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冤人祝婷婷我是祝江权的独生女儿，在祖国与父母的爱哺中成长，今年32岁。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如何做人做事，我是一个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好青年，因为我除了接受党和国家给予我的正能量教育之外，还因为我有一个好父亲。我的父亲祝江权，1965年11月11日出生在方巾牛村，在农村教育资源缺乏的时代，他和大多数村里人一样，没有多少文化。但是，父亲的不同在于他不甘心停留在原生状态，而是心向阳光，走出命运的限制。父亲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天起，就不再是一个蒙昧的农民，共产党员这个称号是父亲的荣耀也是做女儿的骄傲。从1993年开始，父亲就被拥戴推选为他出生的方巾牛村的村副主任，接下来的20多年时间里，父亲连选连任主任、书记、副镇长，先后获得辽宁省劳动模范、优秀党支部书记、抗暴风雪英雄等多项荣誉称号，说一句忌讳的话，如果在那一次抗击暴风雪的战斗中我的父亲牺牲了，那么，他一定会被追认为英雄成为人民学习的榜样，而不是现在的阶下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蒙冤。父亲把他一生最好的时光全都献身在方巾牛村的大事小情之中。他为人热情仗义，无论是谁，只要有困难，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过去慷慨解囊出手相助。做好人好事对于父亲来说属于正常表现，因为他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听党话跟党走，是党培养了他的这种热情似火的“红色性格”。就像看了一场变脸的科幻电影，突然之间，父亲作为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被司法机关漫画成了一副凶神恶煞的黑社会老大的模样。面对刑讯逼供的野蛮折磨，面对起诉书、判决书的残酷指控，同样，面对辩护词和申诉书的血泪控诉，面对村民和我一样悲痛的签字证明，我作为祝江权的女儿，已经远远超过了悲痛的限度，我和父亲一起经历了这起荒唐“打黑”的全过程，尽管也被公安机关无端折磨刑讯逼供，但是，我和父亲一样，没有恐惧只有希望，我们相信法律的公正与尊严！然而，当最终看到了检察机关与法院的起诉书与判决书之后，我崩溃了，一时间分不清上下黑白，我反复甄别这些白纸黑字，就像卷入了一盘崩溃的弹簧之中无法走出，我在一个个不眠之夜流着眼泪说服自己，如果我的父亲果然如起诉与判决所指控的那样，是一个“黑社会首恶分子”，那么我会陪伴着父亲一起在判决的痛苦中寻求救赎，直到父亲再次回归。但是，如果父亲是被冤枉的，那么我绝不放弃追诉陷害我父亲的真正的恶人，直到云开日出真相大白冤案昭雪的那一天，我说到做到！我是走访了心理学家、法律专家、社会工作者之后，确认我的人格与心理都是正常健康的，我是在完全的理性状态下，在正确的三观立场上开始我的伸冤。我国古代有“击鼓鸣冤”、“临刑喊冤”“拦轿告状”等制度，这是给老百姓伸冤专设的通路，敢于鸣冤者拦下了皇上或钦差的轿子，首先要接受残酷的考验，比如“滚钉板”，即鸣冤者要赤身在插满尖钉的板子上滚过去，滚过五尺长的钉板后往往皮开肉绽，莫说滚钉板，谈虎色变，听说就会吓得半死。这就是以死伸冤，以命求证之绝路。敢于告御状者，只有经受了滚钉板酷刑的人才给予受理。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大案，就是杨乃武的姐姐滚了钉板之后才惊动了老佛爷而平反昭雪的。21世纪是法制的时代，废除了肉刑，不需要滚钉板了，可是，我却告状无门，控告申诉都不被受理，不给立案！我在不眠之夜对着苍天哭喊，我是立下了“滚钉板”的决心为父鸣冤的！我的父亲被如此蒙冤，这绝不是仅仅是父女个人的情感问题，而是要对一段历史负责，每一天都会过去，每一件事情都会成为过去，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过去，和我父亲的冤情纠结在一起的这些人与事也要成为过去，请问，面对这段历史你们能够经受得起良心的拷问吗？我的告状是对天哭诉也是对人诉说，我相信天人合一之理，人做事天在看，我的申告苍天在看，我的诉说大地在听，请领导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看看我的申告信，听听我的哭泣声，请重新审阅我父亲的案卷，将迫害我父亲的真凶缉拿归案，还原我父亲一个称职的共产党员的形象，这也是符合天理民情的事情。杀人者天理不容，打人者法必惩之在我32年的人生经历中，只有在电影里才相信酷刑的存在，可是，在21世纪的今天，光天化日之下，却发生着骇人听闻的酷刑事件！我的父亲被打断了胳膊打伤了腿，活生生的一位体重 斤的壮年男人，仅仅 天就被折磨的骨瘦如柴，据父亲自己陈述，他被吊打、被蒙面灌水、被禁锢在老虎凳上用木板抽打脚心、让吃饭不让喝水等等非人折磨，以至于我的父亲大小便失禁，最长时间124天被关在不见阳光的黑屋子里不让洗澡，父亲被打脱臼的肩关节不能吃饭，不能签字……这些灭绝人性的行为竟然发生在“监视居住”的程序之中！严重地侵犯了人权践踏了法制！