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柳传志如何看待泡沫

　　“很多人都觉得现在股市有泡沫，可能马上就要破掉。比如一些股票的价格与实际情况相差比较大，这肯定是泡沫了。泡沫的形成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规则不透明，信息不对称，但如果政府真的要是吃透规则，在规则上一做调整，就会有大的变化。“

　　在北京北四环联想控股的办公室里，柳传志兴致勃勃地谈论起当前的资本市场。这是2015年5月22号的上午，当天的上证指数继续兴高采烈地向上攀爬到4657。6点。中国股市自从2007年之后还从没有过这么长时间的繁荣。

　　在2007年，上证指数从1月4日开盘的2728点一路上涨，先是不太困难地突破了3000点和4000点，接着用了3个月时间突破5000点，然后又用1个半月时间在10月15日突破6000点。紧接着的第二天，10月16日上证指数的6124点成为中国股市的最高点。在这一年，中国股市的总开户数也突破了1亿。不过，紧接着中国股市就迎来了2008年的暴跌，从最高点5499。6点曾跌至最低点1664。93点（10月28日）。此后一直到2014年，上证指数也就是在3000点上下徘徊。最高时曾经逼近过3500点，但跌破2000点的时候也不在少数。这一次，自从2014年12月上证指数突破3000点之后，股市倒是一路上扬，在2015年的4月10日终于迈过了4000点的大关，而且继续在向5000点迈进。

　　除了上证指数的不断上扬之外，另一个可以作为“繁荣”佐证的是一家公司。暴风科技2015年3月24日登陆创业板，发行价7。14元，2014年全年利润4194万，不过，上市之后披露的1季报显示公司当季开始亏损。亏损并无损于暴风科技在股市上的表现，上市之后到5月5日，暴风科技连续29个涨停。第二天连续涨停的趋势被打断之后，暴风在接下来继续涨停。市盈率一度超过800倍。到5月21日，暴风科技股价达到最高的327。01元。其市值也超越了在美国上市的国内视频领域的领导者优酷土豆。

　　如此景象，让市场的观察者和参与者们分成了两派：乐观者们继续用资金和热情来促进股指的进一步高走，悲观者开始怀疑泡沫的存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居住在杭州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一篇专栏中称，“市场真的是疯了”。

　　柳传志则从两个方面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个角度，他认为泡沫的定义，是在规则不透明的情况下，涌入的资本不是流向可以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的好公司，而是被部分利用规则从资本市场上获利的公司拿走。“审批制本身就是有些规则掌握在一些人手里，再加上不透明，就容易出问题。真的改成注册制，规则上考核得清楚，泡沫自然就被挤压。好企业就是好企业。”柳传志说。

　　柳传志看待泡沫的这个角度，又涉及到他的一个思考问题的方法，即找到能够影响事物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就象我们判断一些事情，比如（影响一件事情的原因）有五六个因素，我们有可能会总盯着其中最经常变换三四个因素，但其实在其它因素中，如果某一个有了大的调整，整件结果就会立刻改变。”

　　他回忆起联想早年开始卖个人电脑时的经验。“最开始学着卖微机的时候，老盯着批文的价格、人民币汇率的变化等等，以为这些才是关键。但实际上，美国那边芯片一降价，我们发现，那才是最根本的因素！”

　　影响股市的因素有若干个，在柳传志看来，审批制还是注册制，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柳传志看待泡沫的第二个角度是从公司经营者的视角出发的。对柳传志来说，“对企业来说，最根本的还是怎么把企业真正做好，让企业更加透明。当你很透明，业务又确实好，即使在股市低潮的时候，也会有很好的表现。”

　　联想提倡“做十说九”。这跟柳传志的性格有关。在联想的企业文化中也特别强调“说到做到”，这一点后来还被史玉柱东山再起时拿到巨人去作为巨人的企业文化。虽然柳传志也总是说，既要做得好，也要说得好，但这同互联网公司纷纷向世界描绘关于未来的美妙图景的方式不大相同。联想控股的上市已经排上日程，一位美国白宫的幕僚，在公关界颇有影响力的女士建议柳传志考虑“要讲一个怎样的故事，怎么去讲给人听，再让人相信”。“故事”的意思是，要把你的商业模式、未来规划等等讲出来，而且要讲的让人信服。柳传志的回答则有些任性：“我说我不用‘讲故事’让人信，特别是对老外，多数时候你说什么他可能都不相信，等我真的做出来以后，让他们看见了，然后你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了。就好像2009年联想集团亏损，我重新回联想集团做董事长，那时候我说杨元庆怎么怎么行，他们不信，后来杨元庆真的就做起来了，我不用多说，今天杨元庆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

