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武汉,第一步:聊 她

  她,是”日记“的作者。

  93年的我,看待55年的方“芳”,曾一直是仰视。

  跨越近四十载寒暑,我曾单方面精神“暗恋”过这个人。她是接地气的,有生活的。字里行间有很重的尘土味和煤油味。那些被世人贴上“现实主义”标签的字码,跟其早年当装卸工人的经历必然有关。

  她写的,曾是自己的所思,所见,所想。双脚,也曾踩在地上。没有过多包装痕迹。不像后来的蒋某舟,以及武汉其他一批“卖情调”“卖人设”的“作家”。后者们估计一个月连菜市场都去不了几次——脚,在云里。

  北京电影学院一位老教授说过:“一名合格的文艺工作者,每周至少要挤一次公交,去一次菜场。”

  我觉得她是,至少曾经是。

  直到后来出现了“贾樟柯”,我对她的喜欢才淡了一点。但跟好友介绍“贾樟柯”是谁时,首当其冲的介绍词也往往是:山西版的方“芳”。



  大学时期,我寝室书架上只有三个“人”:刘慈欣,贾樟柯,方“芳”。

  最喜欢她的《桃花灿烂》《万箭穿心》(后者被改编成电影上映后,我去江汉路万达影城看了两次)。《春天来到昙华林》是后来写的。也买了,不过搁置很久,没看,塑料膜都没拆。



  今天是2020年4月19日。武汉,经过昨夜大雨,放晴。

  也是写到这里,才想到《春天来到昙华林》的塑料膜没拆。

  遂从书架旮旯里找出,撕膜:好歹看几眼。



  彼刻买书时怎会料到,等至日后撕膜那天,武汉已不是那个武汉;方“芳”,也跌落了神坛。前后不过几月,已然物是,人非。



  前段时间里。“方‘芳’日记”,让她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支持的有,批判的有。既然定性不是一边倒,说明她的“日记”是有受众的;而且她的某些观点,一定是站得住脚的。

  但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满口谎言的骗子。因为他十句话,十句都是假话,假的太“显性”,一开口你就直接保持警惕了,所以你上不了这种“高显性”骗子的当;

  可怕的,是十句话下来,七句真话开头,三句假话收尾的。假的很“隐性”。你再怎么警惕,都招架不住他一脸诚恳的跟你铺陈事实。当你信了他前七句后,完全放松警惕,理所当然的惯性思维下,他后三句也一定真的:于是上了当。

  支持方“芳”的,往往是冲着那“七句”的。你把那“七句”拆开看,细分到每个字偏旁,精确到每个标点,说的都太对了:武汉前期的隐瞒,前期组织管理的无序,等等。她哪句说错了?

  于是,拥护者一边倒。

  但,后三句开始:她日记里大量重复出现的“听朋友说”,“听网友说”,“听说”,紧接跟着一些猎奇的话,一些惊爆的话,诸如“殡馆里面遍地手机”“当局者依然隐瞒事实”等等,哪样是她自己真实看到过,实地求证过的?

  写作的常识:眼见都不一定为真。更何况道听途说?我这个笔杆子没转多久的九零后都懂;“现实主义”题材领域的“一姐”——方“芳”会不懂?

  她心跟明镜似的。只不过知道“你”想看这个,她就写给你看。没有也要挤出那么一点,没有也有虚构那么一点,才符合外界对咱们武汉的想象嘛。

  这个“你”,被某些网友解读成!境外!,我不敢断定。但我相信,即使是过分解读了,在她的心里,也一定是有潜在受众的。她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做出些许夸张和放大,来“迎合”他们的口味。

  方“芳”的棱角,曾几何时是锐利的。本名汪“芳”,改名“方芳”,想必也有这个情愫。一个锐利的作家,只会是一副“你爱看不看,我就写我想写的”调调;说真话,讲真事,在确保绝对客观,独立,第三方的基础上进行写作。

  而今的她,起码在“日记”这件事上,是跟心理预期的潜在受众妥协了,变得“圆滑”“圆润”了;这是一种低头。违背了一个职业作家该有的骨气。

  中后期里,武汉掌舵人大换血,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而她的日记,依旧老生常谈的纠结在“管理层不力”,涉及“瞒报”现象等前期老八股上——大姐,已经换人了,你还纠结干啥呢?她不管这些,一副你换没换人我不管,总之“你没换人”这个细节我要不断写,反复写,反复放大的姿态。好不容易揪着一个可迎合“他们口味”的“戏剧情节”,能这么轻易放过吗

  但凡是沾点戏剧性味道的事实,哪怕已经过去时态,她依旧按进行时来写。

  她在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日记”。前期阶段,武汉确实波诡云涌,随便一抓就是素材,追求张力,追求高潮,追求起伏,文字基本能匹配事实;中后期,事情往平和了的方向走,感觉违背她意愿,便无风起浪,进行道听途说的素材攫取和夸大,文字比事实夸张。明明是戏剧创作,但却被网友误以为是真“日记”;不过后者没错,只怪她起名上进行了人为误导。

  支持她的网友反应:看了她的“封城日记”,感动的泪流满面。这或许就是她要的。虽然我也感动,但我能分得清她写的大概哪些是真实,哪些是再创作。我只为真实感动。

  只为她的前七句感动。

  她日记里有一句话——“我们的眼泪还没流完。”

  理性的人,看完她的前七句,眼泪就流完了。感性的人,看完前七句,眼泪只是开始。把后三句看完,变为嚎啕大哭——在艺术创作上,这属于“引导性煽情”,本身并没错。但在非常时期,以此为渲染,就难免思考其动机。

  如此批判,只因“深爱”。

  方“芳”的日记,难道没一点价值吗?不,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通过这次事件,举国上下,从体制到个人,都意识到一点:在某些问题上,矫枉过正,不一定弊大于利。过分的危机感,也不一定是坏事,起码它能让你警惕,警醒——精神上时刻保持适当警觉距离。

  在这点上,她的日记是有建树的。很多网友将其下载保存了下来。时过境迁,当“忘性大”的国人们开始放松警惕,在类似事件上作出疫情初期上层的迟缓反馈时,会有人提醒你——别忘了为“方芳日记”流过的那些眼泪。



  我说过,她的文字我太熟悉了。透过字,我大概能猜到她在想什么。隔着四十年的光景,我远远的看着这个人,相信:她起初动机,不一定是坏的。为城市发展建立日志档案,给后人回忆。只是在日复一日的写作里,慢慢忘记初心。文人骨子里“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天性慢慢浮现。她甚至有过主观上的压制,但战胜不了职业病:写你想看的,你会更喜欢看。既然你只想从中看到你想看到的,那如愿后,你会帮我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哪个作者不希望呢?这种职业病,我也有。

  维持在一定限度内,有底线的迎合,本不为错。但后续写作的过程里,开始猎奇,开始道听途说,开始夸大真相,开始不承认变化,开始拒绝承认事情已经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装盲人,就真的违背初心了。

  至少是在谄媚。



  到3月中旬时,武汉局势已明朗。一天下午,有外地网友微信问我:“武汉那边很惨吗?能说说吗?我不信报纸上说的,我就信你们说的!!

  我懒得回复。

  因为我知道,他不是真的关心,只是在猎奇。想听到我说出类似于“隐瞒”,“歪曲”,“黑幕”,“惨烈”,“阴谋论”,“真相”等类似的词。他想听到他预期想听到的。

  晚上,大便时刷手机,出于礼貌,我还是回复了他:

  “武汉,一切都在变好,甚至比你们那里还好,现在可能是全球最安全的城市。”

  他再未回复。显然让他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