风。
　　　　 史载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中举人者姜唐佐，就是苏轼精心培养的得意弟子；苏轼获赦北归后三年，儋州有王霄、陈功、李迪等举名经者，有杜介之、陈孚等举文学者，凡十余人；北归几年后，受到苏轼文化教育影响的昌化人（今东方市四更镇）符确破天荒的考中海南历史上的第一进士，其后“业精而成，登巍科目无仕者继踵而出”。有宋一代，海南共出了十二位进士，使“蛮荒之地”放射出文化人才的曙光。史书指出“自（指苏轼）后十余年，文学彬彬，不异闽浙”“科目自隋莫胜于进士，琼在宋四榜连破天荒”“自昔，郡学之制，则始于庆历，详于淳熙，有自来矣。人物之盛，在宋时有扬誉苏门者焉，有声驰甲科者焉，亦有文坛乡帮者焉”所以后人评价“苏文忠公之谛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胜实自公启之。”苏轼对海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标琼海之先声”的启迪诱发的重大贡献，在海南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有人说“苏轼对海南文化的影响似乎远远超过孔夫子。他为海南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某种历史基础。苏东坡是海南文化的启蒙者。他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海南文化向大陆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他又成为海南岛文化的“偶像”，海南人通过这个“偶像”来吸收孔孟儒学精神，这便是同大陆文化与孔孟儒学的直接“血缘”关系有所不同。”【张三夕《从古代的政治流放地到现在的经济特区—论海南岛与大陆文化认同的历史性特征》海南师范学院报（人文版）2000年第三期】这些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实在不为过。除上述对海南文化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贬官外还有宋代贬官胡铨居崖十数年，“天天训传经书”，当地黎首闻铨名，谴子来崖从铨读书。宋代贬官丁谓“在崖三年，教人读书为文”，“其所著诗文亦数万言”。
　　　　 苏轼等被贬人士为海南文化发展写下了最新最美的篇章。所有的这些被贬人士在海南都直接或间接对海南的文化教育作出了贡献或具有一定的影响。海南文化教育从唐开始，深受被贬人士的熏染而到了宋代便奠定了海南文化事业发展的基础。“琼管占在荒服之表，历汉及唐、至宣宗（唐847—859）朝，文化始洽”。海南文化教育到宋代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由于得到这些高级人才的海南文化更是面目一新。明代的海南文化教育产生一个繁荣昌盛的局面正是在唐宋文化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三）
　　　　　　
　　 贬官对社会习俗的影响
　　　　
　　　　 被贬人士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他们携带来的不仅是他们的父老妻儿，而且还有故土的乡风民俗、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来自不同地域文化在海南岛这块土地上冲撞、交织和融汇，为海南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使海南文化呈多元化发展。
　　　　 “北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心。”在被贬人士中，对海南人的社会习俗的影响最大的，最有成就的是苏轼。至今在海南苏轼被贬之地—儋州仍有许多关于苏轼为民做好事，改变人民的不良生活习惯，转变社会风气等传说。
　　　　 当年苏轼居儋耳，当地民众多取咸滩积水饮用，以致常年患病。为解除民众疾苦，苏轼亲自带领乡民挖 了一口井，取水饮用，疾病便少了。此后，远近乡民纷纷学苏轼挖井取水，一时挖井成风，改变了当地乡民饮用塘水习惯。后来人民纪念他的功绩，便把那口井命名为“东坡井”。
　　　　 苏轼对海南风俗习惯的影响，最具特色的就是对被贬地人民的语言习惯的影响了。苏轼在儋州，常接近劳苦大众，颇受爱戴。苏轼当时讲学用的语言是他的家乡话—四川官话。同时他还带动当地的塾师用四川官话讲学。虽然苏轼当时的四川官话不等于现在的普通话，但却为后来儋州人用普通话授课，推广普通话打下了基础。“这种口音在当地乃至省内少数年长的读书人流传。”
　　　　 苏轼居儋州时面对当地人的迷信，民族关系，生产劳动习俗等都曾做过积极的影响。通过他的倡导，身体力行而改变了当地人的陋习。苏轼居儋州时，海南恶疾流行，而人民又缺少医药的知识，通常是通过迷信活动来治病。为改变当地人的这种陋习，苏轼对药物进行了研究，并为百姓开方治病，还曾专门向居住在广州城的王敏仲索来黑豆，制成辛凉解毒的中药淡豆鼓，为民治病。自此以后，当地百姓纷纷种这种黑豆，后人称其为“东坡黑豆”
