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具有怎样的神秘？曾被称为中华帝国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模样的？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从外国人的眼中来了解一下我们古老的中国。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这样描述中华帝国：“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她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亿—1·3亿人口，而欧洲当时才只有5000—5500万人），有灿烂的文化，有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连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同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的保罗·布拉肯则指出：“人们忘记了，在500年前，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当许多欧洲人还住在土坯房时，中国已经是地球上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国家。在欧洲开始统治亚洲和美洲的100年前，中国就拥有世界上最宠大和最出色的海军，如果不是历史的偶然事件，欧洲今天可能讲的是中文。”“中国威胁论”者毛思迪也承认：“中华帝国确实是集一切极致之大成者，她曾拥有地球上任何强权所需要的最广阔的土地面积，最浩繁的人口数，最具有生产力的经济体，最具威力的军队及最先进的技术。”根据他们的话，可以概括地说，中国曾经是世界强国，中国是早期人类文明古国之一，是世界上文明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使用书面文字历史最长的国家之一，她孕育人类文明，未来不可限量。
　　
　　 纵观世界历史进程，中国的确一直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个文明大国，中国的封建社会比欧洲早确立700多年，中国11世纪就出现了活字印刷，东汉的《九章算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理论，16世纪后欧洲才出现；中国的城市要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四通八达，最繁华的城市刺桐（今福建泉州）是世界上的“光明之城”，它超过了欧洲当时最大的港口，是无比繁华的贸易城市。唐朝首都长安的人口近10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史学家的研究，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有10座规模宏大的城市，其中7座就是中国历代王朝的首都。中国的商业很发达，纸币加速了商业的流通和市场的发展；中国的工业也很发达，11世纪未，中国每年能生产大约12·5万吨铁，这一数字要比700年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多。在当时整个世界经济总量中，1750年时，英国的工业生产只占世界工业产量的1·9，而此时的中国产品占世界产品中的32，到1800年时，中国仍占世界产品总量的33。经济史学家麦迪森清楚形象地形容：1820年时，中国GDP为1992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28·7，排在世界第一位。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中华文明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都说明了中华帝国不但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且是一个具有更为复杂、更为完善的金融、经济、安全的组织结构。正是凭着自己优越文明的吸引力，中国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明时代，中国已与周边朝鲜、日本、锡兰、爪哇、鞑靼部、女真部和吐番部等144个国家共同组成了一个以中华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结构的朝贡体系。
　　
　　 古代中国为什么会如此强盛呢？其内在原因是因为古代的中国由于农业的发展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被迫一直都在进行着农业革命。中国土地面积为全球的7，人口却达全球的30，是一个标准的地窄人绸的国家。在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初，中国人口已是1亿2千万，到1650年，中国人口增加至1亿5千万，1750年增加至3亿，1850年至4亿，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口的迅速增多，对粮食的需求也是日益增大，许多时候，在许多地方便不可避免地出现粮荒。于是，如何增加粮食生产便成为当时中国朝庭的当务之急，整个国家与社会都在寻找更多的土地、更好的耕作方式。在这种压力下，从公元8世纪开始，到13世纪初，中国农业革命—直都在进行，其主要内容包括：为了扩充耕地，挖沟建渠，设立水利灌溉设施；人口迁移至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的黄河流域，后来到了长江流域甚至更南的地方；除水稻、大麦、小麦外，还从外地引进花生、洋芋、蕃薯、芋头等各种杂粮；利用人工方法控制并改进水的供应；铁制农具普遍化；发明了犁耕；创造了轮作、间作、套种的耕作技术；为土地提供有机肥，改良土壤等等。经过一系列的农业改革，尤其是率先大规模使用铁器，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的生产率，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通过以劳力、以技术换取土地，使得收成增加至每公顷2700公升，1平方公里的田地可以养活1000人。随着农业技术不断走向成熟，可以允许更多的人口从事商业、手工业和文化方面的工作。