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在出席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前，向媒体代表们介绍了重庆打黑的最新情况。在谈到打黑的缘起时说：“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
　　随即，社会关于这段话的声音就很多了。最让我感动的是有哥们用“欲哭无泪”。村人也感慨。但是觉得是否更该更冷静、更清醒、有更效地分析下 这段话。
　　
　　
　　
　　第一，结合前段时间网络媒体发出“ 万岁”等相关资讯评论而言，我们在分析薄这段话本身时，先不要将其的个人政治因素，包括其立场、政见、政途作为考量，仅从当前最大环境着眼。
　　
　　
　　
　　第二，需要再着先肯定一件事，就是我想，凡是“欲哭无泪”的同志们，绝对是好同志。无论其如何理解这段还是 ，那是中国社会的希望前沿。
　　
　　
　　
　　第三，就此段话数个关键词简要分析。
　　
　　关键词：打黑 我们 不是—主动而为 逼得 没办法
　　
　　
　　1、关键词：“打黑”。
　　
　　事件与字面上言，“黑”，当指重庆黑社会分子。社会分子，自然是具体是指人。语言上、文字上、甚至法律上均有“黑社会”的概念。但事实除了犯罪分子被法院判定有罪，判决书上写着“组织、参与黑社会犯罪”这个词外，任何人的履历表、身份证、卡片上都没有印上“职业：黑社会”类似的表述。所以，黑社会分子，就重庆黑案言，可以是商人、社会人员、党政官员，甚至还有其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其他身份在内的人员。对于前两者，无需具体分析，因为人的社会身份本身就是复杂的，商人、社会人员同时参与其他很多身份。《潜伏》主角余则成的身份就很多，包括商人。但社会对于同时具有党政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的人员就表示不同的感受了。问题关键就在于此，同样，这些人员的身份也可以是多重的，但本该就绝对不能兼备“黑社会”的身份，理由是肯定的。但就为何这些人需要、能够兼备得黑社会的身份？以及黑社会分子又怎样需要、能够兼备得这些公权的身份？
　　
　　仅从经验论上讲，古今中外的黑社会组织与国家公权组织勾结进行活动是一条规律。毕竟人是生存体，无论参与任何组织或团体，都是理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似乎是一条公理。但在中国却需要增加一条考量标准。中国是由共产党执行并领导着一切国家公权组织，理论上讲，在中国一切的国家公权组织中，是绝对禁止有黑社会身份的人员的，同时也是严禁有黑社会身份，或者其他不良社会分子的人员进入国家公权组织的（特别是人大、政协这类法律上的立法和权力机关），甚至更应该明确，能进入人大、政协这类社会最高层级的国家公权组织，就不是仅是“非不良分子”就可轻易进入的，还得具备其他必备的条件。但为何当今许多反面事例正好相反呢？尤其人大与政协会上、会下，某些程度上了成了官员、巨富、商人、名人的俱乐部和秀场。让人们开始怀疑很多问题。包括我有理由相信，在中国现有的文化与经济背景下，如果中国现在马上进行全民性的议会成员选举，短期内更是一个俱乐部罢了。
　　
　　党政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是既定的社会组织框架与制度，任何社会组织形式框架与制度，都是没有永远并绝对十全十美的，而且社会形式及制度的演化规律，肯定是在上一阶段的形式与制度基础上再完成（包括今天已实行了六十年的政协会议制度，性质上，当年也是不得不在国民政府中的多党制国民会议上建立的）。所以，在目前的条件下，也只能从现有的形式与制度框架内先去解决问题，除非已经到了非要以改变现在框架与制度才能解决问题时。所以，我的分析也只从现有的形式框架与制度中加了分析。
　　
　　言归正转。从社会权力结构组成理解，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社会的最高完全控制集团（任何社会都必须有这个一个控制集团）。领导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也必须客观地说，任何社会组织，包括任何国家的执政常成员中，无论层级高低，存在犯罪、违规等行为，也是完成不能杜绝的，除非在数量及性质上都到了无可收拾的状态，这点历朝和近代史中已可明证。所以，一方面，我们现有的执政党，以及整体社会，要防止的正是这种状态的出现。另一方面，从近此年的社会事实证明，不管在黑社会犯罪活动、还是社会其他正常的建设活动中，总是有那么一些并不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不代表最广大人民人群根本利益的行为与人员。他们所代表的仅是一小部份、极少部分人的利益；为满足这些极小数利益而执行运用着落后的文化；因而令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受到损害，受到错误的导向！最初，我们可以视这些行为为个人行为，但时至今天，如果还仅看当是个人行为，我看就很可悲了！
