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
　　　　 A Nobel loan shark ？
　　　　http ：www。zmag。orgsustainerscontent2006 1019bond。cfm
　　　　
　　　　中译出处 ：
　　　　
　　　　http ：dpjlb。iblog。compost11685259601
　　　　
　　　　
　　　　
　　　　一个获诺贝尔奖的放高利贷者？
　　　　
　　　　
　　　　Patrick Bond
　　　　
　　　　yifahn 译
　　　　
　　　　
　　　　什么样的教条的自由市场理论家会利用穷人（经常是由社会造成的）对信贷的需求来为缩减悲惨的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四面楚歌的福利政策作辩护？
　　　　
　　　　看看这种离奇的主张吧：“我相信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政府’应该从多数的事情中抽身，而仅致力于执法和司法，国防和外交政策，而让私有部门，一种‘格莱珉化的私有部门’，一种由社会意识推动的私有部门，来接管其他的功能。”
　　　　
　　　　格莱珉是孟加拉国的“赤脚银行”，长于向低收入妇女提供小组贷款。作以上陈述的范德比大学受训的经济学家穆罕默德183 ；尤努斯刚得诺贝尔奖。
　　　　
　　　　尤努斯拥有一个高大的自我形象，在上周的一个达卡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说：“现在对贫困的战争将在全世界升级。它将在大多数国家巩固通过小额信贷与贫困展开的斗争。”
　　　　
　　　　而这一看似柔和，历时三十载的培养赤贫妇女创业精神的老企图已经遭受了来自基层的——也有专业人士的——强烈批评。
　　　　
　　　　你没看到那些批评吗？这并不奇怪，官方媒体爱尤努斯，几乎和比尔和希拉里183 ；克林顿一样爱他。《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做出了如下离奇的论断，毫无研究证据支撑：“微型金融（microfinance）已经在孟加拉国削减贫困的成功史上扮演了中心角色，该国在过去五年中已经将贫困率降低了近十个百分点，到了百分之四十——这一比率使得孟加拉国在2015年达到将贫困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大有希望。”而且“格莱珉的商业模式活力无限。”
　　　　
　　　　《华尔街日报》五年前将尤努斯方在其首页上：“对很多人来说，格莱珉银行证明了资本主义和富人都可以为穷人服务。”已经“感召了七千个所谓‘微型借贷者’并在全世界有二千五百万贫穷的顾客。”
　　　　
　　　　然而，如果近些看，该报记者——包括已故的Daniel Pearl（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冷酷斩首）——也承认了大量安然（Eron）式的会计手法的存在。在2001年晚些时候，该银行五分之一的贷款被拖欠一年以上：“如果遵循那些通过低息贷款和私有投资来帮助微型贷款者（finance microlenders）的机构所推荐的会计方式的话，格莱珉将遭受急剧的损失。”
　　　　
　　　　典型的格莱珉花招是重订短期贷款——即便是拖欠长达两年的——的时间表。它不将它们勾销，而是让借贷者借新贷来维持偿还旧贷的故事，而使借贷者积聚了利息。
　　　　
　　　　（一个叫做“Ponzi”的波士顿人在很多年前就使得这个倒金字塔伎俩在银行家中臭名昭著，布雷顿森林机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中重演了这一做法，持续提供贷款，仅为了使被拖欠的旧账得到偿还。）
　　　　
　　　　即便是一些极端的施压手段——比如据 《华尔街日报》报道，拆除拖欠债务的妇女家的锡屋顶——也没能提高一些情况最糟糕的地区的还款率，而格莱珉却曾从这些地方为自己在那些认为贷款和创业精神是发展的先决条件的新自由主义者中间赢得了全球性的声誉。
　　　　
　　　　那时候，即便是充斥贩夫走卒的微型金融业感到自己被背叛了：“格莱珉银行说好了是不扎实，而更像是那种最坏的情况——在报告金融表现上具有欺骗性” ——来自世界银行的微型金融的主要推广者J。D。 Von Pischke在评论《华尔街日报》的揭露时写道。“我们这个行业中的大多数早就感到一些东西可疑。”
　　　　
