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山太极湖背后的魔术经济
　　（一）中国式“魔术经济”
　　古代有许多关于戏法的传说，现在我们改称其为魔术。魔术花样很多，诸如探囊取物、大变活人等，眼花缭乱，令人叹为观止。但魔术不是魔法，现实中想要有所收获，最终都是要付出艰辛努力，通过踏实的劳动，才能收获果实。
　　经过大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提高。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演的魔术般山河巨变，让人总是发出“不可能”的感慨。有数据显示，至2007年，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上升为19。2，位居世界第一。2010年，中国成为紧随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已无悬念。中国发展奇迹不仅引来各国的“围观”，更让从坍塌的市场中艰难求索复苏之路的世界经济有了一个强劲的支撑。
　　在这个战略机遇与矛盾凸显并存的时期，怎样让“围观”中国的世界接受这个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怎样处理独特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各种分歧与矛盾，理顺发展路径，进而影响世界经济的脉动？这是我们又一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时候，我们也有许多指标并不好看。60年来，我们的人均GDP没有多大提高，而基尼系数却超过了国际警戒水平；我国的出口额、汽车购买量和钢铁产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而对资源及大宗商品却没有定价权；我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却一直难以转变为人民的财富，等等。
　　强大的经济基础，是国际话语权的坚实保障，也是提高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目前，我们面临着的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就是经济如何由大变强。这涉及到国内与国际两个复杂方面，而又逻辑相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两方面更趋于异题同解。中国国内经济结构有其不尽合理的地方，在经济运行中所产生的问题会影响其对外经济行为；同时，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及各种风险的叠加，也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影响。
　　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中国很少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形成自身特色，模仿多于自主创新，尚处在低端位置。这其实就已经反映出近10年的GDP高速增长背后，有不少发展路径继续下去是不合时宜的。我们不禁要问，当劳动力和土地、环境、资源等生产要素不再便宜，中国如何能够从一个低成本竞争的大国成为一个具有新的全球竞争新优势的大国？
　　（二）武当山下的那片湖水是“魔术”还是“战术”？
　　2008年，在世界文化遗产地——武当山脚下，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和湖北武当太极湖集团共同拉开武当太极湖生态文化旅游新区建设的序幕。两年过去了，中国中部内陆一个全新的武当太极文化旅游新区和文化产业聚集区开始呈现在世人面前，并日益成为推动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武当山难题”在中西部地区具有普遍性
　　武当山是中华道教文化的圣地、太极武术发源地和世界文化遗产地。道教名山、武当太极内家功夫作为传统文化经典享誉国内外，其规模宏大的明代皇家宫观建筑群堪称为中华建筑文化的博物馆。武当山下的丹江口水库，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湖。文化富集、生态优良、环境友好的文化生态条件奠定了武当山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基础。
　　然而，尽管武当山1994年就进入世界文化遗产行列，但由于受中部地区欠发达、鄂西北交通落后等硬环境的限制，武当山一直难以从根本上突破遗产文化旅游需求的“井喷”式增长与武当山遗产资源承载有限的矛盾、世界级遗产资源品质与“门票经济”的矛盾、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欠发达地区文化“惠民富民”之间的矛盾。这三大难题在一些文化遗产地如泰山、曲阜、承德以及2006年以前的西安普遍存在。在13朝古都西安，一个时期内其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甚至被看成了城市发展的“包袱”。世界顶级资源与其“被锁定”在“门票经济”上的发展困局，遗产保护的严格约束与城市快速扩张的深层次冲突，逐步内化为国家相关部门与地方政府对创新发展模式的迫切要求。21世纪的头10年，寻求欠发达地区发展模式转型、突破“捧着金饭碗讨饭”的困境成为包括武当山特区在内的中西部地方政府的重要课题。
　　借助我国经济30年来持续高速发展的深厚基础，中西部地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文化产业聚集区建设。西安市探索确立了城市文化遗产经营战略，3 5年间就形成了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曲江模式”。2008年11月，湖北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打造“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重大战略决策，力图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激发鄂西地区生态、文化、旅游等资源优势，探索中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快速发展道路，推动实现湖北东西部区域相对均衡发展。正是在这一大的战略背景下，武当 ？太极湖文化产业聚集区的建设作为鄂西圈域重大支撑项目被历史性地推上了21世纪中国的前台。
　　二、武当 ？太极湖文化产业聚集区成为鄂西圈发展的新引擎