　　“所以我觉得，第一，你要做得好；第二，你要让人知道你做得好；第三，你历史上一直以来确实做得不错，人家就会相信你。”柳传志说。

　　这样的公司，无论市场好坏，最终都会显露出来。这个判断倒也符合历史。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中产生了包括迪斯尼和波音公司在内的一直到今天都是企业巨头的公司。2000年前后虽然有互联网泡沫，但是谷歌和亚马逊也可以视为是那次泡沫的孩子。

　　当然，他想说的是联想。“联想集团1998年和1999年股价高涨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刚刚过去，香港股市大势也不好，但当时根本就没有波及到联想，我们的股价仍然不断攀升，关键就是业绩确实好，而且我们非常重视企业的透明，说了人家信。”

　　2、柳传志如何扭转危机：业绩好和透明化

　　首先要做的好，其次要让别人知道，反复这样做，别人就会相信你。
　　上世纪90年代末，联想的股价不断攀升，至2000年，联想PC获亚太地区市场份额首位。而在此之前，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并未整合在一起。1996年，香港联想报出大亏损。那是香港联想最大的一次危机，而这次危机也可以说是此后整个联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下面是柳传志自己的陈述：
　　在香港联想和北京联想整合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是“两线作战”。当时我是北京联想的总裁，香港联想的董事长。香港联想跟北京联想是什么关系呢？北京联想是香港联想的股东，投资了30万港币，持有13的股权。

　　1994年，跨国PC巨头大举进军中国，国内的企业实际上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挑战，我当时是北京、香港两边跑，这时候就决定把精力放在大陆，把香港联想完全交给了那边的总经理吕先生，由他来全权负责。

　　当我在国内大刀阔斧改革的时候，香港联想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们在购买芯片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到芯片价格的浮动是成本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下子买了很多，结果刚买回来不久，全球芯片开始大幅度降价，做出来的产品因为成本高，根本就没法卖出去，于是导致了极大的亏损。大陆的情况则恰好相反，采用的是小步快跑的方式来订货，尽量缩短库存积压的时间，我们把这个规律研究透了，靠这个击败了竞争对手。

　　香港联想的亏损大概是1。9个亿港币。1。9亿港币是什么概念呢？当时香港联想一年的净利润是两三千万，亏掉的钱比这几年赚到的钱加起来还要多。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就得赶回香港，彻底解决香港联想出现的问题。好在那个时候，杨元庆在北京这边已经开始高唱凯歌，步步往好里走了。

　　当时还在联想集团公关部的陈惠湘回忆，1995年的10月份，联想在广东的大亚湾工业园做一个活动。活动结束以后，柳传志把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的两位负责人李勤和吕谭平叫到一起，郭为和陈惠湘在旁边听着。柳传志说，自己感觉不好，让李勤回北京后迅速查一查公司各个环节有没有问题，吕谭平则要回到香港做同样的工作。结果，就发现香港联想芯片库存过多。而那一边，摩尔定律已经在发生作用，随着英特尔降价，国际芯片价格跳水。香港联想以每片16美元购入的存储芯片，在11月份时已经跌落至4美元。发现之后，柳传志就决定香港联想需要在联交所发布紧急公告，称公司经营状况受到国际芯片价格下落影响。之后的业绩发布，香港联想果然报出了1。9亿港币的巨亏。

　　柳传志回到香港之后，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银行贷款，保证香港联想现金流不断。“在当时一个亏损企业能贷款，那确实就是得凭信用和担保两个方面。光担保，香港联想亏损，股票已经不值那么多钱了，主要还是信用。由于北京联想在银行方面的历史信誉一直非常好，他们知道我是北京联想的负责人，所以批准了我们的贷款。”柳传志回忆。凭借着银行的5亿元贷款，香港联想总算赢得了喘息的机会，至少不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悄无声息地死掉。

　　同时，另一项工作也非常关键，那就是调整香港联想的高管班子。在这里，柳传志充分展现了他的管理智慧。作为香港联想的董事长，即便是与总经理吕谭平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也没有“一杆子捅到底”，直接指挥部队，而是表明自己的意见，但是交由吕自行决策。因此当大亏损发生后，柳传志与吕谭平等人谈话，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也都同意应该负这个责任，退出了企业的领导层。

　　一方面用贷款为公司续命，另一方面将公司的权力收回，柳传志接下来则着手让香港联想重回健康状态。他用的方法就是：一边做好公司业务；另一边充分透明化，让资本市场知道公司在好转。

　　柳传志把香港联想的指挥和研发中心从香港撤到了深圳，以节约公司成本。同时，着手治理公司在惠阳的板卡制造厂。10月，公司已经开始盈利。11月，柳传志和公司高管团队在硅谷开会，决定进行京港整合，将北京联想的资产注入上市的香港联想。