　　　　非洲发展银行的Ross Croulet表示同意：“我个人长期以来怀疑格莱珉的真实状况，它长期被尤努斯博士的全球性的崇高地位遮蔽。”
　　　　
　　　　几年前，尤努斯失去了他的巨额国际捐赠，据报道是五百万美元一年，在此之前这一直降低了他向借贷者要求的利率，而银行仍能够获得利润。格莱珉变得“可持续”，财务自立，而让借贷者承受全部成本。
　　　　
　　　　他还曾和孟加拉国的愚昧的族长和宗教态度展开斗争，他的努力使得信贷被推广到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其秘密是，贫困的妇女通常被分为五人一组，其中两人得到第一份贷款，使其他三人成为督促还款的“追赶者”，这样她们才可以依次得到下一次的贷款。
　　　　
　　　　但是在一个出现了新的竞争者，糟糕的天时（特别是1998年的洪灾）和借款人使用集体力量拒绝还款的逆流的时候，格莱珉将还款利息进行了夸张的上 调。正是在这里，格莱珉银行的主要哲学立场——“我们认为信贷是一项人权”——被降格为一个对于“获得”的观点，而无关承担能力。
　　　　
　　　　在那方面，尤努斯和所有的基于权利的社会运动完全不同——后者要求的“权利”是关于获得免费的终身医疗、教育、住房、土地、饮水和电能，诸如此类。
　　　　
　　　　虽然对格莱珉的批评“仍然是一种少数观点”，而且尤努斯将信贷推广到大众创造了“奇迹”，但是照南印第安那大学经济和金融系主任Munir Quddus的看法，这个骗局需要接受更多的调查，而且应该比诺贝尔委员会所进行的还要多，他说：“建立小组的本质就使非常贫困的人被排除在外，这些人会被其 他成员看作无能力创造收入，具有高风险。”
　　　　
　　　　Quddus继续说：“还有一些人指出，小额信贷干脆就加深了对妇女的剥削，因为该银行收取的利息在考虑通胀因素后相当高；结果是，信贷往往使妇女的债务状况更遭而给了他们的丈夫们更多凌驾于她们的优势。”
　　　　
　　　　凌驾于妇女之上——而不是给她们经济解放——是一种熟悉的指控。在1995年，《新国际主义者》（New Internationalist）杂志查明了尤努斯要求他的借款人接受的十六项“决议”，其中包括“较小的家庭”。
　　　　
　　　　当《新国际主义者》指出这“带有人口控制意味”的时候，尤努斯回答，“不，很容易让人们理解应该少生孩子。现在妇女是挣钱人了，多生孩子意味着丢失收入。”
　　　　
　　　　以同一种将一切商品化的精神，尤努斯在1998年和Monsanto公司合作推广生物技术和农业化学产品。《新国际主义者》报道：“这由于公众压力而被取消。”
　　　　
　　　　Sarah Blackstock在翌年在同一份杂志上报道：“远离家乡、丈夫和给她们提供贷款的非政府组织，妇女们感到可以说写在孟加拉国不能直言的东西——小额信贷并不像所鼓吹的那么好……推销小额信贷最力的是尤努斯的迷惑性的雄辩技巧。”
　　　　
　　　　而那种技巧，Blackstock解释道，使尤努斯和主要的效仿者“将贫困归结于缺少启示，并通过拒绝面对贫困的原因而将其去政治化。小额信贷的鼓吹者总是最先倡导穷人需要变得有能力自助的人。他们推广的小额信贷并不真的是关于获得控制，而是确保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受益者不会被迫承担对于贫困的任何责任。”
　　　　
　　　　虽然我从没有去过孟加拉国，而且仅同尤努斯就这些问题讨论过一次（十多年前当他访问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可是微型信贷伎俩的确给南部非洲带来了创伤。
　　　　
　　　　比如说，在1998年，当浮现中的市场危机在整个第三世界提升了利率的时候，当当地货币跌落而造成的持续两周的百分之七的利率上涨驱走了南非借款人，他们的小额信贷提供者也就破产了。
　　　　
　　　　在隔壁的津巴布韦，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股来自世界银行的六千六百万美元的资金洪流（以替代土地改革）重振了创建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种族主义的罗德斯政权（Rhodesian rule）下的农村微型金融部门。银行项目最终达到了九万四千户。但是在十年里，结果是贫困的“公社地区”（Communal Areas）（相当于种族隔离的班图斯坦）农民拖欠率达到百分之八十。
　　　　
