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加快发展，把湖北建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是中央对湖北的明确定位和殷切希望，是湖北上下必须努力奋斗的目标。5月8日，本报推出的“龚信力”署名文章《中部崛起，吾楚有责》，引起了读者关注。其中，有读者希望编辑部就文章中提出的“武汉高度”、“武汉共识”等概念作出更清晰的理论阐释。为此，本刊组织了这组理论文章，供读者参考。
　　
　　
　　“首位城市”：至关重要的网络节点
　　
　　经济区域同其他区域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具有自身特定的三大构成要素：经济中心、经济腹地和经济网络。其中，经济中心（首位城市或中心城市）是核心要素。以它为核心，以经济网络为纽带，联结广大的经济腹地，就构成经济区域。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在一种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的，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我国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也证明，区域经济的竞争，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心城市间的竞争；而中心城市的崛起，必然带动经济区域的崛起。
　　
　　因此，在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中，“首位城市”或“首位城市经济”日益受到重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首位城市”肩负着“首位责任”。
　　
　　在对外开放中，“首位城市”的核心作用又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首次提出了大都市圈的概念，用以概括在一些国家出现的大城市群现象。这些大城市群往往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区域内城市高度密集；第二，区域人口规模巨大；第三，区域内城市间具有建立在分工明确、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基础上的密切的经济联系；第四，拥有发达的交通、信息、能源等基础设施，使区域空间紧密高效地连为一体；第五，这些大都市圈往往是国家经济最集中、最活跃的区域，在国家乃至国际经济中具有枢纽作用，一些核心城市成为国际经济网络的重要“节点”。因此，“国际经济网络”的节点可以概括“首位城市”在对外开放中的功能。
　　
　　外资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通常表现为一个“口、腹、足”的顺序。首位城市，就是外资的“入口”；然后由这个“入口”进入腹地，向周边扩张，再通过“地理渗透效应”蔓延到“足”——距离首位城市较远的地区。不论是从武汉城市圈还是从中部地区的层面看，武汉作为“首位城市”都是外资进入的门户；而武汉城市圈乃至整个中部地区，则构成了武汉广阔的腹地。
　　
　　可见，一个区域的首位城市总是处在一个经济区域与国际经济网络的战略节点上，其作用是支撑性和推动性的。
　　
　　武汉高度：卓越的商业地位
　　
　　湖北应该加快发展，走在前列，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这是中央对湖北战略地位的明确定位，是对湖北发展的殷切期盼。无论经济实力、现有基础，还是历史地位和地理区位，湖北都应该有所作为。而其中的一张牌就是武汉。
　　
　　武汉在中部地区有着很好的“首位基础”：武汉经济区位优越，处在长江经济带和京广经济带的交汇点上；它是近代我国工商业中心之一，是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它的市场容量和辐射能力巨大，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2位；科技教育发达，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第3位，东湖地区是仅次于北京中关村的智力密集区；工业基础雄厚，是我国六大综合性工业基地之一；以光电子产品制造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汽车和钢材制造业在全国名列前三位；与沿海城市相比，武汉商务成本较低。一言以蔽之，武汉在湖北省域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有条件也应该肩负“首位责任”。现在需要做的是，营销武汉，突出“武汉高度”，提升城市形象品牌，带动投资，谋求后来居上。
　　
　　理解“武汉高度”有两个基本方向：一、从什么角度来看武汉的经济价值和发展远景；二、在中国经济发展大格局中武汉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
　　
　　其实，“武汉高度”早就有人指出。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预言，未来“武汉将更为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之一”，规模上“略如纽约、伦敦之大”；1999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调查和评价武汉的投资环境时断言，武汉是迈向中国中西部大市场的桥头堡。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完成的研究报告《长江沿江主要城市投资环境评估》认为，在十五个沿江的城市中，武汉在投资环境评估中排名第一。美国出版的《未来杂志》引述世界发展联合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全球在未来三十年最有机会跃升为超级城市的十个地方，中国占有其中两个席位，武汉是其中之一。