同类相残是森林法则，为了制止人类像野兽一样互相残杀，才有了刑法，法律将殴打他人定性为刑事犯罪，造成重伤害乃至于死亡的即为杀人罪，要被执行死刑以命抵命。这就是法律，是人类文明的升华。可是，身为执法者却视法律为没有！他们身穿神圣的警官制服，却像天生犯罪人一样，手段残忍，冷酷暴虐、毫无法律概念，殴打无辜的共产党员如同疯狂的暴徒，他们有恃无恐，其野蛮行为令人发指，这些暴徒就是沈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警官陈鹏、新民市公安局刑警队的陈玉成、郑棣权、姚宁！我的父亲对于这些公然挑衅法律的行为进行控告，我也实名指控这几个披着警官制服的暴徒，我们之所以敢于实名举报，是因为我们坚信法律不会保护这些暴虐的行为！试想，如果是普通人犯下殴打他人之重罪，法律必将严惩！而身穿警服殴打他人如何就可以超越法律成了合法行为？我们的控告被驳回不予立案。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百思不得其解，我们的法律哪里去了？人间的正义哪里去了？一个令人更加奇怪的问题是，这样吊打折磨我的父亲和其他党支部村委会的共产党员，为了什么目的？他们不惜践踏法律通过刑讯造成重伤害到底要逼出什么口供？没有目的！不需要口供！就是要打人！要狠狠地打，残暴地打！不打就不符合“打击”的口号，不打就没有“业绩”，不打就不是“严格执法”！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司法内幕！请党委纪委政法委的领导、请负责任的人大代表、请立法为民的人大常委会，下到基层去，看看我们的立法在现实执行中变成了什么样子！中央号召反腐败，是英明正确的决定，可是，真正的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肆意妄为，陷害忠良，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他们以响应中央号召“打黑”为保护自己的盾牌，将“打黑”演变成政治事件，一提“打黑”二字就是通天指令，谁也不敢多思多想，只要立了案就一通到底，以至于出现所谓“铁板钉钉”，一审到底，一判为终，让法律本身成了受害者。“打黑”是好的，但是，以“打黑”“打苍蝇”之名破坏基层党组织，将基层党组织定性为“有组织的黑社会”，将基层党支部成员、一批批忠诚无辜的共产党员打成“黑社会”组织成员，用政治手段直接破坏百年建立的党的基层组织，利用法律武器直接瓦解打击党的基层组织力量，这样做的可怕后果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白手起家百年基业靠的就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党员，外国反华势力梦寐以求想要瓦解和打击的就是这个庞大的不可动摇的基层党组织对于共产党的信仰，这个信仰是核武器都打不败的，但是，内斗是能够瓦解的，曾经苏联历史上有名的大清洗就是一个血写的教科书。我的父亲是爱党的，做党员是他一生最大的荣耀，他永远不会做与党的要求对立的事情，而他仅仅是基层党组织的一个代表，他们这一代人，朴实仗义，一根筋跟党走，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这些一根筋的党员群体勇往直前的战果。将这些人清除党组织，长眠地下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会答应吗？我的父亲及其党组织成员被对号入座按照“黑社会”的特征凑集材料，这些用来进行有罪推定的事实与证据被完全扭曲，即便如此，这些事情有也好无也罢，都是不需要通过刑讯逼供的“本人承认”来定性罪名的。事实和证据是法律定罪的核心，如何能随心所欲的呢？其他“组织成员”被残酷用刑，逼打指认和祝江权是一个黑组织的，这些人或者都是班子成员，只知道是一个党支部的，或者是干活吃饭的农民，不知道什么叫做组织。 这些人被戴着头盔用镐头把猛烈击打，问：“认不认识祝江权？”“不认识。”“再打！” 狂暴的击打，两下就昏死过去了，用冷水泼醒后再问：“认不认识祝江权？”“真不认识啊。”这些人很惧怕肉体的折磨，但是，不是宁死不屈而是真不认识啊。如此荒唐的侦查，如此荒唐的起诉，如此荒唐不经的庭审，如何经得起历史的“回头看”！请上级党委和人大领导主持公道与正义，沈阳与新民司法机关明目张胆的刑讯逼供且不受法律的约束与制裁，这是谁赋予他们的权力？电影演绎的国民党渣滓洞刑讯江姐那是为了逼出地下党的名单，这是两个党两个阶级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如今，被刑讯逼供的新民市方巾牛村的党员干部，至今也不明白为了什么目的要以践踏法律为代价而由人民警察变成了暴徒！ 杀人偿命是封建法制的复仇制度，但是，杀人不偿命也绝不是法制社会的立法精神，打人者，法必惩之！这是最根本的立法精神的体现，违背了就是违法！ 在此，我再次控告殴打共产党员的暴徒：沈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警官陈鹏、新民市公安局刑警队的陈玉成、郑棣权、姚宁！强烈要求立案侦查，追究真凶！我会坚持不懈的告状，从地方到中央，我要坚持澄清与保护的不是一个家庭的不幸，而是法律的尊严是正义的尊严，我希望得到的最终答复是：打人者，法惩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