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4月3日，北京东堂子胡同突然热闹非凡。

　　一大早，不断有王公大臣的轿子抬进了东堂子胡同，轿子最终进了总理衙门的院子。恭亲王奕将主持今天的总理衙门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讨论海军国防建设的可行性问题。参会者除了总理衙门大臣，按照慈禧太后的要求，在京的亲王、郡王、六部、九卿以及回京的各省将军、督抚都要参加今天的会议。当初给沈葆桢写得私信中，李鸿章就预测，北京方面一定会在春天就海防问题给出一个定论。

　　总理衙门扩大会议开始，奕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议会的议程，主要针对日军进兵台湾后，沈葆桢、丁日昌、文祥等地方跟中央高级官员提出的海军国防建设方案进行讨论，在扩大会议召开之前的两个月时间内，总理衙门已经向各地督抚大臣们发了通知，希望督抚大臣们为海防建言献策。扩大会议召开之前，总理衙门向在京的亲王、郡王以及各大部委高级官员开放了地方督抚大臣们的提案。奕希望参加扩大会议的臣工们能够全面讨论海防的可行性，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礼亲王世铎第一个发言，他情绪激动，甚至让参会者看到了八旗王爷骨子里的豪迈之气。世铎说，现在欧美列强恣意横行，实为前古未有之变局，为天下臣民所共愤，现在正是卧薪尝胆，精求武备，为雪耻复仇之际，李鸿章他们提出的练兵、造船等方略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用人、筹饷、练兵最为重要。在世铎看来，人才是改革之根本，没有人才，船坚炮利终归无用【A1】 。

　　一番慷慨之言令整个会场热血沸腾，世铎言犹未尽地说，日本图谋台湾生番，现在虽然议和，但是难眠倭奴不再找事，所以筹办海防一事，“实为近日不可再缓之举”。世铎在会上提出了具体的人才政策建议，一定要派懂兵事、熟悉欧美洋情的德高望重之人督办海防防务，旗下的将领，应该由沿海各督抚于水师、久经战阵、洞悉欧美洋情的干员出任。世铎最后激动地说，只要内外一心，历久不懈，几年就可军威大振。

　　世铎刚刚落座，坐在最角落的通政使于凌辰就站起来了。于凌辰为了今天的会议，从月初就连日到总理衙门调阅督抚们的报告，看完了各地的报告，于凌辰很是赞同预防沙俄之说，专重陆战的塞防派的观点，他很好奇在所有海防派中，李鸿章跟丁日昌两人就洋人造船、制造机器最为详细。于凌辰说话时声音有些颤抖，他批评“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A2】 ”，甚至担心海防一旦走错，将危机国家命运。

　　于凌辰的一席话令满蒙执政精英们目瞪口呆。“用夷变夏”已经不是经济改革的层面，是一种意识形态跟政治体制的改变，目标直指李鸿章用西方的政治改革之法，改变目前爱新觉罗家族皇权独尊的君主制。于凌辰的证据来至于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报告，李鸿章在报告中说，“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文祥身为满蒙执政精英的开明派，对欧洲的议会民主制度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英国的光荣革命建立的议会民主制度大大地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英国政治制度的变革使得政府对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和法律制度的承诺成为可信，政府不再利用其对政治的垄断来垄断经济和不惜损害社会利益来追求执政者的利益。

　　鸦片战争后爆发的太平军起义，以及回民、捻军起义，都证明民众不再信任满蒙执政精英们制定的游戏规则，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贪污腐败成风，寻租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众多依附于洋商旗下的民营资本认为满蒙执政集团会为了集团私利，借口特权垄断经济利益，无论是在资源、税赋还是价格方面，民营资本都难以得到公平的对待，商人跟政客勾结，机会主义跟寻租行为已经彻底扭曲了国家经济。

　　满蒙集团现在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爱新觉罗家族的君主一代不如一代，大清的皇帝已经不可能为国家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管理国家的游戏规则毫无公平、透明可言，满蒙执政集团内部机会主义者层出不穷。咸丰皇帝一死，以肃顺为首的执政联盟被一场政变倾覆，以慈禧太后、奕为首的满蒙精英成为执政者，同治皇帝的早逝为机会主义者提供了继续揽权的机会，随着新的执政精英的加入，“叔嫂共和”的均势早已被高层的内斗取代。权力分配游戏的不公平，导致执政集团内部争权夺甚至不惜将社会拖入动荡。

　　晚清的经济从军事工业的国有资本改革，到1872年招商局开始的民营资本介入改革，已然走过了十多个春秋，汉族武装集团已经意识到政治跟经济是一种双杀关系。没有议会民主那样开明的政治改革，利益集团会利用手中的垄断权力为自己敛财，导致更多的利益高度集中；当经济改革到一定阶段，不断膨胀的利益集团会拒绝自身的利益重组，他们就会逐渐成为改革的阻力，进而跟依附在利益集团周围的新生利益集团发生冲突，利益集团之间为了调和冲突，这就需要政治改革来进行利益重组。

