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持续上涨，其中北京涨幅名列前位。天子脚下的京城竟然是逆势而涨，真不知中央领导作何感想？这时，我记起了倍受砸砖的董藩教授曾说过的话，“病诊断错了，药也错了，病当然不会好”。
　　当前的房价高涨，实际是涉及众多领域非一般层次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地方政府、银行和其他行业都将自己与房地产业捆绑起来，这是我国几十年来改革所积累的矛盾的集中体现。
　　简单而言，房价高涨产生自经济方面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原因。
　　从经济方面看，房价高涨，政府连续动用金融、财税等政策杠杆仍然不见效，足见当前的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在任何国家任何经济增长时期，房价也都是随之增长，否则高房价早就偃旗息鼓，那堪如此折腾，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都应感到高兴才是，这是经济规律使然，一国的房价几经调控仍然逐年上涨，正说明该国的经济逐步发展，为房价上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其一。
　　其二，房地产经济在全世界都是稀缺经济，在中国这一人多地少的国家，则更是如此。而稀缺经济自有稀缺经济的规律，调控政策应与其他经济有所不同，否则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例如：很多人希望政府规定房地产商公布商品房的成本和利润，一方面这与市场经济，即法制社会的精神相违背，根据有关法律公司有自主定价权，另一方面，即使公布了成本和利润，又如何？在某地，只有一幢房，建造成本为1元，但是购买者有10人，有5人愿出2元钱购买，有3人愿出50元钱购买，而另有2人愿出100元钱购买，为了购买成，结果有1人出150元钱成交。虽然，大家都知道这幢房子的建造成本只有1元钱，难道房价就降下来了吗，如果你作为开发商，难道会因为公布了成本和利润降低价格吗？这就是稀缺经济的规律，所以在福州等地不也公布过房地产的成本，但房价就因此下降了吗？
　　我国的房屋需求大部分是个人消费，个人购买商品房比例，2000年为80％，2003年达到96。4％，个人消费的支撑说明对房屋需求的强劲。近几年我国逐步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小城市人口大量向大城市集聚，而农村原有的土地闲置，城市土地便显得捉襟见肘，城市化进程加剧了房地产的稀缺。据有关部门测算，到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5 60，在此期间将有2。2亿－2。3亿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同时，城镇居民改善住房的需求，以20的户数，增加20平方米的面积计算，20户即2700万户，需求总量将达到5。4亿平方米，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房地产的稀缺。
　　其三，贫富差距过大，大部分人的收入水平并未与经济增长同步，是造成整个社会感觉房价高的重要原因。几十年来的改革，确实造就了很多的富裕阶层，同时也使得贫富差距扩大，低收入阶层人数过多。经济增长的结果势必会导致房价上涨，但若是大家的收入随之增长买得起房，人们就不会有太大的感觉。当前整个社会都认为房价高，买不起房，实质是大部分人的收入水平并未跟上经济的增长，也未跟上房价的增长速度，所以大家买不起房，感觉房价高了。
　　其四，投资渠道不畅，是导致房价高的另一因素。一些富裕阶层买得起房，本来没有必要购买第二套、第三套甚至更多，将资金投资于房市，无奈我国当前其他投资领域无法吸收游资，除了股市外，很多新兴的投资领域都被国家垄断所排除在外，如石油、电信、金融等领域的投资又卡得过死，近年来股市低迷以及对股市监管等制度的失望，加剧了游资涌入房市，引发了过度的投机。当然，今年的股市行情，吸引了大量资金，显而易见是调控政策所致。
　　其五，金融因素也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人民币汇率问题，海外资本市场一直非常关注，汇率的变动对房市的变化非常敏感，最近几年一些海外资金对中国的房市一直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海外对人民汇率的走向一直持上涨期盼，对房市的上涨影响也非常直接。
　　其六，银行业的利益与房地产息息相关，也在一定程度对房价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全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健全，许多贷款业务无法拓展，而对有房地产抵押的贷款业务则成了银行业的稳定利润来源，出于对利润的追求，银行业会更加注重对该项业务的追逐，银行业对于房价的上涨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从政府管理角度看，虽然中央一直要求要降低房价，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实际效果不理想。原因何在？好比开汽车，速度太快有人拼命喊踩刹车，但是车并没有停下。原来这辆车是有很多人一起开的，每个人脚下都有油门和刹车，一个人领头，领头让大家踩刹车停车，大家都说听领头的踩刹车，但是脚上踩的全是油门，这辆车能停下吗？这个领头就是中央政府，嘴上说踩刹车，实际脚踩油门的就是各地方政府。所以中央调控政策未达到预期目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对房价高涨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有二：一是财税体制问题，二是行政体制问题。两方面都有大问题。