　　
　　历史上武汉实现辉煌，与它达到一定高度是分不开的。从内贸看，武汉地区当时有各类商业组织130多个，各省旅鄂商务团体200多个，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性贸易中心；从国际贸易看，1905年洋行户数达到114户，人数达到2151人；外国商号最多时达250家，在66年的开埠中，出口额有42年仅次于上海，成为我国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正如有关研究者所说：“汉口为国内主要的物质集散城市，向有‘九省通衢’的称号，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甘肃、陕西、云南、贵州九省物产，都集中于汉口而为分配，九省需要物质亦以汉口取给，商圈的广大，国内很难找出第二处”。可以这样说，武汉高度决定了武汉责任；肩负武汉责任，能实现武汉高度。而不论是履行责任、实现高度，都需要开放，实现内资与外资的聚集。
　　
　　进入新世纪，外资进入我国出现了新变化。从投资主体看，跨国公司成为排头兵；从投资目的看，由资源驱动型、成本驱动型向市场拉动型转变。这意味着，外资进入我国的相当部分是一种长期性的战略投资，目的深度开发我国内陆市场，占据我国内陆市场。因此，外资考量武汉的投资价值，特别是远期价值，不仅会从它在湖北的地位来作为决策依据，而且恐怕更多地会看重对开拓中国市场的战略价值。
　　
　　因此，武汉高度的实质在于它“卓越的商业地位”。它不仅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商贸中枢，而且是促进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性城市，是吸引各类市场主体和生产要素的战略投资区。所谓打武汉牌，实质是站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甚至中国经济发展大格局上观察武汉的地位和作用，彰显武汉的内在潜力和发展前景，营销“武汉高度”，增强对各类要素的吸引力，推动武汉扩大开放、谋求后来居上。
　　
　　武汉概念：“纽约－芝加哥”模型的中国版
　　
　　有时候，一个首位城市会因为它在一个区域中的重要作用，而成为一个区域富有代表性的概念。“东方芝加哥”就有这个含义。它指的是武汉在中部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商业枢纽作用。
　　
　　在我国东部经济隆起带上，珠三角、长三角、环勃海三个经济圈受到世界注目。在每个经济圈中，都存在“并蒂莲”现象。这就是，珠三角地区的香港－广州经济中心，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杭州（南京）经济中心，京津地区的北京－天津经济中心。认识这种“双中心”现象，其实就回答了如何认识“东方芝加哥”的问题。
　　
　　从国际经验看，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会存在一种新型空间结构，即空间双核结构模式。它由港口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及其连线组成。其基本涵义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需要两个“核”——区域中心城市和港口城市——来推动。这是因为，中心城市要对所在区域充分发挥作用，如果其他因素相同，其对区位的最基本要求是趋中性，即应当尽可能位于所在区域的几何中心。然而，由于与区外交往的需要，需要拉动中心城市的区位向区域边界方向推移，以至于不少区域中心城市位于区域边界上。这虽然有利于与区外交往，但并不利于对所在区域的带动。而双核型空间结构正好兼顾了这两个方面的需求，即实现了区域中心城市的趋中性与港口城市的边缘性的有机结合。一方面，港口城市由于可以充分发挥水运的低成本优势而成为中转枢纽；另一方面，港口城市的发展同样依赖于区域中心城市的支撑。因此，“纽约－芝加哥”不仅是美国最重要的产业发展轴线，也是双核空间结构的经典代表。
　　
　　武汉与芝加哥经济发展条件的比较，有诸多相似之处：（1）从城市地区看，芝加哥是美国内地最大中心城市与内地最大港口城市，武汉亦然；（2）从交通条件看，芝加哥多条铁路、公路、航空等组成美国内陆综合性交通枢纽，武汉亦然；（3）从腹地条件看，芝加哥是美国乳酪区、小麦区、玉米带的交汇区，武汉处于两湖农业区中。
　　
　　在近代，上海与武汉正是这种“纽约－芝加哥”模型的中国版。从工业实力看，武汉有汉阳铁厂等近代民族工业企业11家，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从传统商业方面来看，以汉口的米谷年均流转量为例，1891 1900年即增长为507630担，1901 1910年更增长为1073185担。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从与上海的经济关系看，“汉口的多元吸引和网状辐射的商路格局不断强化为以上海为指向的单元吸引和一元辐射。华中、西南、西北、华北地区丰富的工业原料、半成品通过汉口不断地运往上海，然后转输各大洲；汇集西方各国的舶来品也先下卸上海，再通过汉口这个巨大的管口输往中国内陆的城镇和乡村。”因此，“东方芝加哥”这一称谓的实质是一种战略概述，是观察武汉高度和衡量它的商业价值的重要角度和参数。
　　
　　战略支点：武汉高度的现实依据
　　
　　武汉高度正在出现。这里再列举四个现实依据：
　　
