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造假危害性最大的领域之一，应该是教育领域了。而教育领域中假文凭现象又是特别值得一说的事情。当今中国，无论大小城市，四处贴着有如牛皮癣一样的贩卖假文凭、假证件的广告与联系电话。令人一看就知道，中国就是一个造假王国。有一次我在云南的青藏高原上的香格里拉看到这种假文凭广告，而且广告还是贴在公安局的大门上与围墙上的，可见公然造假已经猖獗到了什么程度。
　　说到假文凭，一般有真的假文凭与假的真文凭和假的假文凭之分。“真的假文凭”是指文凭是通过正当途径办，办文凭的机构有存档，有公章与签名，自然是真的，但是文凭的水份大，没有实际性的东西，这就是真的假文凭；还有一种就是有真学问，但是，却没有真文凭，这种情况叫“假的真文凭”。当然还有一种是既没有真文凭，也没有真学问，从头到脚都是假的，这就是假得彻头彻尾了。
　　人们一谈到民国时候的教育，都无不赞叹不已，确实相对来说，民国时的教育确实曾经辉煌过。这只是一个方面。其实，民国时候的教育成就虽然很大，但是同样问题多多。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里的克莱登大学就不用说了。胡适先生当年做北大校长时，就遇到过许多假文凭事件。不过，那时的假文凭在大学后的学位会比较少见，许多学历造假主要是在中学阶段。因为，那时，大学入学规定必须要读完高中，有高中毕业文凭才能够报考大学，而不允许同等学历者报考，这就迫使许多因种种原因而无法读完高中并且获得高中文凭的年轻学子去造假文凭，其实这些被迫造假文凭的学子中，有不少还真是有真才实学的。
　　胡适先生在其《谁教青年学生造假文凭的》（发表于天津《大公报》1934年12月2日转自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教育卷》，中华书局，1998年1月出版，第257——261页。）一文中详细地谈及了当时民国教育的弊端。就是民国假文凭现象。
　　民国一张假文凭值多少钱？在1932年前后，一张高中毕业文凭，可以卖到80元，这相当于当时一个大学讲师或者一个中学教师一个月的收入。两年之后，由于暴利，因此，制造假文凭的机构也就多了起来。胡适先生正是看到当时报纸上的一个报道说，北平警方破获了一个制造假毕业文凭的机关，总共卖了一千几百张，每张文凭卖出价值平均是十八元。因为，造假者多，竞争激烈，因此，假文凭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跌了近五倍。可见一张中学文凭，由于他是进一步报考的必要条件，因此，这张文凭也就值钱了。
　　当时在国内造大学文凭的还是很少的，要造就造国外大学的假文凭。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数量极少，大学之间互相交流频繁，一个县里出一个大学生，那都是家喻户晓的事情。因此，要查证一个大学生的真劣还是相对容易的。但是，中学就不同了，特别是一些地处偏僻地方，如贵州、吉林、黑龙江这些地方，随便编造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中学的毕业文凭，常常是查无实据。那时交通也不方便，去信查一间中学文凭，常常路上要走二三个月，等到信件返回的时候，那些持假中学毕业文凭入学的大学新生不但已经入学，而且已经学习了三四个月，即使当时的北大清华也不能够幸免。有一年，也就是胡适先生当上海公学校长时，那一年，公学里，用假文凭考进这间大学的学生竟然有七十多人。等到教务处查证之后，报请胡适裁决。胡适一向不重文凭，只论真才实学，因此，要教务处查一查这些靠假文凭入学几个月的学生的学习与考试情况，看看能否把那些虽然持有假文凭，但有真才实学的选出来。但是，这个建议却被教务处无情地否决了。因为，一个人有没有才学是其次的事情，造不造假，这涉及到了人的德性问题。胡适在才学与德性之间只得选择了不造假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品德。
　　最令人尴尬的是，胡适任上海公学校长时，有一次发现一个学生自己制造的用来制造假文凭的大学木质印章与校长私人印章，但是等到胡适发现时，这个学生已经从上海公学顺利毕业了。原来这个学生用假的某大学的印章开了一张转学证明，结果没有通过任何考试就顺利转到上海公学来了，并且只读了两年就得以顺利毕业了。这个时候，他的文凭是真的，但是学历却是假的。
　　 最令胡适难堪的是，他回到家里，遇到自己刚刚初中毕业的侄子，居然也拿着一张假的高中毕业证去报考清华大学。胡适当场坚决反对，并且说：“我们家的子弟怎么好用假文凭！”结果家人说，那是真的文凭，是由某中学派发，由教育局盖印的真文凭。因为，胡适有一个朋友在中学做校长，因此，在上报毕业生的时候，一口气多报了十几个人，因此，由学校上报，由教育局验证的真的假文凭就诞生了。幸而胡适没有允许他的侄儿用这张假文凭去报考清华大学，但是，可以想见的是，当时有多少人是用这样的办法去报考当时的大学。
　　 那么，假文凭究竟是怎样来的？胡适先生分析说，因为民国七八年时间，即1920年前后，民国政府教育部废止了“有中学毕业同等学力者”可以报考大学的这一条章程。因此，假的中学文凭就有了市场。直到1934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才规定没有中学毕业证的人，可以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但是，同时又规定这类学生不得超过报考总数的20，这一限制又为假文凭提供了市场。但是毕竟为那些只在家庭里受教育的孩子提供了一条出路。