　　财税体制问题主要是分税制问题。分税制实质是个好东西，朱镕基的分税制是解决中国几千年来中央和地方关系、维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好药。他结束了我国建国后中央靠向地方财政要钱的历史，能够稳定的集聚国家财力。但是我国的分税制也有很多毛病，就是随意性太大，科学性不够，国家对分税制未上升至法律高度考虑，一旦中央钱不够用，有领导人马上想到要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不是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对分税制进行调整，而是通过国务院决定进行调整。原来的企业所得税基本是地方税收，到了2002年便全部变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2002年按五、五比例分享，2003年按六、四比例分享，后来又规定大部分的新办企业归属中央税源。中央财政解决了，地方政府的钱到哪去找呢？房地产，各地政府不约而同的从香港政府经验中得到启发，卖地可以直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开发房地产可以征收大量的地方税收，同样可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地方政府的利益非常密切。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不合理，分税制的严肃性不够，中央和地方税种划分不科学，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导致地方财政压力过大促使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业捆绑起来，是致使房价高的重要因素。
　　财税体制的另一问题是地方财政预算的刚性不够。既然中央可以不通过法律渠道决定财政问题，地方政府也一样，甚至变本加厉，许多地方政府少数首脑一拍脑袋就解决了财政预算，预决算制度形同虚设，地方财政预算弹性很大，公车费用、招待费用、考察费用等居高不下，不顾地方财政实际超规模建设城市，致使一些地方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在这一背景下，地方财政收入再多，也会不够用。而节支很难，只有增收，于是房地产就成了地方政府眼下重要的来源，一些地方政府的收入甚至有一半来自房地产业。
　　除了财税体制问题，就是行政体制问题了。一方面有政府工作人员的编制问题，另一方面就是官员的考核提拔问题。
　　地方政府的节支难度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员压力导致财政压力。政府工作人员主要有两大编制，一是公务员编制，二是事业编制。虽然都未上升至法律层面进行规范，但由于国家对公务员的招录控制比较严，相对较好；而事业编制由于属地方掌握，相对就随意性就大，不少地方政府官员的亲属便随便塞入事业单位，这一编制的无节制增长，更加剧了地方财政的负担。
　　政府官员的考核提拔问题也是比较多的，考核提拔体系对政府的施政方针有很强的导向性，但是由于考核体系不尽科学，对于民生问题考虑欠周，而对财政收入考虑过多，进一步引发了地方官员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追求。考核体系体现出的城市建设的政绩观，显然进一步使地方政府过度追求地方财政收入。
　　此外，还有官商勾结问题，在一些地方也存在，但并不普遍，不是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
　　以上诸多问题的累加，导致了今日之房价形势。所以，仅靠金融、财税杠杆是无法解决的，它们只适合一般经济情况，对目前的形势，还需要行政干预。何况我国的税收制度不够完善，税收政策有其固有的弊端容易转嫁，尤其是我国缺乏遗产税，个人所得税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仅对房地产交易征税，往往达不到调控目的。
　　所以，解决之道是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解决稀缺经济问题。降低稀缺程度：一是坚持控制人口，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国策不放松。二是增加供给，国家强调实施最严格的保护耕地措施，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促进对房地产需求的增加，两者非常矛盾，所以这一步很难，要么减缓城市化进程，要么加大对房地产的投资，增加房屋供给。如果既要限制投资，又要加快城市化进程，结果只会促使房价的抬升。惟一解决之道是政府对低收入阶层推行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而且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否则将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建立各城市的房地产需求供给数据库。对市民的需求进行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土地供给、建设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科学合理的保障房地产的供需平衡，这需要经济和计算机专家的参与，同时要在制度上予以保证。三是规范供地制度，科学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防止地方政府或房地产商囤积土地，哄抬地价。