在这期间，社会形成了标准的封建制结构，产业分工更加明确，手工业的分工开始越来越细，行业越来越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秦汉以后，中国逐渐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冶铁、冶铜为原材料的制造业，丝麻纺织、煮盐、陶瓷、漆器、造船等行业更是规模宠大。公元8世纪，唐朝采取一系列重农、励农政策，并积极推行“两税法”，更大程度地刺激了经济的商品化和手工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出现了世界上少见的空前繁荣景象，史称“贞观之治”。这时候的唐帝国拥有强大的中央政府，高度发达的农业技术和世界级的手工业。在随后的1000多年里，中国的农业文明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虽然朝代更迭几十次，但维系中国农业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没有改变，更由于新技术传播的作用，把中国农业文明推到最完备、最成熟的极致状态。到13世纪时，中国的农业技术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最精良的农业技术。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漫长的农业社会里，全世界都对繁盛的中国着迷不已，相信她是世界最文明、最富饶和最值得尊敬的国家。
　　
　　 但是，近代至今500年来，中国却从一个很伟大的文明古国一下子衰退成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其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根据史学家的研究，中国文明在13世纪达到鼎盛，之后便开始停止发展。到15世纪，当西欧爆发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政治革命时，中国已是兵虚财匮。到18世纪，当西欧进入工业化时代，中国社会基本陷于停顿，甚至开倒车，国家颓势明显，人民每天生活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西方传教士胡克于1839年至1851年在全中国旅行传教过程中，亲身见证了中国民间令人心酸的境况：天朝中所见到灾难性的赤贫，在任何其他国家是绝无仅有的。每年总有地方，总有大量的人因饥饿而死亡，而吃了一餐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只要有一个干旱、水灾或任何可能会伤害到收成的灾害，一个地方至少就有三分之二的人要挨饿了。男人、女人、小孩，成群结队地走过城里、乡间，只为了寻找一点点的粮食与营养。很多人在路边昏倒，在还来不及到达下一个地方，找到帮助前，就这样死去了。田野中、道路旁，经常看到尸体横陈，来往的人并不多看一眼，因为这现象太普遍了。西方著名学者麦迪逊指出，中国从14世纪开始，就处于长期停滞状态。到19世纪，超过四分之一的GDP仍然来自于传统的手工业、运输、贸易、建筑和房地产服务，其中大部分是在农村地区发生的。中国在土地生产率上的巨大进步和生活标准方面较温和的改进发生在宋朝，在此后的6个世纪内，中国人均GDP一直停滞不前，其中的原因是技术进步的缓慢和经济体制的缺乏改进，农村一直是增长的主要来源。中国的技术不兴，与独裁统治有关，欧洲汉学家EtienneBalazs认为社会缺乏自由、过于重视礼教、社会环境压抑是主因：“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 的国家，不允许私人主动从事任何活动，没有一样公众的活动能够逃过官员的耳目与控制。政府掌握了多项物品的专卖权，包括民生主要物资的盐、铁、茶、酒和贸易。同时，政府也非常严密地监视、垄断教育资源。政府几乎垄断了文字，即使非政府许可、未经检查的文字，也几乎没有可能落入民间。这个几乎比以活人祭祀火神的国家还要严酷的国家，管的还不只是这一些。政府连人民穿的服装、居住的房屋、听的音乐、举行的节庆都要干涉，从出生到死亡，每样事情几乎都有规矩、规定，无穷无尽的纸张文件，无穷无尽的政府干扰。”1858年，马克思就曾指出：“一个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至此，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近代以来的积贫积弱，世界历史已经作出了明晰的回答，其答案就是曾经有数千年领先于世界的值得称道和自豪历史的中华民族，到了近代，她严重落伍了，当近代文明在西欧大地凯歌式行进之时，中华帝国没有适时地汇入世界文明的主潮流，没有汲取近代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完成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的转变。很多外国研究学者都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民族，曾发明了指南针、火药、印刷、纸张、瓷器、茶叶、丝绸等等更多的东西，如果不是那令人窒息的政府控制，中国的文明一定会更加灿烂，甚至迈进现代工业之路。
　　
　　 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都在落后。虽然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惊人成就，但对于一个仍有9亿农民的国家来说，中国正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艰难转型之中。目前，落后是中国最大的现实。如何才能摆脱落后？只有发展。国家要发展，一般有两种路径可供选择：一是顺应世界潮流；二是领导世界潮流。想当初，英国因爆发工业革命而领导世界潮流，从一个偏处一隅的岛国急速膨胀为称霸世界的大不列颠大帝国；美国因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仅用100多年时间，就从刚刚独立的前殖民地变成主宰世界的惟一超级大国。当今，世界向全球化的转型已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全球化已成为文明转型的内在推动力量，任何文明要想在21世纪继续生存，都必须实现其与全球化的全面融合。现在，全球所面临的东西对抗问题、南北发展问题、极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能源紧张等资源问题、触目惊心的贫困问题、全球失衡的平等问题等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加剧，如果任其继续蔓延与恶化，世界将危在旦夕。面对21世纪的这些难以破解的全球性问题，中国应当承担起历史重任，进行文明再造，沿着继续现代化和反思现代化的路径，再造一个更幸福、更安全、更多样化的普世文明。