　　世界经济格局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战略面向”。亚太地区已日渐成为“世界商场”。因此，我国经济具有“东向性”，所谓向长江流域放大长三角效应，即是一种以长江为主轴的三级拉网战略。上海是第一级，它拉动了从大连至海口的整个东部弧形经济带；武汉是第二级，它拉动了太原－郑州－长沙弧形经济带；第三级是重庆，它拉动了西部的弧形经济带。所以，“东方芝加哥”也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武汉高度。它不是一个即期目标，而是一个战略取向，一个重要区域经济的概念。如果说，由于外资进入我国具有时序性、递次性而导致武汉至今开放度不高，过去宣传“东方芝加哥”有点超前的话，那么，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外资结构、投资领域都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让“东方芝加哥”成为人们共识，则是推介武汉高度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对外开放程度和利用外资水平偏低，是制约中部地区发展的重要瓶颈，迫切需要以外资作为助力；另一方面，外资进入我国出现了新变化。从投资主体看，跨国公司成为排头兵；从投资目的看，由资源导向型、成本驱动型转向市场拉动型。这就意味着，外资进入我国，相当部分是长期性的战略投资。对投资地区的选择，除了资源、成本外，更考虑市场的广度。而“武汉高度”正是一个大卖点。这实际上也是世界500强企业中60家投资湖北的重要因素。
　　
　　从中国铁路跨越式发展的规划看，武汉将建设成为中国铁路四大枢纽之一（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中国铁路六大客运中心之一（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西安）。随着沿江快速铁路通道（沪汉蓉铁路）的建成，快速的铁路通道将紧密地把武汉经济圈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和川渝蓉经济圈连接在一起。该圈覆盖13多的国土面积，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地理中心。而武汉在这个“1＋4”的经济圈中，起着承东接西、贯南联北的枢纽功能。
　　
　　从长江流域看，沿江地区就不仅有长三角这个东部城市群，还有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城市群和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西部城市群。武汉长江水运已有132年的历史。从世界经济和内河航运发展的普遍规律看，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是经济发展对水运需求最大的时期。上海、重庆相距2300公里，因此，武汉港是上海港和重庆港的重要喂给港和依托港。现在，武汉是长江水系水运的经济管理的行政中心，长航局、长江海事局、航道局、通信导航局、长航集团总部均在武汉。“把武汉港打造成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把武汉建成中游集装箱中转中心”，理所当然地是湖北的战略。武汉是推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
　　
　　武汉共识：集体认同与身份建构
　　
　　武汉高度要最终产生经济的聚集效应，必须形成武汉共识，即中部或中西部地区的对武汉身份的集体认同。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方面，武汉作为首位城市的优势是明显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武汉目前肩负首位责任还不够。比如，在中部6省，武汉的地理区位效应为3。46，高于郑州的2。40、长沙的1。70、合肥的1。37、南昌的1。15，说明武汉具有区位优势。但武汉与长沙的绝对经济联系强度为2。47，与郑州为1。57，与合肥为0。30，与南昌的为1。10，其经济中心性为2。31，低于郑州的2。80，与合肥的2。31、长沙的2。29相当，略高于南昌的2。03。这就是说，武汉的经济辐射源作用有限，必须在营销武汉高度的同时，致力于构建武汉共识或集体认同。
　　
　　所谓集体认同，就是要使武汉城市圈乃至中西部地区各经济单位不把武汉或其他成员视为“敌手”，而是通过合作、互助、竞争追求共赢。而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各地区能否建构起集体身份。各地区持有共同的发展理念，形成一致对外的政策行为。这里面，关键在于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武汉自我身份建构。它是武汉对自我实力的认识和对外部环境对其评价互相作用的结果。
　　
　　首先，武汉的自我定位。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城市圈的火车头，还是一个中西部地区面向亚太地区的拉网者？
　　
　　其次，武汉是一个孤立的发展者，还是一个开放者。如果武汉以眼前利益、自我利益作为行为准则，那么，它就必然呈现封闭性。这对武汉是致命的。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如果它没有开放，与临近的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诸国组成一个五亿人口的区域市场，甚至进一步外延为7小时飞行范围内的临近国家，形成了包括澳洲、中国和印度在内的28亿人口的市场，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拓展东南亚及南亚市场的中国企业的中转站，成为区域的金融与交通枢纽，通往东盟各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天然门户。
