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净泼在毛 身上的污水》之五十五——“大跃进系列”：大饥荒之“通渭问题”（2）

　　毛泽东思想群整理

　　【导读】不管“信阳事件”还是“通渭问题”，其发生的主要原因都是刘邓一线中央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导致的极左路线，以及刘邓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只要政绩，不顾人民群众生活生命的资产阶级发展观作祟。既是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刘邓脱离人民群众的好大喜功发展观，随着邓某人独掌大权更是发挥到了极致。邓某跟随刘某，从当年极左政策的失败中倒向极右，放弃他们当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倒向自由资本主义和单干小农经济。过去粮食产量浮夸风，暴力抢夺农民口粮，今天GDP浮夸风，暴力拆迁增加GDP……事情不一样，但是性质完全一样。说到底，刘邓是不合格的共产党员，既无共产党员的信仰，也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他们有的只是对于权力的欲望。


　　

　　亩产十一万斤留念

　　


　　（续上期）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张仲良参加庐山会议，由省委副书记霍维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霍维德召集在兰州的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并以中共甘肃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认真检查，甘肃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严重缺粮的七个县（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等县和张掖市。”这个报告还说严重缺粮的地区，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粮，因缺粮和浮肿致死的现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存在。但不久，这份报告在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被认定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甘肃省志大事记》）张仲良从庐山回来以后，联系到甘肃的“马鞍形”，把霍维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地、县都揪出了霍维德、宋良成的“代表人物”。

　　一方面闭眼不看饿死人的事实，一方面向上级说假话。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50多人，生产已经停顿，席道隆等却在向上级报告中写道：“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在陇川公社召开了一次整社征粮的千人现场会，席道隆到现场讲话说：“要继续返右倾，鼓干劲，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无论阻力有多大，困难有多少，粮食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对于那些顽固不缴的要想尽一切办法迫使其缴出来，必要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政治挂帅。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要有革命的铁的手腕和铁的行动。”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

　　会后，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农民说，“万人整社团”实际是“万人搜粮团”“万人抢劫团”。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食，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为了搜粮食，把生产队干部集中起来算账，逼着他们交待粮食藏在哪里。他们提出“一个会议，十个战场”的口号，把逼粮食会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群众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等120多种。在全县大搜查中，搜出粮食1100多万斤（大部分被千人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群众将这些恶行比为“秦始皇”、“活阎王”、“黄世仁”、“狼狗”等。搜粮活动一共搞了40多天。

　　1959年11月3日，席道隆向各公社发布指示：“凡被批斗的人，一个也不准回家，编入劳教队，配备干部民兵持枪看管。”全县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14个劳教队，集中劳教1637人。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斗争逼审，遭受到种种折磨。（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定西分院：《关于对通渭搞劳教队的情况检察报告》，【60】检二字第054号，1960年3月30日）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个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们的口号是“立场稳”，“心狠”，“手快”，“刀子利”。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和学生，架起轻机枪12挺，步枪50多枝和土枪助威。他在会场主持斗争、拷打群众160多人，其中，当场被缚送劳教的66人当中因伤致死4人。（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0】364号：《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1960年4月）

　　在农民大批死亡的时候，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据定西地委扩大会议1961年1月13日的简报记载，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到临洮县店子街搞试点，不吃农民的苜蓿饭，从兰州饭店用专车送吃的。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仅1960年就从商业、粮食部门要去肉339。7斤，油23斤，鸡蛋260多个，粮食473斤，糖及糕点62斤，红枣320斤，还有火腿、鸡、罐头、粉条、茶叶、水果等。

　　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顾农民死活的干部，在大批人饿死的时候，席道隆开始允许农民自找生路；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谁种谁收；将牲口分户喂养，给生产小队下放权力等。1960年1月上旬，随着饿死人数的增加，席道隆连夜去地委汇报粮食情况和人口外流、死亡等问题，受到批评而回。

