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网上看了lt ；财经gt ；杂志几位专家关于中国2006 2007经济的文章，感觉国内外的专家对目前中国经济的认识很有差异，希望我们也能以平民百姓的角度做出自己的判断。
　　 易纲、李剑阁、谢国忠、哈继铭、劳伦斯格林伍德五人谈转载网址
　　http ：www。caijing。com。cnsypdcjlh200612241914891。html
　　
　　
　　
　　通过仔细阅读以上几位国内外顶级经济专家特别是还有二位担任影响国家政府重要部门，通过他们或者能够看出政府与其他民间对今年经济看法的不同之处。
　　本人也是普通的老百姓，因为国家的经济好坏也影响到自己的小家所以也很关注这篇文章
　　并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1、发言人的立场。
　　 共有6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 从政府的角度，主要涉及银行货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 同上经济运行与政府投资主要涉及 社会保障
　　 《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谢国忠（前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主要涉及经济运行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主要涉及金融证券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劳伦斯格林伍德。 国际银行机构，主要涉及世界经济与中国发展
　　 《财经》杂志特邀经济学家吴敬琏担任讨论主持人。主持和总结陈述
　　2、看后感言
　　 本人不是经济方面的专业人士，对许多经济术语不太明白，但感觉几为专家对当前国内经济的看法有不同之处：
　　 如以下内容：
　　　　主持人：如果中国劳动力供给总体上的确出现了从供过于求向供不应求的阶段性转折，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李剑阁：如果这个判断是成立或部分成立的话，它对今后的许多政策都将产生深远影响。比如，中国应该实行怎样的城市化政策？比如，到底应该配置多少资源去继续解决“三农”问题，抑或应该把更多资源配置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当中？
　　　　比如，最近几年初等劳动力工资上升得非常快，但有些人看不到这个事实，还在提倡大幅提高这些劳动力的工资。这有可能使得我们过早地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
　　　　关于土地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现在是不是到了可以考虑对之加以完善和改进的时候？
　　　　我们今后在产业布局上作什么样的调整？中国能不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长时间地保持比较优势？
　　　　再者，对于养老制度现在也应该有通盘的考虑，比如可否考虑逐步延长退休年龄来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总的来说，如果转折确已发生，我们就要作出清醒、有效、及时的反应。过去我们的政策都是针对劳动力过剩和资本短缺制定的，现在情况变了，就应该全面清理现有政策，逐步加以调整。
　　个人疑问：
　　 关于初等劳动力工资上升过快会使我们过早的失去原比较有优势而本人感觉应该通过提高劳动力的工资即提高劳动力的成本使是我国企业尽快由原来的劳动密集性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而不是“长时间地保持比较优势”因为我国大部分企业仍然处于世界工业体系链的下游，对产品附加值低，造成低利润同时也造成低工资，低收入随而会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和人民生活。对企业长期发展也很不利，像华为中兴这样的高科技企业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对于养老制度现在也应该有通盘的考虑，比如可否考虑逐步延长退休年龄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看来这为专家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而是本末倒置。
　　 中国的消费不足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劳伦斯格林伍德等大部分专家都认为应加大对教育卫生等公共领域的投入，引用如下：
　　 主持人：具体而言，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来纠正经济的不平衡？
　　　　劳伦斯格林伍德：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储蓄率都非常高。中国应该更好地平衡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特别在国家可以掌控的政府储蓄与国有企业储蓄方面，可以加大调整力度，降低政府与国企的储蓄率，将这些资金用到教育和卫生等公共开支上，也应该更多地用在帮助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改善生活方面。另一方面，政府还应该大力推动对节能、节水环保等行业的改革， 也要加大在这些方面必要的公共投入。
　　　　谢国忠：通过福利社会来提高消费，我觉得是一种可以考虑的办法，西方在大萧条之后确实走向了这条道路，引起了消费上升。中国现在的情况并不一定是要政府替居民消费，而是政府的政策不要去妨碍消费，也不要使家庭不敢消费。
　　 中国消费不足是从国有企业改革开始的，当时具体的补偿不多，给家庭的安全感和消费心态带来很大影响。另外，国企的“轻装上阵”也把许多负担转移给了家庭。政府在这方面应当给予一定的帮助。房地产价格上升，对消费者也造成了一个打击。
　　　　此外，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中国消费旺盛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谁也不希望看到消费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这对经济发展有很大危险。
　　 而李剑阁的观点则很新类，引用如下　　
　　李剑阁：最近有些经济学家常常把中国的消费不足归结为政府对社保、教育承担的责任太少，个人对未来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不能放心，所以会多储蓄，少消费。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困惑。我们知道，政府给居民的任何福利，并不是在GDP以外额外多出来的一块资源。政府给居民的福利，无非是居民个人把自己的钱交给国家，让政府替你花。经验告诉我们，钱终究还是自己为自己花效率最高。如果政府真的包到让人们毫无后顾之忧，税收会提高到什么程度？
　　　　像瑞典这样的福利国家，它的财政收入占GDP的50％以上，而我们的财政收入不足GDP的20％。如果我们希望享受那种水平的福利，且不说中国与瑞典人均GDP的差距，中国政府所掌握的资源占GDP的比重也要低得多。因此，人们说希望达到无忧无虑的高福利水平，但是否已经做好把口袋里的相当一部分钱先交给国家的思想准备？也许当我们的福利水平远远没有达到无忧无虑的程度时，我们就会发现口袋里已经没有那么多钱可供花销了。
　　　　关于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的计算要注意可比性，要么对同一个分析主体进行纵向对比，要么在大致相等的收入水平上对不同的分析主体进行横向对比。在进行纵向比较时，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以后工人减少了福利，失去了安全感，因此储蓄倾向提高是有片面性的。应当看到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一个普通的工人月收入只有30多元，家里还有几个孩子。那时，人们也希望能储蓄，但工资太低，没有余钱可存。有分析说当时国有企业能够保证职工的住房，因此职工不需要存钱。从现象上看，当时职工确实是不用考虑购买住房的。但事实上，在国有企业的职工，基本上都不可能指望在企业分到住房；而且，当时即使有钱，也没有房屋市场，根本就买不到住房。因此大体而言，现在有钱可存，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quot ；
　　
　　 整体感觉：
　　 两位政府官员型专家尤其是李剑阁先生，感觉他们不是从广大中国大多数的现实上看问题，如果让他们作出影响我们国计民生的政府决策，自己很担心中国能不能度过这段特殊的的时期，希望他们多学习其他专家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外国专家，如劳伦斯格林伍德等，尽管他们是局外人，但感觉分析的很有道理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还请各位发言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