　　其次，很重要的一条是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扩大中产阶层，使其收入水平随经济同步增长，能够买得起房，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到了这点，令人欣慰和鼓舞。近阶段最有效的应是较大幅度提高职工最低生活保障线，政府明确规定一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以法律等强有力的保障措施为后盾，防止拖欠工资的发生，确保大部分低收入阶层提高收入水平。远期规划措施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有效调节贫富差距。
　　第三，扩大投资渠道。房地产市场，投资过度、投机泛滥，原因还在于投资渠道不畅，如果其他行业的投资收益高过房地产业，大家又容易进入的话，房地产业就不会涌入如此之多的资金。因此，治房市应如同治水，堵是其次，更重要的是疏，将资金更多的引离房市，房价自然下降。当前的税收政策多是限制房产交易环节，这是堵的办法，仅仅靠堵，有时会使水更加泛滥。所以国家更应畅通其他投资渠道，水趋势，钱趋利，对一些新兴的高利润行业放宽准入门槛，使人们如同以买房作为投资这般便利，那么房市之水自然会趋于合理。
　　第四，建设信用体系。投资渠道不畅的重要原因是我国缺乏足够的信用体系的支撑，所以银行在考虑贷款业务时，优先考虑有房地产抵押的业务，银行业如此，普通投资者更是如此，因此，这就促使更多的行业将自己与房地产捆绑在一起。而一旦房价暴跌，我们的经济也就岌岌可危了，很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所以高房价不好，房价暴跌更不好。信用体系的缺失，极大的限制了投资渠道的拓展，这与发展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国家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建设信用体系，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使我国的经济脱离房地产的制约，真正走向市场经济，那时房地产市场自会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五，加强财税体制建设。一是要进一步科学划分中央和地方税的范围，减少共享税的比例，增加地方税种，对房产的保有环节征税，而不仅是对房产转让环节征税，扩大稳定的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并以人大的层面进行调整，以减少随意性，保障地方财源的稳定。二是使预算制度刚性化，对违反预算制度的官员赋予人大和法院弹劾的权力。
　　第六，加强行政体系改革。一是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科学划分和规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使事权和财权相匹配，防止因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导致财政赤字的发生。二是制定《编制法》，防止政府工作人员膨胀失控，给地方财政带来压力。三是改变官员选拔考核体系。取消地方财政收入等经济增长指标，加入预算执行情况，人员编制执行情况，低收入者生活保障、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情况等等直接关系民生的指标，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取向，减少因考核体系对房地产市场的负面影响。四是完善相应的对地方政府一把手的弹劾和罢免机制，政府官员不得担任地方人大代表，加强人大对政府的监督，真正解决官员的能上能下问题，而不是靠中央调整干部或查处经济问题时才导致地方一把手的变动。使地方政府首脑切实对地方的施政包括房价等负起责任，不能全靠中央或上级去监督。
　　第七，完善限制政策。尽管堵的措施不是主要的，但仍然要完善，主要是技术层面的。如：建立全国联网的房产信息库，在此基础上，规定每人每户限购一定套数的房屋，超出限额的提高按揭贷款首付比例，或调高贷款利率，或提高税率；完善与房地产的相关税收政策，除对现有的流通环节征税外，还应完善财产税、出台遗产税等，对房地产的保有环节征税，大幅降低人们依赖房地产保值增值的投资倾向。
　　从以上分析看，高房价的成因很复杂，短期或个别措施往往难以见效，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要拿出系统性的举措，全社会都必须拿出非凡的勇气，从战略的高度对一些制度实施改革和调整，否则，中国经济将无法承受房地产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