　　同治皇帝去世后，北京政权交接班过程中执政精英内斗不断，尽管奕恢复了军机大臣跟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慈禧太后为了钳制这位曾经的政治盟友，正在努力将光绪皇帝的父亲奕譞推向权力核心。李鸿章们相当担心随着满蒙执政集团的膨胀，新的利益集团就会如饥似渴地蚕食改革的利益，整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社会底层的矛盾积累日趋严重，最终会形成国家上层的利益集团内斗不止，基层的社会动荡不断的可怕局面。

　　于凌辰已经看穿了李鸿章们筹建海军国防背后的大棋局，海军只是汉族武装集团的一枚棋子，他们是以国家防务为突破口，在推动全面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于凌辰深知要想搅黄李鸿章的棋局，就要向他的人下手。于凌辰嘲笑说，讲求洋器已经很多年了，可是日本一东洋小国来犯，主事者都委屈求和，这样失败的改革根源在人，现在的官场已经坏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人事问题一下子成为敏感问题，于凌辰抨击汉族武装集团的改革出现大批没有文凭的干部，一些人花钱买官，一些人靠着领导一句话就戴上了乌纱帽，这些人带坏了整个官场。于凌辰对汉族武装集团的人才很是不屑，“吏治坏于开捐，人才坏于滥保【A3】 。”于凌辰的话简直就是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广东商帮、江浙商帮的商人们都捐过官衔，李鸿章跟左宗棠都保过大量的商业干才，左宗棠一直力保的商人胡雪岩已经获得了一品封典，这是于凌辰这样的八股文人一辈子的梦想。

　　突然间，身为最高审判机关一把手的大理寺卿王家璧站了起来，他对丁日昌提出造兵轮撤艇船的方略还是不能理解，艇船多是曾国藩时代水师装备，现在要搞海军就要完全推倒重来，将数百万两银子交给欧美商人，几年后能不能交货还不知道，更别说中间有没有贪污腐败行为。王家璧嘲笑丁日昌有一个“丁鬼奴”的绰号，为洋人马首是瞻的丁日昌如此谋国，不知是何居心？”

　　亲王大臣们对突然跳出来的王家璧很是诧异，此人在道光年间获得了进士文凭，脾气倔、忠义，太平军席卷江南期间，曾经在曾国藩、左宗棠幕下经办商业税，是湘军集团的得力干才，面对海军国防问题怎么如此过激呢？王家璧甚至用沈葆桢、容闳在1874年上报采购外国轮船价格差异来证明海军国防建设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王家璧预言这一场改革将注定会腐败丛生，危机大清帝国政权。

　　奕看不下去了，插话道，鸦片战争以来，海上来敌对国家的创痛越来越深，日本带兵到台湾生番，再次敲响了海防的警钟。醇亲王奕譞慢悠悠地冒出一句：军士跟装备需要重组啦，舰艇该淘汰就要淘汰，素质不高的军士也要裁减【A4】 。军机大臣沈桂芬和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更担心的是北边的沙俄，沙俄地广兵强，西据伊犁，东割黑龙江以北，沙俄之患乃心腹之疾。这两位的言论令整个总理衙门扩大会议进入白热化，参会的王公大臣们万万没有想到，千里之外的黑水洋面，刚刚发生了一场开国以来的大海难。


　　上午十点四十五分，黑水洋大雾弥漫。

　　突然间，汽笛声响彻洋面。福星号轮船有人尖叫起来，海水涌进了轮船头舱。舱底的乘客纷纷涌向舢板，可是船员怎么也无法割断舢板的绳索。眼看着福星号不断下沉，船上的乘客乱成一团，有人开始出现推搡，都要向割断绳索的舢板挤。对面撞击的澳顺号眼见福星号不断下沉，立即展开救援，拥挤之间只有7人登上澳顺号【D5】 。眼见局面混乱不堪，澳顺号迅速掉转船头跑了。

　　招商局档案显示，福星号为旗下轮船，船上装载浙江海盐等12县漕粮7270石，货物849件，修造津栈木料8排，计61支，乘客65人，船主管账水手等53人，福星号开至佘山【D6】 ，因黑水洋突起大雾，跟怡和洋行旗下的澳顺号相撞。事后只救起客人18名，船主账房水手等35名，救起人员中3人受伤，死亡65人，只捞起尸身3具。