　　
　　毛泽东曾经作过一个非常肯定的解释：党内有派。
　　
　　所以，想必这种不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不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派”，已经形成，或者正在形成。这种“派”有可能是至上而下，也有可能是某一区域内的。而且依笔者所见，当下只有视此“派”已经形成来处理，才能更加目标明确地解决问题。但即使出现了正在形成的形势，问题就比想像复杂得多了。那就不是下个文件、甚至抓获几个犯罪分子就解决掉的了。这有利益问题、立场问题、认识问题、执行问题、还有方法问题，也包括了法律上的取证的问题，等等。
　　
　　如果从以上的分析，能够理解及认同的话，下面的关键词的理解就顺当了。
　　
　　
　　
　　2、关键词：“我们”。
　　
　　也仅从字面理解，“我们”自然指党与政府以及执法单位，以及正义的人们。但如果仍借用上述表述，我们完全可以将“我们”界定为：是相对于一切黑社会犯罪分子，以及执行着不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和不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团派别的其他一切中国社会组成分子。两者是必然矛盾相对的，最不可调和时，必要时是可使用一切手段加以解决的。因此，“我们”才会出手“打”。
　　
　　
　　
　　3、关键词：“不是——主动而为”。
　　
　　 一次正常的答记者问，一句二十四的话，能引起如此轰动的正反效果，就来源这个关健词。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薄书记的口语，顶多算过语言过失，无需太过执着。
　　
　　非也！薄书记的水平不至于此。再加之以上的关键词分析，我倒认为，薄书记用了这个词这句话，不但不是口语、过失。而是在掌握着比普通人更大量数据的前提下，经过熟虚的千斤感概，和明确的讯号。
　　
　　而更多反击薄书记用这个词的人，自然可以理解。但还是那句，当下，党与政府、薄书记再怎样，不会不知道打击犯罪是政府的主动职能，大众之下故意发出一个信息——“你黑吧、犯罪吧，只要不逼绝咱们，咱们就不管你的”。
　　
　　那“不主动而为”，又何出处呢？
　　
　　再先从逻辑分析，不主动而为，通常有以下原因：
　　
　　其一、还不知道情况。自然不主动而为。
　　
　　其二、情况知道了，但还没找到证据而为。
　　
　　其三、情况知道了，证据找到了，但有其他原因，不让为、不能为。
　　
　　其四、情况知道了，证据找到了，但有其他原因，让为、能为了，但还没有办法为。
　　
　　其五、情况知道了，证据找到了，但有其他原因，让为、能为了，办法也有了，但还没成功。
　　
　　但不管怎样，重庆打黑还是为了，应该是成功了，甚至是初见成果了。今后的就看今后的了。
　　
　　至于薄书记这句话，是属于当中那个真正原因，或者不止一个原因，甚至另有原因，我想，结合上述的分析，以及再下面两个关键词的分析，还是清晰的了。
　　
　　
　　
　　4、关键词：“逼得”、“没办法”。
　　
　　这两个词，是 明确透露的几个具有大众代表性的讯号。
　　
　　其一、重庆黑社会，或者与其相似的组成集团，已经出手，过分了。
　　
　　其二、对于“他们”的相逼，“我们”不能不出手了。
　　
　　其三、“我们”会出手的，确实已经出手了。
　　
　　其四、事实“我们”是有办法出手的。
　　
　　
　　
　　最后，我补充一点，“他们”还是四处存在，还有可能继续逼“我们”的，“我们”还得想更多办法，该出手时就出手，出手还要“快、狠、准”。同时，可能是一场持久战。还关键是知道的，会说的，又真正又出手的用多少人？
　　
　　写到最后，又想起那些“欲哭无泪”的可敬的同志。男儿有泪不轻弹，是中国那句老话：化悲愤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