　　胡适先生主张用严格而过硬的考试来代替学生的文凭。也就是考试资格可以放宽，但是考试过程与考试结果却要从严审查。他说：“考试若严，应考资格稍宽是无害的。如果文凭可凭，又何必再考试？既有文凭，仍不能升学，而必须考试，这可见文凭不足为凭。我们既不信文凭而信考试，那么，没有文凭而自信有同等学力者也应该给他一个考试的机会。我回想二三十年前，我在上海读了五六年书，从梅溪小学考入澄衷学堂，从澄衷学堂考进中国公学，从来不曾拿过一张毕业文凭。后来考留美官费，也不要毕业文凭。后来到美国，也只凭北京考试的成绩。我觉得那时代不用文凭只凭考试的办法倒是彻底的。”（同上书，第260页）这段话也说明了，假文凭的泛滥成灾，确实是因为社会与体制对文凭的迷信而能力却被抛弃在一边造成的。当时民国的考试，与今天的考试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的考试不但有笔试，而且有教授面试。
　　
　　据说，像当年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负责面试时就曾经出过一道这样的怪题，要学生对对联。他出上联：孙行者，要学生对下联。当时确实难住了许多学生，但是却没有难住后来成为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的周祖谟先生，周祖谟先生面对“孙行者”这个上联，脱口而出，就出了下联：“胡适之”，陈寅恪闻后连连赞叹不已。胡适的名字无意中竟然也成了一道面试的考题。面试，相当灵活，却非常容易考出一个人的灵气，测出一个人的潜能。有了这样的考试，民国时确实把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年轻学子选拔出来深造。当时的杨振宁、钱学森、钱钟书、钱三强、钱伟长、陈身省等这些民国青年才俊就是由这样灵活的选拔制度选出来的。
　　当然，胡适自己也是这种教育制度的结果。他说自己一直读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都没有获得过一张文凭，后来他从康乃尔大学农学院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学师从杜威学哲学，也没有获得什么文凭。其实，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有一段自己关于文凭的隐私没有完全说出来，也就是他即使到了美国，也没有拿到任何文凭，那张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文凭是他回国之后任北大教授做得十分出色，并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与旗手，引领中国一个时代之后，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学术委员会才让其博士学位论文得以通过，并且补发了一张博士文凭给他。这在多年以后，这段隐私隐情才得以曝光。而且更为可笑的是，这张博士文凭，几乎就是他一生中第一张文凭，也几乎是他唯一的一张真的文凭，竟然就是这张迟到了十多年的博士文凭。有了这张来自美国名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真的博士文凭，此后他不断地陆续收到来自世界各国许多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竟然达到38个之多。这恐怕也是世界上获得博士学位文凭最多的一人了。
　　其实，胡适先生一生真的很不看重文凭，他不仅是这样对待自己，其实也是这样对待他的学生，也这样对待他的学术同仁。因此，他才会把他自己从小学，一直读到中国公学，再由考取公学公费留学美国资格，期间都没有获得过一张真正的文凭的隐私亮相出来。他的求学之路上，每一关都由考试决定，报考哪一间更高一级学校，都是考试加面试决定取舍，报名时根本不看他的文凭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背景，才会出现像钱钟书、陈寅恪这样的奇怪学者，他们是长期周游欧美西方列国，求学十几年，却没有获得任何一张文凭的学术大师。这种奇人奇事，只会发生在那样的年代，因为，那时确实是有这样的风气的。后来，教育部改变升学与用人的政策，因此，才有了像钱钟书在其小说名著《围城》里放肆地嘲笑过的，方鸿渐们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的故事，其产生的背景也就是胡适作《谁教青年学生造假文凭的？》一文的前后，那是一个动辄以学历文凭论人用人的民国教育改革时期。把原来可以以同等学力报考更高一级学校的规定，改成了必须认文凭。每一个升学的学生，必须提供低一级的学校的毕业文凭，才允许有报考资格。这样情况的改变，就使得社会上假文凭突然就泛滥成灾了。一个社会缺乏诚信而公正的用人之道，就会出现这种完全依赖文凭的政策，而这种依赖证件的政策又进一步促进了造假之风。
　　在文凭与真才实学方面，我以为美国一直是处理得最成功的。在美国，一张名牌大学文凭的含金量是比较高的，但是，这种含金量是与获得的文凭的实力是成正比的。文凭的信誉与个人的信誉以及社会的信誉必须是合而为一的。同时，即使如此，文凭也不能够替代你获得的机会，特别是取得的成就。美国的大学无时无刻不在开放的平台上自由地激烈地竞争着。因此，在美国即使拥有一张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也不意味着你就有相应的成就。博士学位虽然在世界上是最高学位，但是，在西方学术传统上，本来就只是一个人取得学术研究资格的最低要求。在西方的大学，一个人博士学位的取得常常只是意味着你有了一张入门券，还得从助教做起，然后在岗位上做出成绩来不断地证明自己。在美国没有人可以靠任何大学的任何文凭获得特殊的待遇，一切待遇都要靠自己扎扎实实地去做，才会得到。如此这样的社会，即使有做类似唐骏那样的西太平洋大学博士文凭买卖的机构，其文凭也主要是买给类似中国这样有着文凭崇拜传统的国家，而不会在自己国家使用这种完全没有含金量，更不代表学术水平的博士文凭。从胡适当年的假文凭来看，一个社会如果唯文凭是图，学历崇拜之风泛滥，那么制造假文凭的事业也就会相应地发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