　　
　　 中华文明的再造是对全球的拯救，而正是通过为全球性问题提供解决办法，凸显了中华文明无比优越的未来。中国凭什么进行文明再造呢？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悠久的文化、独特的文明、博采众长的气魄、兼收并畜的风格、协和万邦的精神、亲仁善邻的智慧，所有这些都是中华文明再造的宝贵资源。而中国凭什么能在21世纪为世界文明的创新与再造作出较大的贡献呢？是依据中国几千年来持续不断地克服生存危机、创造和改造文明这一富于活力的历史传统以及接近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基数。要解决全球性问题，就需要全球化革命，实现全球管理。何谓全球管理？就是要用全球治理代替国家治理，用全球意识代替国家意识，用全球共识代替国家共识。19世纪之前的几千年，世界一直是多中心的，这些中心彼此几乎独立发展着，每一个中心都有自己独特的组织体系和原则。但今天，全球已一体化，这就需要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一套新的世界体系和世界规则，一个新的世界市场。而中国自古以来的“中国即世界”、“中国即天下”的全球意识，注定中国必然是这股世界潮流的领导者。如此，全球将形成一个以中国为领导者的世界秩序，中华文明将成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文明，并且对人类所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提出令人信服并被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
　　
　　 中华文明在向全球提供解决生存中面对的各种问题的方法过程中，将重建“天朝体系”。由于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今天的“天朝体系”不再是过去的“朝贡体系”，而是一种对世界各国具有极大影响力和吸引力，具有普世价值的、能够共享的优越文明，是一种全新的世界体系。一个国家的未来，在于她的思考。今天，在历史赋予中国一个文明复兴的发展机遇面前，中国需要大智慧来作出抉择。目前人类正处在死亡与重生的十字路口，未来人类的前途与命运完全取决于人类能否创造出一个新世界。在今天这个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贫富悬殊、恐怖主义等），人类生存陷入种种危机的关键时刻，创造全新的生活方式成为21世纪人类克服自身生存危机的最重要抉择。要解决这个大问题，必须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深邃的未来意识；必须要有博大的胸襟和以天下为怀的气魄，必须要有对人类行为弱点的深刻把握。只有拥有如此能量的国家，才能创造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全新的具有普世价值的世界文明。环顾全球，谁能担此重任呢？全世界的目光只能聚焦中国。中国，将成为世界新文明的“实验地”。中国要进行文明再造，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根据《国富密码》对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研究结果，21世纪人类将从工业社会跨入城市社会，就如同200年前人类从农业社会跨入工业社会一样。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中国文明再造的千年机遇。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创造“工业文明”繁荣了100多年，中国通过城市革命创造“城市文明”而令国家再次强盛是毫无疑问的。
　　
　　 21世纪是城市发展的世纪，据联合国人居中心预测：201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达到55，2025年将达到65。由于城市是文明的载体，中国要进行文明再造，就必须制造更多的“新一代城市”。“新一代城市”应如何制造？走的是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根据社会需求规律，必然是一条中西结合的独特道路，即既要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要西方的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制造适合国际、适合时代、独具文化特色的新型城市。通过“新一代城市”这个载体，将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与西方物质文明的精髓加以融合与锻造，形成新世纪的文明体系与思想理论，就可把世界推到具有永恒魅力的普世文明的轨道上，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由于人类已从20世纪的“消费者”变成了今天的“生活者”，这种需求趋向决定人类需要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因此，中国要与时俱进，进行国家产业转型，从“世界工厂”转型到“城市工厂”，向人类提供“星级生活”。同时，中国要做世界文明的输出基地，不但要在国内制造大量新一代城市，而且要大量出口新一代城市（文明输出）。但是，中国在改造世界之前，首先必须改造自己。中国要明白，只有改造自己（自我革命），才能获取力量源泉，这也是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现在，经过28年的驱动滑行，中国已经到了真正起飞的成熟时刻了；而这，才是中国世纪的开始。
　　
　　 回顾中国千年兴衰史，在农业社会，中国通过农业革命（农业技术），一直保持着古代文明大国的地位；在工业社会，欧美日通过工业革命（物质生产），从而主导着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在21世纪的城市社会，中国通过城市革命（文明再造），将重建天朝体系。如此，世界将出现中、美、欧三足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