　　　　 苏轼不仅要改变海南人的生活习惯，还要积极地要改进海南人的生产劳动习惯。苏轼在其著名的《劝和农六首》诗中，苦口婆心，竭诚劝说黎族同胞改变“不麦不稷的状况，改变“朝射夜逐”这种单纯狩猎的劳动习惯，革 ，重视农耕，改进工具，戮垦荒种植发展水稻生产，这样就会“其福永久”。苏轼的这首《和劝农》诗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苏轼在海南，所进行的移风易俗活动，是取得一定成绩的。他北归过润州时，有人问他：“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他回答：“风土极善、人情不恶”。
　　　　 另一位对海南社会习俗影响比较大的贬官，是曾为唐顺宗朝的年轻宰相，一代文豪韦执谊。韦执谊于元和元年（806年）被贬崖州（今琼山旧州镇）任司户参军。韦执谊在以刺史李甲为代表的官员们的衷心支持下，在崖州“摄郡（州事）”后，临民唯谨，做出了“旧宰相谛外，鲜留心政理”所没有做出的利益人民的好事，为崖州的开发建设做出了贡献。主要是兴建岩塘水陂，把亢旱的打铁坡改造为良田；教羊山地区人民牧羊、耕种、被称为祖师爷。
　　　　 韦执谊在崖州境内建设的岩塘陂，在唐代甚称海南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之一，人民至今称颂不已。清康熙时代特简文林郎琼山知县林运鉴曾评论说：“至今九图万民歌颂不忌者，胥赖两陂堤，合以济也。创者一人，功垂万世，府志有载，谁曰不宜？历观韦氏，世传兴创水利为功；瞻二陂者，不忘韦德。”
　　　　韦执谊在海南的这些建设，无疑是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产劳动习俗。提高当地人民的劳动效率和丰富了当地人的生活。于是韦执谊被尊称为“韦崖州”。
　　　　 曾在宋朝真宗、仁宗两朝为相的丁谓也是对海南社会习俗影响较大的贬官。丁谓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曾在京城主持过建筑。在被贬崖州后，他还积极地给当地百姓传授建筑技术，帮助乡民修建房屋，改善居住条件。
　　　　 《正德琼台志·风俗》说：“琼僻居海屿，旧称殊陋。唐宋以来，多名贤放谛，士族侨寓，风声气韵，后濡染不能无古今淳漓之别”。《宋进士提名记》也说：“琼筅在荒服之表，历汉唐，至宣宗朝，文化洽”。这表明从唐朝以来，放谛来海南的许多明贤，都曾传播中原文化，对改变海南风气起过一定作用。他们的积极提倡与身体力行使“蛮荒之地”的黎族同胞也步入了文明之列，使黎族同胞日益开化。
　　　　
　　 （四）
　　　　
　　　　 贬官在中央对海南统治中所起的作用
　　　　
　　　　 魏晋以后，中原多敌，汉族人士或官或商或迁或戌，纷纷南来。海南岛作为黎汉等民族杂居之地，民族团结问题向来显得十分突出，它直接关系到这一地区的政局安危、经济兴衰，关系到各民族的整体利益。
　　　　 被贬人士尽管官职被贬低，有的只徒虚名，有的甚至被解除官职化为平民。尽管这样，曾经为朝廷高官、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被贬人士仍然坚守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在被流谪地推行文教德化，以完成“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的理想。
　　　　 这些被贬谪人士身处“蛮荒”之地，壮志未酬，坎坷的道路，流离颠沛的生活，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基层，和各族人民朝夕相处。史书记载中，大多数被贬人士都与被贬之地的老百姓关系融洽、友好相处，甚至有的被贬人士的后人化为黎族中的一员，这些被贬人士与当地老百姓朝夕相处中，把他们在中原所具有的先进文化传播给了当地人民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促进黎族人民的进步，有利了国家的统一。缩小了海南区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增强了海南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认同。
　　　　 通过被贬人士在海南的活动，客观上也有利于中央对“蛮荒”的海南岛进行王化。把贬官发配到海南岛，也是“皇恩”所至，象征王权的统治。加上被贬人士大多是朝内忠臣，尽管被贬但仍然对朝廷忠贞无二。李德裕诗：“独上高楼望帝京”正是这种思想的表现。赵鼎被秦桧残酷迫害致死在贬所，但他致死仍然表示“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力死所不移”。这些忠于朝廷的贬官们在与老百姓相处的过程中，通过言行自然而然地把忠君思想灌输给“天高皇帝远”的黎族老百姓。特别是他们通过办学把孔孟思想灌输给黎族人民，使“蛮荒”地的人民“王化”。这样看来，贬官在海南是促进了中央皇权对海南的统治的。他们在海南的活动客观上在中央对海南统治中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皇帝们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放心把这些“逆臣”贬至海南而不用担心他们到遥远的地方后另立政权与中央抗衡。加上“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的大一统思想，所以封建统治者把“逆臣”贬至海南也就是“皇恩浩荡”。