　　武当 ？太极湖文化产业聚集区总规划面积67平方公里，由两大区域、4大板块、17个分区、9个项目群、180多个项目组成。其中，太极文化体验区、国家新遗产公园和新农村示范区是文化产业聚集区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区别于其他文化产业园区的特色所在。在规划设计之初，太极湖集团与武当山特区即确立了“遗产保护、价值创新”、“生态优先、保护第一”的基本原则，确立了立足武当山历史文化遗产和太极湖生态资源，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建设、在建设中发展的总体思路，努力建设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并举，山上世界遗产、山下太极养生，现代文化产业项目群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区相得益彰的文化产业聚集区。
　　相比于撒哈拉沙漠、死海、百慕大三角区等，同处于北纬30度的鄂西地区自然山水瑰丽秀美，人文景观奇特壮观，生物资源丰富多彩，遗址遗迹保存完好，建筑设施气象万千，是皇天后土“恩赐”给中华民族的“精致礼物”，创造了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优越环境。但鄂西地区同时集老、少、山、边、库区为一体，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区域发展速度与优良的资源禀赋不相匹配。2009年，省委省政府确立了要在10年内，将鄂西圈建设成为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民俗体验、民族艺术鉴赏、文化考察、健身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圈，生态保护良好、生态旅游发达、生态经济繁荣的生态文明圈，实现年游客接待量过2亿人次、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600万人的宏伟目标。
　　太极湖文化产业聚集区将建成文化考察、生态体验、休闲养生产业链，以及论坛、影视、演艺、会展、出版、体育等一系列具有规模优势和太极文化特色的产业项目集群，大幅度提高大武当的接待能力。大武当地区能够借助于文化产业的集群效应和武当山世界遗产的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实现对鄂西圈和中部文化产业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太极湖将通过与长江三峡、神农架文化旅游规划的对接，形成鄂西圈域发展的战略支撑点；同时借助于文化旅游产业的商业平台，积极推进武当太极湖与西安、武汉的市场联动、与“北京故宫、河南少林”的战略连接，将有效地推动鄂西北、湖北省以及豫陕周边地区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的升级和结构优化。太极湖文化产业聚集区将以其要素载体功能，推进文化旅游和养生项目的空间聚合，从而带动鄂西北社会的开放、文化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结构的提升，成为“十二五”时期鄂西圈域的增长极和“发动机”。
　　三、武当 ？太极湖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创新特色
　　（一）在文化遗产价值链的延伸处实现综合价值创新
　　在文化经济一体化的全球视野下，人类文化遗产被重新纳入到一个价值发现过程，民族文化遗产不再仅仅表现为一种静态的精神价值存在，而是随着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整体水平的提升而具有了“价值增量效应”，被赋予了产业价值、品牌价值和社会价值。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将“文化资本”看作是一种“以财富的形式（有形的或无形）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这种积累紧接着可能会引起物品和服务的不断流动。”由遗产资源支撑的休闲旅游、文化考察、会展、演艺、出版、“乐活”养生以及文化传播、文化富民等价值，都是文化遗产的“溢出价值”，表现为一种价值增量的积累过程。
　　这种价值的积累形成了文化遗产的特色价值链。由文化遗产的精神价值、品牌价值延伸出来的产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构成了遗产价值链条的下游环节，体现为遗产资源对于区域综合协调发展的“乘数效应”。根据我国经济学家刘世锦等人的研究，全国文化遗产行业投入与产出比是1：8。1。尽管受到中部区位、交通和资源承载力的限制，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的投入与产出比仍然达到1：6。调查表明，到2012年太极湖文化产业聚集区基本建成，预计吸引投资近200亿元；预计到2013年接待游客500万人次，中长期达到1000万人次，将占鄂西圈总旅游人次的120，并跻身于全球“千万人次级旅游景区”俱乐部。太极文化品质和亚洲最大人工湖的生态环境，将借助于太极湖文化产业聚集区的平台转化为大武当旅游文化魅力、休闲养生文化产品和区域社会发展推动力。
　　曲江、华侨城和太极湖等文化产业聚集区的建设，培植了区域现代经济的文化产业板块，创造了推动区域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力量，同时也营造了有利于文化创意、投资、消费的社会文化氛围。
　　（二）探索创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道路
　　在注意力经济时代，民族文化遗产和优质生态资源的品牌影响力与产业效益之间是一种正比例关系。北京故宫、湖北武当山、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山东泰山、云南丽江等既是民族的文化遗产，又是国家的文化品牌，更是地方的稀缺性经济资源，在发展区域文化旅游、拉动产业链、促进就业、涵养税源、营造文化形象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西安为例，西安通过开发建设大慈恩寺遗址公园、陕西民俗大观园、大唐不夜城、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等一系列城市公共文化景区，形成了“曲江文化经营模式”。曲江景区的游客量由2003年的360万人次猛增到2009年的2400万人次，几乎是西安市区人口的8倍，城市价值也在这一文化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2010年的中西部贸易洽谈会期间，曲江新区签约项目32个，招商引资总额高达870亿元，显示了文化遗产的惊人魅力。
