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净泼在毛 身上的污水》之五十四——“大跃进系列”：大饥荒之“通渭问题”（1）

　　毛泽东思想群整理

　　【导读】不管甘肃“通渭问题”，还是河南“信阳事件”，抑或今天农民工“讨薪问题”，或者国有企业员工“下岗问题”，说到底都是政府对人民的责任心问题。也就是政府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本服务。只要是刘邓掌权时期，资本家们都有了好日子，而人民都必然要过上苦日子。在邓理论下，樊纲们执掌中国改革，他们对于人民的利益只是让人民不造反为原则，所谓“改革”的成果都进了那些毛泽东文革要打到的党内走资派，也就是今天邓改开后从共产党内新生的权贵资本家的腰包。今天我们来看看修正主义路线下发生的惨烈“通渭问题”。

　　

　　亩产十一万斤留念

　　

　　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曝露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历史介绍

　　从1990年出版的《通渭县志》第146—147页上记载的“通渭县历年人口状况”中得知，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78462人，减少人数占1958年总人口的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为276742人（即1958年的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应有人口299506人，而1961年实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应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这98251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据资料记载，1960年2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3892人。地处大西北的一个小县，在两年时间内，人口减少如此之多，其惨烈程度可以想象。

　　事过五年以后的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县委才就此事件写出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个报告称：“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000多头，羊被宰了40000多只，猪、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1958年，通渭县的县委书记是席道隆，山西人，时年35岁，早年参加革命，坐过国民党的牢。县长是田步霄，陕西人，为人忠厚，办事认真，工作实事求是。由于席道隆对于一线领导的指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工作积极”，省委对通渭县的工作很满意。1958年5月5日至23日，他以“先进县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这对一个小县的县委书记来说，是无上的光荣。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是决定搞“大跃进”的会。但是在刘邓的要求下，大跃进被搞成了“浮夸风”。

　　1958年，他们响应刘 的号召，对农村实行军事化管理，把全县原有的169个高级合作社合并为14个人民公社，全县为一个联社。在一个月之内办起了2759个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饭。农村管理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在全县组织一个民兵师，各公社成为战斗团，大队为战斗营，生产队为战斗连，连下设排，排下设班。“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在生产上提出了“千斤元帅升帐（粮食单产），万斤洋芋上天（洋芋单产）”的口号。公社化虽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阻力也不小。有些农民抢收自留地里的庄稼，杀羊杀猪，他们说：“看着啥都成公家的了，趁早弄完得了！”

　　猛刮共产风：为了清除阻力，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辩论的题目是：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建成共产主义？显然，对这样深奥的问题农民是说不清楚的。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共产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谁反对组织人民公社，谁就是反对共产主义，谁就要受到批判、斗争。有不同看法的人就是“白旗”，要“拔掉”（即开斗争会）。仅1958年，全县共“拔白旗”565人。这是定西地委组织部1959年复查时的统计数，实际“拔白旗”的人数要多得多。有的公社下达“拔白旗”的指标，生产队为了完成指标，谁开会来晚了就“拔”谁。在“拔白旗”的同时，对那些积极跟着跑的人“插红旗”，即表彰，这使一些青年人更加狂热。中共通渭县委1965年7月5日《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指出，从1957年到1959年，在大辩论、拔白旗、批判富裕中农冒尖人物中，共批判斗争农民10360多人。

　　为了迎接共产主义，全县大平大调，大刮共产风，使农民受到很大损失。从土地、劳力、畜力、农具、树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财物，平调总价值990多万元。

　　瞎指挥成风：在生产上集中指挥。种什么，不种什么，不根据农民的意愿，不顾自然条件，随意改变种植结构。与此同时，把大量劳动力调离农业生产战线。1958年春，抽调劳动力17900多人（占总劳动力的19。7）大搞工业。5月，又抽调18000多个劳动力投入引洮水利工程。8月正当庄稼成熟在地，不顾收割，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检查团的检查，以10多天时间，集中5万多劳动力（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51。4），从刘家岭到华家岭公路沿线，摆了60公里的长蛇阵，扎彩门，飘红旗，大字报满山，锣鼓喧天，突击水土保持工程。10月，又抽调25000多名劳动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1959年，又调5万多个劳动力兴办水利工程。一个仅有20多万人口的县，如此大规模抽调劳动力，使得耕地荒芜（年底荒芜耕地11万多亩）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16423万斤，1958年11576万斤，1959年8386万斤，1960年3632万斤。（《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浮夸风：一方面粮食大幅度减产，一方面向上级浮夸粮食丰收。1958年计划总产38000万斤，秋后上报数为26000多万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2。25倍），征购任务定为4360万斤（实际入库4154万斤，占实际总产量的36）。1959年计划总产24000万斤，秋后上报数为18000万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2。15倍），征购任务为5400万斤（实际入库3958万斤，占实际总产量的47。2）。（《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强迫命令之风：“完不成征购任务，提头来见！”

　　在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征购任务逐年增加，只好让农民勒紧裤腰带。其实，早在1957年粮食征购入库中，有些地方粮食就很紧张。农业社分配时只分现金，不分粮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出现饿死人现象。到1959年情况就更严重了。当年冬季，全县162个大队中，就有102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衣草、树皮充饥，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1959年8月开始“返右倾”斗争，有1169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因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而被说成是“右倾”，遭到批判斗争。10月18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重点揭发批判县长田步霄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10月29日，田步霄自杀。田死后，县委以“彻头彻尾、顽固不化的右倾机会主义首要分子”为罪名，上报中共定西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并组织机关干部批判尸体。

　　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死，中共通渭县委却不承认现实。他们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谁要求供应粮食，就给谁扣上“以粮食问题攻击县委，是富裕中农，是怕死鬼”、“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动摇人心”等等政治帽子。县委认为，“当前粮食赶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注：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在一起搞鬼，要进行打击。”“闹粮凶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团。”县委召开全县电话会议，要求公社召开“万人斗争大会”，生产队召开“千人斗争大会”，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批斗要求政府供应粮食的农民和说真话的基层干部。还提出，“对富裕中农要来个双倍打击、加倍赔偿，把他们压在泰山底下，叫他几辈子翻不过身来。”

　　高指标之风：通渭县委这么做，是上级逼出来的。高征购指标是国家定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是一位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官员。在他的高压政策下，干部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粮食征购指标高，不敢讲征购粮食任务完不成。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说：“党的历次斗争的胜利，都是返右倾的胜利”，“防左容易，防右难”，“在返右倾斗争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在征购粮食时，窦明海在电话会议上说：“公购粮入库时，是非常时期，要采取非常手段。”农村断粮时，窦明海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窦明海是省委书记张仲良十分看重的干部，是全省有名的“积极分子”“先进人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