　　　　 尽管历代统治者不乏对海南人民进行军事镇压，但中央集权对海南的统辖始终处于时收时放的状态。特别是在放的时候，贬官在海南正好可以维持中央对海南的遥控。封建统治者可以通过贬官来了解海南，而贬官在恢复官职回到朝内后，他们根据在海南的亲身体会又会制定相对符合海南实际的统治政策，从而有促进海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贬官通过他们在海南的活动沟通了海南与中原皇朝的关系。特别是在民族关系方面显得非常突出。据史载，王义芳、韦执谊、李德裕、苏轼、丁谓、李光等大量的被贬人士都曾经有为民办实事，团结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进行文化传播，促进民族关系的事迹。他们的这些活动既使少数民族日益开化，使海南的少数民族和中原各族一样能接受中原先进的封建汉族文化。他们使汉族和岛上的各族人民团结在统一的中央皇朝集权下，促进了海南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一致性。
　　　　
　　 （五）
　　　　
　　　　 贬官对海南人精神的影响
　　　　
　　　　 作为人的思维活动和一般的心理状态的精神，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而精神又是一个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海南精神”是在海南岛特定的人文环境中形成的。“海南精神”的形成中我们不能忽略对海南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的被贬谪人士的影响因素。历代被贬谪到海南的人士尽管被贬谪原因各不相同，但是一踏上“一去一千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渡鬼门关”的海南岛，他们的处境又是大多相同的。贬官几乎都是具有相同个性的，就是他们被统治者称为“逆臣”的“逆”。周伟民先生在《论海南精神》中说“如果是继承贬官文化的心态，刚有着强烈的叛逆，耿直和百折不回的精神”。贬官在海南岛上的生活奋斗中则表现出了“一种义无反顾的拼搏精神、拓荒精神和创业精神，有强烈的进取追求，蕴含着坚忍不拔的意志”。贬官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是完全有可以通过他们的言行影响着和他们相处的海南人的。大量的贬官的这些共同的精神更是通过他们的办学而非常明显地影响了海南的士人。我们从海南历史上唐宋及以后的海南士人中都可以看出海南的士人有着贬官的精神的影子。
　　　　 在海南的大部分贬官都是忠良之臣。他们被逐出朝廷并非真的是“不忠”，恰恰相反，正是他们太忠于国家和民族了，以致不顾个人得失和安危和朝内的败类做斗争，被像秦桧这样的奸臣（在当时来说是汉奸、卖国贼）所陷害。他们的忠肝义胆、宁死不屈、自我牺牲的精神是深深地震撼着海南人的心的。他们在海南岛上的活动更是使这种精神更显得难能可贵。海南人是同情和理解他们这种精神的。我们从他们一踏上海南岛就受到海南人的热情欢迎和帮助而不是落井下石就可以看得出来。海南人迎来这些被贬人士的同时也迎来了他们的精神。贬官的个人精神亦通过他们和海南人的相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海南人的文化心态、价值取向。
　　　　 从海南人的民间传说及建公祠纪念贬官可以看出海南人不仅认同贬官的精神还积极地学习和继承了他们的精神。在五公祠里的两副楹联可以概要地反映了海南人民对贬官的崇敬。其一：唐嗟未造，宋恨偏安，天地几人才置诸海外；道契前贤，教兴后学，乾坤有正气在此楼中。其二：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益坚此志；先其所忧，后其所乐，但愿群才奋起，莫负斯楼。在第二副联中体现出了海南人积极主动地学习贬官的优良品质。
　　　　 贬官的精神在历史上海南籍的士人中表现较为突出。历史上海南籍的官员中，极少有不忠良清廉者。而海南籍官员的老师们亦大多是忠良之臣，清廉之官。我们从海瑞、唐胄、丘浚等海南官员敢于触犯龙颜直谏的精神中不难看出他们继承了抗金英雄或主张抗金的爱国贬官的刚正不阿的政治骨气。即被统治者称为“逆臣”的“逆”。不仅是封建社会的海南籍官员继承贬官的忠肝义胆，仅近代以来亦有无数的海南人为了祖国家和民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宋庆龄、张张云逸、冯白驹、周士弟便是这种精神的杰出代表。这种为国家，为民族宁愿做自我牺牲的民族气节正是“二十二年红旗不倒”“红色娘子军”的精神支柱。