　　我国30年来的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证明，基于“主体——客体”两分、主体对客体的控制之上的传统工业化增长模式存在着深层次的结构缺陷，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以持续发展权为核心的代际公正与代际伦理的矛盾和问题。当代中西部地区发展需要重建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战略规划上体现为在后现代理论指导下的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总体思路，战术层面上体现为从工艺创新、产品创新向知识创新、文化创新的转变，从局部创新到区域综合集成创新的转变，从以物质商品生产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文化服务为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
　　以太极湖文化产业聚集区和西安曲江文化产业园区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产业发展道路，从设计理念上超越了工业化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现代化模式，在实践过程中探索确立区域经济文化的内生发展模式。太极湖文化产业聚集区的建设，始终遵循“道法自然”、遗产保护与生态建设优先的基本理念，突破了人与自然之间“主体与客体”、“利用与被利用”、“控制与被控制”的传统关系模式，确立了当代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的统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协调统一的基本原则，实现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理性的回归与重建。
　　与建立在消耗土地、矿产、生态资源等物质资源要素的基础上的传统产业发展模式不同，太极湖文化产业聚集区的建设更关注文化、生态、信息、技术和教育培训等智力资源要素的作用。太极湖集团从规划设计之初即聘请了全球一流的设计团队，集中了全世界文化、规划、旅游和演艺产业领域一流的专业智慧，从宏观战略层面上将遗产保护观、环境伦理观、生态价值观和社会效益观纳入区域社会综合价值核算体系，借助于“无烟”生产和绿色消费，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发展需求；通过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市场模式，贯通“文化——生态——旅游”三大行业。借助于旅游产业发展平台，整合分散在生态、文物、文化和其他行业中的文化、知识、信息和产业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商业模式的资源配置功能，突破文化、文物和旅游等体制分割障碍，创新管理体制、经营机制、投融资体制和利益机制，实践内生增长方式的全新内涵，带动经济基础落后而文化资源丰富的鄂西北地区实现绿色发展、清洁发展和效率发展。
　　（三）探索与推动社会发展模式创新
　　推动从工业化增长模式到文化创意驱动模式的转换。不论是太极湖、曲江还是深圳华侨城文化产业园区，都隐含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创意增量”为指导原则的可持续发展理念。20年来，华侨城集团凭借主题公园、欢乐谷连锁品牌、OCT LOFT创意文化园、华夏艺术中心、华侨城酒店等一系列文化企业品牌，打造文化主题包装、旅游演艺、节庆策划和衍生产品开发四条文化产业链，到2009年底，累计接待游客1。5亿人次。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借助文化资源优势建立文化产业驱动模式，具有更高的效率。通过对稀缺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的节约利用、高效利用、循环利用，促使地方政府走出GDP中心主义，推动中西部地区由以资源大量消耗换取经济增长的粗放发展模式向绿色高效和“又好又快”的发展模式转变。
　　推动从外向增长模式到内生增长模式的转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借助于外向经济的助推，中国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但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统计显示，中国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国家科学发展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创新驱动的新的发展阶段，这就要求中部地区更新发展模式，做到发展好与发展快相结合，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保护环境、建设生态相结合；通过体制创新优化和高效利用资源、资本、技术、信息和管理等产业要素，探索形成内生增长模式。
　　推动文化“乐民”向文化“富民”转变。长期以来，文化一直被视为财政的“包袱”和老百姓“乐活”的途径，少有被人视为“富民”的渠道。太极湖文化产业聚集区建设在充分尊重当地自然人文原生态样式的基础上，将对500多户原住居民实行整体移民建村，以规划建设现代观光农业为基础，推动文化旅游产业与旅游惠民富民工程的和谐共生，在太极湖新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点，形成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文化惠民富民的实践示范基地。
　　作为社会发展的创新模式，太极湖、曲江模式以及华侨城模式蕴含有三个层面的内涵：从发展层面上说，这些模式代表了继粗放式发展阶段之后的新型发展阶段；从经济层面上说，体现了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商品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从文化层面上说，代表了比传统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单一发展模式更为复杂的现代文化建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