　　　　还款能力是一个重大的因素，因为一般的放贷者的管理费用和征收成本相当于一笔小额贷款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二，包括百分之四的拖欠率。在津巴布韦，即便服务于仅几百美元的贷款也有是极大的负担，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根据一份1989年的农业部调查——平均每小时劳动的农作物净收益只有区区零点一五美元。
　　　　
　　　　Michael Drinkwater对于津巴布韦中部的详尽的研究显示，“改善农民获得信贷的条件给他们中的很多人带来了严重的困境”，这种困境“混合着过度热情的对小组信贷计划的展开”和“高价化肥包裹在变化无常的气候下的的可疑的效用。”，“增加了的信贷使用意味着农民们必须增加销售以维持偿付能力……从家户层面来看，通常增长的是债务而不是收入。”
　　　　
　　　　为了解决这一危机，世界银行在1991年失败地推广了更格莱珉式的小组贷款，虽然它留下了一句告诫：“津巴布韦迄今的小组贷款经验并不可取。小组的组织形式首先是昂贵而且耗时”，“主要的问题已经显而易见。”
　　　　
　　　　在相隔并不太远的莱索托，人类学家James Ferguson研究了一份引导了该国的发展战略的1975年的世界银行报告：“在一个货币经济基础如此不稳定的‘欠发达国家’，一定（根据世界银行的观点）‘显著缺乏可供购买农业投入的信贷’，显然，‘信贷将在未来的主要农业项目中扮演关键角色。’”
　　　　
　　　　Ferguson反驳道：“至于信贷为何如此关键从来都没有得到解释。多数巴索托人（Basotho）在农业上的投入很小，或许是因为他们聪明地理解在莱索托进行资本密集的农作并没有好前景却有大风险，但这通常并不是因为无法获得资金以供投资。多数家庭拥有工资积蓄或汇款来源，而这些钱经常大笔地来，可以被轻而易举地用于农业投入，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而在‘发展’图景里，对贷款的需要基本上成了公理。”
　　　　
　　　　乌干达政治经济学家Dani Nabudere也拆穿了“农村贫困人口需要信贷以使他们可以提高生产力并现代化生产方式的观点。”对Nabudere来说，这“必须被作为一个谎言来批判。”
　　　　
　　　　即便是在世界银行内部，这些教训到那时也是明摆着的。Sababathy Thillairajah评论世行的1993年非洲农民信贷计划
　　　　并建议其同僚：“放过那些人民吧。当有人来向你要钱，你能给他们帮的最大的忙就是说‘不’……我们都在这个银行学得教训。过去我们以为通过带入资金，金融基础设施和机构会被建立起来？这并没有很快发生。”
　　　　
　　　　但是不久之后，尤努斯走进去给与世界银行意识形态支持，这使得对准贫困妇女的两亿美元的全球资金在1995年8月，北京妇女大会的前夕，使微型金融复苏。
　　　　
　　　　作为全球正义运动之一的ATTAC有一个出色的奥斯陆分支，它在本周出版了一本新书——《经济的种族隔离》（Economic Apartheid）。其成员向我指出尤努斯受到他在挪威统治阶级的朋友们的强大支持，其中包括前财政部最高官员和Telenor——挪威的电话公司的高层官员。Telenor拥有GrameenPhone（格莱珉电话）的百分之六十二，而后者控制着孟加拉国移动电话市场的百分之六十。
　　　　
　　　　
　　　　当中左的挪威政府摆出一个部分取消不合法的第三世界债务并且威胁停止资助世界银行（两者都受到当地行动分子的鼓掌）的时候，做出这些决定的人意识到了给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投射上一张人性的脸对挪威来说有多么重要。
　　　　
　　　　这里的问题是，他们冒险把这一次的诺贝尔奖和授予西蒙183 ；佩雷斯（Shimon Peres），弗雷德里克183 ；威廉183 ；德克勒克（F。W。 de Klerk）和亨利183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和平奖放在同一类别里，可是他们是否足够严肃地看待过由信贷造成的冲突。
　　　　
　　　　
　　　　关于作者：Patrick Bond是供职于位于南非德班的University of KwaZulu Natal的School of Development Studies的政治经济学者。主持该学院的Centre for Civil Society （http ：www。ukzn。ac。zac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