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网友的无私奉献，下面一起来看看右派们的代表们的代表言论：
　　
　　　　1，高尚全，代表观点：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邓笑贫是中国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家那边接轨要补课，这边鼓吹共产主义，这都把人当作白痴了？
　　
　　2，张维迎代表观点：私有化最优论，腐败次优论。如果从贪官奸商的角度来看，的确跟某人的政策一样，”完全正确”。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3，厉以宁，号称“厉股份”，其亲属组成的厉家军横扫中国股市，在其染指的一个接一个国有企业的轰然倒塌中，形成了天下瞩目的家族资本。国有企业“冰棍理论”的创始人。其原话最能代表其观点：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
　　
　　“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即私有化），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4，樊纲，西方发达国家一致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其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一直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该基金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几乎是一套人马）。国有企业“靓女先嫁“理论的创始人，把义和团妖魔化邪恶代名词的代表人物。其代表观点：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
　　
　　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5，刘吉，上海滩的第一大秀才。其代表观点：
　　
　　中国的前途命运是由强势集团决定的，谁违背了强势集团的利益，谁就必然下台。
　　
　　目前下岗工人的生活水平也远远超过改革以前在职工人的生活水平。
　　
　　毛泽东时代中国贫富差距最大，那时贫富悬殊远远超过现在，中国城乡差别是算错了，如果把农民欠城市的约一万亿元算进去，城乡之间差别就没有现在这么大了。
　　
　　6，李剑阁，其代表观点：
　　
　　现在的所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听上去好像有道理，其实是在蛊惑人心，中国要解决医疗保障问题，国家肯定要破产。
　　
　　中国股民赔钱不是股市有问题，而是股民市场素质太差（其原来是中国证监会副 ）。
　　
　　7，龙永图，中国入世谈判的首席代表，中国应该与世界接轨的最兴奋的倡导者，谈判归来后，中国学术界影视界掀起了一股为李鸿章翻案的潮流，足见此人之重要。其代表观点：
　　
　　中国人素质差不懂规则，加入WTO就是要跟着西方人学习规则。
　　
　　现在已经全球化了，没有必要再提什么民族经济民族产业了，义和团思想才是中国真正的大敌。
　　
　　8，郑必坚，中国知识精英的旗手级人物，“猫论”、“特色论”、“国情论”的全面论证者，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兴奋的倡导者。其主要观点：
　　
　　21世纪中国崛起是和平崛起文明崛起，无论多肥都是不会威胁西方国家的羔羊，为了不刺激西方发达国家，和平崛起应改为和平发展。上海教授吴有富提出改变中华民族龙图腾，也是为了避免刺激西方发达国家。
　　
　　9，张曙光，估计十大精英中其他九人看到这个名字与自己并列，肯定会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并且诸如萧灼基、茅于轼、盛洪、皇甫平、钟朋荣、邱晓华，甚至包括把所有民族英雄都请出历史教科书的朱学勤等人，也同样会不服气，对此，我们只能抱歉。选择张曙光，是因为他的“腐败合理论”表达的的确不同俗流：“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10，张五常，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掌门宗师，其研究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极大关注和支持。其代表观点：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福利制度都是令人厌恶的，中国目前浮现出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这本来是邓小平的功劳，可是他们却把这个荣誉归功于我了，真是不好意思（掌声，在场的经济学家一起热烈鼓掌）。
　　
　　　 　
　　
　　张维迎：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
　　
　　　 　
　　
　　茅于轼：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企业家是中国改革的功臣，他们不但没有原罪，而且在逐步的改革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
　　
　　　 　
　　
　　盛洪：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注：按照张、厉、樊、盛等人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即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去7000多元，3000万出生于1940 1950年代的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将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或者说，流进了私人腰包。而谢国忠将国有资产全民平分的做法全世界绝无先例，也不可能有。
　　
　　
　　
　　第三、关于腐败问题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张维迎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
　　　　——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
　　
　　　 　
　　
　　　 　
　　
　　注：根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的2002年的一篇论文统计（1999～2001年）：党政机关一把手们每年从国库里盗走GDP的14。2～14。9，9875亿—12570亿元之间，是我国4亿多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 ，是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2640亿元的近4倍！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专家表示，普遍存在的严重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源头。
　　
　　
　　
　　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
　　
　　——张维迎
　　
　　注：制定游戏规则者首先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改革者真是伟大啊！？
　　
　　
　　
　　第四、关于贫富差距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厉以宁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张维迎
　　
　　　　农民大转移很快就可以实现。日本明治维新和台湾地区的历史可以佐证。
　　　　——张五常
　　
　　　　农村的消费空间相当大。我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而它的消费水平却远远低于城市的消费水平。从具体指标看，例如一些消费品等，农村还有相当大的消费空间。使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高于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这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应该有仇富心理。目前我国个税征收有很多漏洞，以至于一些富人并没有按章纳税。因此，我们要完善目前的征税体系，而不是说我们应该用征税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萧灼基
　　
　　注：过去20多年年均经济增长9。5的中国，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接近”社会动乱的边缘”。
　　
　　
　　　　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厉以宁
　　
　　
　　
　　
　　　　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往往感到爱莫能助，不是不愿意出钱，而是拿出钱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
　　　　——张五常
　　
　　　　注：事实上，中国目前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基本医疗保障，城乡困难群体没有制度化的社会救助，1。4亿老年人和6000多万残疾人以及亿万妇女儿童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
　　
　　
　　
　　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
　　　　——张维迎
　　
　　　　注：从上世纪90年代医疗产业化后，中国医院收费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4倍以上。中国消费者协会2003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中国大概有50的人生了病不敢去医院，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药品价格过高。而根据官方统计，中国10年教育乱收费已达2000亿元人民币！
　　
　　　 　
　　
　　　　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
　　
　　（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
　　　　——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京城四少”之一）
　　
　　经济学家应为谁说话？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前两种环境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
　　　　——张维迎
　　
　　
　　　　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
　　　　——厉以宁
　　
　　　　治穷先治懒、治懒必须逼、逼民先逼官。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京城四少”之一）
　　
　　　　当然，某些正直爱国的右派们一看自己的代表是这种货色，忍不住要跟他们划清界线。其实他们没有搞明白的是，如果信奉西化的这一套，只要当上代表，必然变成这个样子。中国的贪污腐败，如果不是右派们的出力，会变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