　　
　　再次，武汉有没有实力。显然，武汉需要借助“武汉高度”来扩大自己的吸引力，通过吸引外资和全国资本聚集等拉升自己的地位，证明“武汉高度”的现实意义。
　　
　　第二个层面是：区域身份建构。这是武汉能不能成为一个中心、实现“武汉高度”的重要条件。
　　
　　所谓区域身份建构，就是外部各个地区是不是把武汉作为一个中心。武汉要认识中部是分离的。山西追求融入京津经济区，合肥追求融入长江三角洲，南昌、长沙更多地把目光盯着珠三角。因此，武汉一方面要着力培育优势产业，另一方面要需要形成“武汉共识”，就是努力争取湖北及其他地区把武汉作为一个中心。如果武汉像上海一样，成为所在地区公认的中心，那么，这些地区和企业就会把武汉的发展作为自己的发展，把武汉作为自己开展区域经济活动和进出国门的前沿城市，把武汉作为进一步壮大的“总部城市”。“不是港口创造了贸易，而是贸易创造了港口。”低的交易成本是决定商业环境的重要因素，是一个城市成为“好客的中心”、“世界性商场”、“商品和货币的交换中心”的必需条件。武汉要充分认识现代市场经济已日益趋向区域经济分工合作，充分认识武汉和周边城市各有优势、相互依托、休戚与共；画地为牢，不仅限制别人，更制约自己；只有走开放、经济一体化的道路，才能在大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各自的利益，实现“双赢”或“多赢”。实践将证明，什么时候武汉成为中部地区最“自由”的“淘金市场”，武汉就会成为一个外资密集区，成为经济、金融、贸易、交通、信息、科技和教育中心，它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市场和物流优势，就会成为发展的驱动力。
　　
　　总之，整个中西部地区经济合作的互动实践是身份建构的物质推动力量，而身份建构又在观念上指导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合作的进程，决定着武汉高度的提升。武汉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其战略支点地位进一步凸显出来，武汉共识就会形成巨大的经济增长能量。（作者单位：本报评论理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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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造就“东方芝加哥”
　　
　　任放
　　
　　汉口成为近代中国仅次于上海的商业大都市，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开放水平较高。汉口当年的开放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一、开放的金融业。拥有完整而富裕的银钱业体系，“放票”现象十分普遍，“店本六千至一万不等，放票对至十余万”，可见放票规模之大。
　　
　　汉口有着大量的北方资本。晋商作为一代金融业的巨擘，在汉口开埠后的汇兑业务中，“其作用几乎与英国的银行同样重要”。汉口钱庄的数目曾多达500家，甚至四川的银钱业务也曾经一度集中在汉口。银行系统的产生，使汉口金融业发生了质的变化。清末在汉口，中国银行有7家，外资企业40余家、外资洋行130余家、银行10余家。这些银行机构客观推动汉口贸易进入国际市场。
　　
　　更重要的是，汉口的旧式金融机构和商人在对待外国银行的态度上较为开明，“本埠银钱市场对外国银行（特别是汇丰银行）的信任日增”。
　　
　　二、全新的海关制度。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湖广总督官文上奏强烈要求在汉口设关收税，以规范茶叶等商品的过境贸易。清廷同意并于同年设立江汉关，其管理模式几乎全盘引进西方关税规则。江汉关的设立，堪称汉口由传统市镇一变而为近代通商口岸的崭新商业标志。三、人口的流动。汉口的商业地位如日中天，其商业魅力、市场容量、投资和就业机会、自由的生存空间以及新潮的生活方式，使得汉口有能力吸附大量人口。据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保甲册载，汉口人口为180980人；清宣统三年（1911年），汉口常住人口骤升为590000人。
　　
　　四、服务业的近代化。近代汉口的服务业已达到相当水平。茶馆业不仅数量增多，而且消费方式也染上了西方色彩，民国之后飙升至1300余家。在西风东渐、生活节奏加快的商业文化氛围中，出现了怡心楼等一批主营上乘毛尖类茶品，兼营刨冰、汽水等西式饮品的高档茶馆。电灯、自来水、轮船等服务性的近代公用事业应运而生。
　　
　　外资服务机构、服务人员兴起。他们为外商进出口贸易服务，经手各种票据和钱币，介入中外经济谈判，从事丝茶贸易，热衷公益事业，从事各种商业赢利活动，不仅创办包括机器工业在内的近代化事业，而且推动了汉口经济与外部的联系。
　　
　　五、广泛的商业组织。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设立具有官方色彩的商务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任湖广总督赵尔巽认为，“有商会即不能有商局。商会者，商人之事也；商局者，官事也，官事妨碍商事”，主张建立商会。翌年，真正意义上的汉口商会在汉口成立，它打破了汉口传统行会的体制坚冰。当时，武汉地区有各类商业组织130多个，各省旅鄂商务团体200多个；外国商号最多时达250家。
　　
　　开放改造了汉口，使之由传统市镇向近代城市转变，汉口成为近代中国的资本中心、工业中心、商业中心、流通中心，成为一个重要的商贸枢纽，展现了“东方芝加哥”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