　　由于大陆业务一路高歌猛进，整合后的联想集团业绩自然也就节节攀升。柳传志的策略是“一定要透明”。“我们每个季度宣布一次业绩，回答媒体的各种问题，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机会让市场了解我们，同时，我们还小规模的不断地扩股，此前香港联想只是个市值十几亿港币的小盘股，还是冷股，很少有人买卖，整合之后，通过充分透明和这种小规模扩股，变成了流通量很大的股票，最后还成为了恒生指数股。”

　　1997年的京港整合，对联想集团和柳传志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用柳传志自己的话说：“在这之前，几乎每年都有要死要活的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很多事你不能直接控制和指挥。”

　　业绩的不断攀升加之与市场的充分沟通，联想集团的股价也是不断上涨。1994年上市时，香港联想的股价是1。33元，报出亏损之后曾跌到过4毛左右，到了2000年，联想集团的最高时股价曾到超过70元。

　　1998、99年，亚洲金融危机刚过，香港股市的大势很不好。“但是，联想集团的股票却一路攀升。“柳传志说。

　　柳传志认定这样一个道理：只要股市规则透明，企业业绩真做的好，并且重视与市场沟通，“其他事儿就算对你有影响，也不会是彻骨的影响。”

　　3、一次典型的拐大弯

　　柳传志处理香港联想的过程，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拐大弯”的过程。
　　1993年，跨国PC巨头大举进军中国，而联想内部也发生了矛盾。内忧外患之下，1994年3月，身心俱疲的柳传志住进了海军医院。在住院期间，他碰到了刚从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周其仁听柳传志讲过联想的布局之后，对柳传志提出，柳一人身跨两家公司，必定会增加管理上的难度，“你应该把它们合起来”。

　　“他当时说完以后，我并没有去想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很困难。但这件事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印象。”柳传志回忆说。
　　为了做好香港联想，柳传志派出精兵强将协助总经理吕谭平，其中包括爱将郭为（后为神州数码董事局 ）、被柳称为“冰雪聪明“的马雪征（后曾任联想集团CFO）等。在公司管理上，柳充分尊重香港管理层。“我是香港联想的董事长，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谈，但是如果他们不能认真执行，或者没有理解，我也坚决不往下插手。”柳传志说。

　　1994年，柳传志下定决心，暂时中止自己香港北京两线作战的状况，返回北京亲自督阵，支持杨元庆发展北京联想的个人计算机业务，应对包括惠普、IBM在内的跨国公司的大兵压境。离开香港之前，柳传志对香港联想的总经理吕谭平彻底放权，“绝对授权，你做任何事不必通知我。你们自己决定，你们自己负全部责任。”

　　事情如此前所说，芯片降价导致决策失误的香港联想产品库存大量积压，1995财年报出巨亏，柳传志在1996年年初被迫回到香港收拾残局，11月，他决心撤换香港联想的高管层。

　　1996年香港联想的例行圣诞晚会，身着礼服的柳传志发表了45分钟的演讲，坦诚公司犯了错误。这让在场的所有人包括记者都大为吃惊，因为还没有哪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在公众场合如此坦率地谈论公司出现的问题。

　　整场酒会柳传志和来宾们都是站着的，似乎联想希望借此表达出背水一战的决心。柳传志说，“由于我的过失使股东蒙受损失，我感到非常惭愧；由于我的过失使香港的员工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了影响，我感到十分内疚”。当然，他也没有忘记介绍北京联想当时在个人计算机领域的成功。随后，他宣布自己将重回香港主事。

　　在召开董事会之前，柳传志先找了吕谭平。这是典型的柳传志做法，“先谈通了，不能到会上搞突然袭击”。他也觉得惋惜，“吕先生是挺好的人，工作很努力，公私也很分明。”

　　两人当时的谈话相当动情，毕竟共事已久，也共同经历过很多风浪。吕谭平当场痛哭，柳传志事后回忆也表示，那实在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后来在联想集团2009年发生巨亏的时候，柳传志重新出山担任董事长，有人曾提问柳传志如何解决当时联想集团存在的问题并撤换掉CEO阿梅里奥，柳传志就说，其实早年在处理香港联想时就已经有了类似经验。“董事长做董事长的事情，CEO做CEO的事情。CEO做得不好的时候，董事长的权力是换掉CEO，而不是自己直接插手去做业务。如果自己在董事会里权威不够大，则应该努力让其他董事相信你，然后再去换人。”柳传志说。

　　当然，如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是，2009年柳传志复出之后的柳杨配，迅速将联想集团扭亏为盈。2011年11月，柳传志再次宣布卸任联想集团董事长，将董事长一职交给CEO杨元庆。在杨元庆的带领下，联想集团刚刚度过公司历史上最好的20142015财年，营业额达到463亿美元，“今天杨元庆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柳传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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