　　福星号海难的消息传到天津，李鸿章深感震惊。因为在福星号上有天津海运委员会江苏、浙江局的官员，只有王世藻等3人获救，遇难的海运委员有五品同知衔、知州衔、守备衔官员9人；六品通判衔2人；七品知县衔、县丞衔10人；九品官员3名【D7】 。招商局档案显示，江苏局死亡的官员高达23人，其中文职官员22人，现役军官1人。天津海运委员会江苏局管理层开年就被洗劫一空。

　　春暖花开，北方正是青黄不接之际，江浙的漕粮通过海路运送天津。北京方面为了确保漕粮海运的安全，专门成立了天津海运委员会，在江南省份设置了分局。轮船招商局成立后，为了确保轮船招商局在海运方面的竞争力，李鸿章跟江南省份多方沟通，将漕粮运输业务定向委托给招商局。福星号运送的浙江漕粮正是北方救急的7270石大米。

　　北京的总理衙门会议还在为海军国防建设吵得不可开交，李鸿章在天津得到黑水洋海难汇报，立即给北京写了一份报告，将海难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希望北京方面能够立即责成黑水洋海域的苏松太兵备道跟英国方面交涉，彻查海难缘由，提出国际赔偿。李鸿章的报告送抵北京，当时亲王大臣们都倍感惊悚，福星号在大雾弥漫之时拉响警报，洋人商船还是猛力撞沉了福星号，导致24名朝廷命官葬身汪洋，连同沉下海底的还有救命的漕粮，这是大清帝国开国以来最严重的海难。

　　黑水洋隶属于苏松太兵备道管辖，监管海运粮道军事安全的苏松太兵备道冯焌光成为案件调查的负责人。兵部以六百里加急迅速向冯焌光发出光绪皇帝的命令：“亟须彻底查究，责令赔偿，著饬道员冯焌光照会英国刑司领事声速将此案秉公会记，按照条约办理，毋任延狡【D8】 。”4月8日，收到皇帝命令的冯焌光通知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佗（SirWalter Henry Medhurst）。

　　广东人冯焌光跟广东商帮关系密切，曾是曾国藩老部下，一度担任江南制造总局的总办，成为李鸿章工业改革的干将。福星号海难发生前不久才就任苏松太兵备道。冯焌光深知麦华佗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这位英国爵士在中国多个省份担任过领事，曾经代表英国驻华大使访问太平军南京总部，后来因为扬州教案，麦华佗两度率领英国军舰直逼南京，要两江总督将扬州知府撤职查办。

　　考取了举人文凭的冯焌光在军队混过，对麦华佗这样的外交老手只有拿出军人的气魄。见到麦华佗冯焌光很是气愤地说，“不独漕米客货全数就淹，竟致江浙两省押运委员以及仆从水手人等同时溺毙至数十人之多，异惨非常，殊堪骇诧。事关中外交涉，案情重大，不能不彻底根究。”冯焌光当即决定与麦华佗“亲提审断”。

　　麦华佗派出一名工作人员，会同冯焌光的两名手下，在上海县仵作的主导下，将捞回来的实体进行验殓。冯焌光提出要将福星号跟澳顺号的船长提到公堂进行讯问。三天后，麦华佗回复冯焌光，按照英国的法律，如果船只遭遇不测，出现船货丢失人员伤亡，船长自己到司法机关投案的，如果不投案者，警察会进行缉拿，澳顺号已经到领事馆报道，不必捉拿。麦华佗通知冯焌光，4月12日可以公开审理黑水洋海难案。

　　4月12日，冯焌光带着一帮官员到“英皇在中日高等法院”，可是麦华佗很遗憾地告诉冯焌光，因为黑水洋海难事关事关中英交涉，苏松太兵备道无权参与此案审理，只能前来“听讯”，如果审理结束，中方觉得判案不公，才可“复行查讯”，不服可以上诉到英国枢密院。麦华佗还告诉冯焌光，对于招商局遇难员工及其他死亡人员家属的安抚工作，苏松太兵备道则应妥善进行。

　　冯焌光一听就火了，自己无权审案，只能听，必要的时候还要接受国际法庭的聆讯。澳顺号撞毁福星号，苏松太兵备道还要负责善后安抚，澳顺号的责任还要等国际法庭审理后才能见分晓。更让冯焌光愤怒的是麦华佗警告他，双方船主的问讯笔录显示当日雾大，不可能是一艘船的问题，希望两艘船都没有问题，那样是最好的结局【D9】 。

　　署两江总督兼署通商大臣刘坤一对海难案很有信心，他在给冯焌光的一份批示中写道：按照国际通行的航行章程，凡船只遇有雾时，都要缓行，黑水洋大雾，英国商船澳顺号却“行驶猛疾，致将招商轮船撞沉”。面对24名朝廷命官跟41名老百姓的死亡，还有7270石漕粮的巨大顺势，“英皇在中日高等法院”应该按照国际公约，“秉公提讯断赔，勿任稍有偏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