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吉林——王建平（音）和他的妻子淑娥（音）在中国算是相对富裕的一对夫妇。他们有相当于1。6万美元的家庭年收入，是中国平均城市家庭收入的两倍以上。

　　他们在这座位于中国东北部的工业城市里拥有一套面积不算太大的三居室住房，还支付了自己的儿子去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学习电气工程的学费。即便用节俭的亚洲标准衡量，这对夫妇的节省程度也很惊人，他们在一家国有银行里有相当于5万美元的存款。

　　然而，和很多其他的中国家庭一样，王家人仍感到有很大的经济压力。他们没有车，而且很少去购物或者到外面吃饭。这是因为，他们的储蓄金正在贬值，虽然这不是他们的过错。

　　在这样一个偏袒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而非工薪阶层的经济体系中，政府人为地把存款利率压得很低，使其跟不上中国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同时，薄弱的社会安全网、过低的工资水平，以及飙升的房价等其他由政府影响的因素，制造了一种囤积的冲动，促使很多人不断地储蓄，以防患不确定的未来。

　　的确，正如经济学家所说，出口和政府在高速铁路系统等大型项目上的投资推动了中国经济这十年间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投资的背后不是消费，而是家庭储蓄——13亿中国人的存款。

　　一些专家把这种体系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它依靠把中国普通家庭的财富转移到国有银行、政府支持的企业，以及那些与该体系有密切关系、得以从中牟利的少数富裕者手中。

　　与此同时，像王建平夫妇这些正在努力奋斗的中产阶级家庭，却无法享受到中国经济奇迹的全部果实。

　　摩根大通（J。 P。 Morgan）的前任高管卡尔·E·沃尔特（Carl E。 Walter）说，“这是整个体系的基础。”他是《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之下的脆弱金融基础》（Red Capitalism ：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一书的共同作者。

　　沃尔特说，“银行听从共产党的安排来决定向谁发放贷款。所以，他们牺牲了普通家庭储户的利益，来为国有企业谋利。”

　　这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中国要继续充当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经济增长引擎之一，就必须培育出一个能够从世界上购买更多产品和服务、并能更充分地分享国家财富的消费阶层。

　　然而，过去十年间，中国的消费支出在整体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非但没有增长，反而显著下跌，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降到了35。目前，这个数字在世界上所有大经济体中位于最低水平。（即便在美国当前非常不景气的经济情况下，这个比重也在70左右。）

　　一些专家发出警告，除非中国提高自己国民的消费能力，她很可能会逐渐陷入经济缓慢增长的困境，目前美国、欧洲及日本就处于这种状况。就今年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降温。

　　“这种增长模式已经过时了，”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说。“如果中国要持续增长，就必须改变这个体制。他们必须停止损害普通家庭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在最新的五年计划中允诺要推动个人消费。然而，这么做有一个风险，会损害中国当前金融体系的一个支柱：为国有银行提供资金的家庭储蓄。

　　在吉林这座以化工制造为支柱产业的城市中，国有银行因拥有大量的储蓄账户而资金充沛。银行以低息将这些资金借贷给企业受益人，其中包括房产开发商，进而推助了房地产投机的泡沫，使房价涨到了很多消费者都无法企及的水平。很多中国城市都靠这种模式发展。

　　同时，位于北京的中国央行，也依赖于中国巨额的消费者储蓄来帮助其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大笔投资，从而人为地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人民币的低汇率使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低价，维系了中国强大的出口经济。但这样做使很多中国人买不起进口商品。

　　关于北京和上海地区的新贵阶层抢购苹果手机（Apple iPhone）、古驰（Gucci）手袋，以及劳力士（Rolex）手表的新闻报道，可能会让西方做起商业美梦，以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然而，在吉林和很多内地城市，消费者的选择仍然限于暗淡的国营商场和家庭店铺。这些城市里的国际“名牌”大多是露天市场上卖的冒牌货和仿制品。

　　在河南街旧货市场上最近一个工作日里，人们在一堆堆衣服中挑挑拣拣，其中有要价3美元的印着米老鼠图案的T恤，还有5美元一件的仿冒耐克（Nike）运动装。仅在几米之外，有一家耐克专卖店，里面出售的正品要价35美元，但却没有一个顾客光临。因为消费者的购买力太低，很多国际品牌都不屑于在吉林这样的城市开设专卖店。

　　随着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形势走低，中国继续依赖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正在受到限制。中国政府明白，赋予中国消费者更多购买力有多么重要。中央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甚至还为他们购买汽车和家用电器提供了一系列补贴。

　　问题是，政府是否能改变中国根深蒂固的经济体系以产生真正的效果。“中央政府承诺，要提高消费在GDP中所占的份额，”长期担任政府顾问的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稻葵说，“问题是，应该怎样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