　　　　 从上面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贬官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确实是深深地影响着海南人的精神。海南精神中是含有贬官的一些优秀的品质的。
　　　　 （六）
　　　　
　　　　 历史的思考
　　　　
　　　　 历史上被贬人士对海南历史文化的发展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通过他们在海南岛上的活动，海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不同程度地得到发展。是他们最早在海南办学，开创海南文化教育的先河，是他们改变了海南落后的生产技术，落后的生活习俗等。促进了海南社会风气的文明。她们爱护少数民族，团结少数民族，促进了民族关系的融洽。他们在海南也促进了海南岛与中央皇朝的关系，维护了祖国的统一。被贬谪人士的优秀品质亦影响着海南人的精神。
　　　　 被贬谪人士在海南充当着文化的传播者。他们有些是自觉的，有些是不自觉的充当了这一角色。他们的影响有些是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他们是海南历史上一批最早的高级人才。从他们个人方面来说，被贬海南是他们人生的不幸，但对海南人来说他们却是非常的难得的人才，是海南的一大幸事。试想如果历史上还有更多这样的人才被贬至海南又或者这些被贬人士在海南的时间更久，又或者他们都像韦执谊那样留在海南，成为他们后代的过琼始祖，那么海南文化也将因他们而变得更丰富，也不至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被人趁为“文化的沙漠”。尽管我们否定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的存在起码可以说明海南文化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文化教育与生产技术方面确实与中原地区存在差距。
　　　　 当然历史不能设想。设想历史不如好好的吸收历史经验把握现在。今天海南的文化教育仍然是落后的，海南仍然缺乏高级人才，在于广大乡村来说，显得更加突出，我们非常的需要大量的人才到基层做文化的传播者。海南建省办特区后，曾有过“十万人才下海南”，可是到最后他们都陆续离开海南，真正留下来并做出贡献的实在是为数不多。这和历史上被贬人士到海南是有些类似的。但是被贬人士尽管生活处境非常困难却对海南文化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而“十万人才下海南”同样是人才，海南提供给予他们的要远远地超过被贬人士。被贬人士是无可奈何的，极不情愿地、抱着“生度鬼门关”的心态登上海南岛的。而这“十万人才下海南”却是自愿、主动地、抱着“淘金”的心态下海南的。可是为海南文化做出贡献并为海南人民称赞与纪念的却是难得一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今天仍然不断有人才进海南，我们应该想办法留住他们，并尽可能地发挥他们的才能。
　　　　 人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产生过程是由历代政治经济、文化、民俗、传统等因素决定的。人才对某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某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如何决定于人才作用的多寡。可以说，人才不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速度的推动力。海南历史上社会经济与大陆内地相比较之落后，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开发较晚与人才匮乏。
　　　　 今天海南的地位已经改变，不在是“蛮荒”之地。而是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今天到海南的人才更是来自世界各地，可谓是各类人才汇集宝岛。这对海南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何利用好这些人才，使之像历史上被贬人士那样对海南的文化、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
　　　　 历史上地域文化昌盛，总是同代表性的文化人才的出现，文化骨干队伍的出现相连接的。海南文化要繁荣昌盛，必须以开阔的胸怀吸收更多具有真才实学的文化人才，尤其是海南较短缺的人才。要尊敬、善待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使他们形成一支强大的海南文化队伍。要提倡外来人才和本地人才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致，共同开拓海南文化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