　　省委工作组继续反右倾

　　通渭县大量死人，当时有一些人冒着风险向中央写信。经中共中央指示，甘肃省委对通渭采取了措施。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组到通渭，还带了一些粮食。从工作组留下的文件来看，他们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返右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去通渭正是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正处于“返右倾”的高潮之中。

　　1960年3月1日，由省、地委工作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开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通渭县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并当场逮捕了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17名县委、县政府领导人，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3月3日县委扩大会议结束的当晚，立即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向全县宣布“以席道隆为首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勾结一起所造成的恶果。号召全县广大群众和干部，一起起来向坏人坏事作斗争”。

　　工作组负责人王秉祥当时给省委写的《关于通渭问题的报告》中说：“通渭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总的根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勾结一起，严重地破坏了‘三个万岁’。”“三个万岁”即“三面红旗”。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李坤润2月19日给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报告中说：“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县委领导，在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如在所有制上实行四级制，以包产小队为核算单位，1959年春耕时提出小队种不完的土地由社员谁种谁收。”

　　包产到队、让农民开荒种小片土地，本是摆脱饥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队把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大加批判。李坤润上述报告中批评这个县1959年以来的“返右倾斗争”不彻底：“县委几个主要领导成员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怕运动深入，将自己的错误露出来，因此在去年10月县委扩大会议上，只解决了以田步霄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后，就草草结束了会议，企图将他们的问题遮掩下来，混过关去。”刘邓浮夸风造成的中国饥荒，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造成的，所以后来刘邓没有好好总结人民用无数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分田单干！

　　据通渭县委1960年3月10日电话报告，他们发动群众对“有严重问题的”78人进行揭发批判。说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推行了席道隆为首的反革命纲领”。这个电话报告中列举他们的罪行，主要是划小核算单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阶级成份不好的人等。

　　省委工作组对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发放了一些粮食，但未能扭转形势。通渭问题本来是左倾错误造成的，省委工作组却大反右倾，这加剧了人口死亡。1960年通渭县的死亡人数相当于1959年的3。86倍。

　　省委工作组除了加大了返右倾的火力以外，还以阶级斗争眼光对全县干部施行了分类排队，排队的结论是：“从通渭县的领导核心和基层干部政治情况看，问题是很严重的。该县历年来在镇反、审干、肃反、返右派斗争、整社、整党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搞得不彻底，五类分子没有从干部队伍中和党内清查出去，仍然进行隐蔽活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他们就乘机大肆破坏，现在敌人已露出水面，这次必须乘此机会，由内到外，内外结合，狠狠打击，否则通渭的面貌不会改变。”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认为“通渭县委完全变质”。196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0】364号）。中共中央的按语中写道：“甘肃省通渭县委完全烂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篡夺和反对县委领导权，公开实行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揭盖刨根运动

　　通渭形势继续恶化，死人越来越多。1960年12月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组和128人的医疗队。调来粮食3370多万斤，救济金330多万元，药品136吨，还有棉布、棉花等其它物资。工作组用这些物资安排群众生活，把濒临死亡的8万多人抢救过来了。并成立孤儿院，收养孤儿1200多名。在抢救灾民的过程中，医疗队员王俊、刘春华（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还组织恢复生产。为此，国家先后发放各种贷款和补助款142万元，无偿投资270多万元，购买了牲畜4700多头，添置修补农具4万多件。工作组还在口粮、棉衣供应，疾病治疗等方面做了安排。这些措施对扭转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而真正解除饥饿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县志》记载：“是年，风调雨顺，夏秋作物全面大丰收，缓解了全县人民的吃问题。”这一年，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社员增加自留地，并允许社员租借集体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饲养。这些政策也是农作物大丰收的重要原因。

　　由于1962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在各地饿死人问题上减轻了地方干部的责任。1962年5月13日，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省地委决定，释放席道隆等17名县级干部，并重新安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