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具有多层含义的概念。粗略统计起来，包括这样一些主要方面：
　　一、脆弱的、珍贵的群体：譬如有些学校的专家楼被戏称为“熊猫馆”，当然，居住在专家楼的人就应该属于熊猫了；而我们知道，熊猫属于应该被保护起来的国宝，这些熊猫缺乏残酷生存竞争的能力。当年这些熊猫可能被关了“牛棚”，至今念念不忘，可是想想我们今天进城打工的农民兄弟，他们千里迢迢到城市，还巴不得有这种“牛棚”，每天劳动可以保证稳定的工资收入。
　　二、一种职业的群体划分：这在中国是比较普遍的，一般把教师（最典型的）、作家、记者、医生、工程师、律师、研究人员等看成知识分子。但是这里有一点问题，譬如一个工人不被看成知识分子，假如他明天以工代教，在工厂子弟学校当了教师，那就成为了知识分子？同样，一个右派被下放到工厂劳动当工人，难道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中国划右派的范围限定在知识分子中，当时除了职业要求之外，必须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三、夸夸其谈、不切实际的人：二次大战中任盟军总司令、后来又当上第34届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就说过：“我听到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有趣的定义：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来说出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他是借用别人的话，可是他自己的倾向也多少有所表露。在英语国家，不会有什么人作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是一位“知识分子”的。
　　四、禀有文化的或者专业知识的话语权力的人：法国著名思想家皮埃尔183 ；布尔迪厄写过《183 ；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其中对于知识分子有一个基本定位“文化生产者要取得知识分子的名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他们必须从属于一个知识上自主的、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或其他势力的场域，并遵守这个场域的特定法则；另一方面，在超出他们知识领域的政治活动中，他们必须展示在这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权威。” 这里，他们处于一个所谓专业知识的范围，其他权力不能随意进入，而他们对于社会则可以扮演一种真理掌握者的姿态。
　　五、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的代表：余英时先生引入西方理念，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正等）的维护者”，并进而指出一个掌握了某种知识技能的人（如律师、工程师）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参见本书《士与中国文化》一文）。其实这是一种中西融合的概念，中国古代文人勉励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就是把国家大事、个人升迁和自己的案头工作联系起来考虑。
　　六、知识分子是那种可以把自己的专业工作看成接近宇宙终极真理的人，或者至少可以由此抛却现实烦恼的人：斯宾诺莎一生都在磨他的镜片，康德不出他的庄园几十公里，维特根斯坦从战争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父亲遗留下来的巨额财产送掉（据说是不给穷人，那只会败坏他们），接着又去当了小学教师。阿基米德和黑格尔都要等到敌军来到他们的院子里。他们不会不知道现实问题的厉害，但是他们已经因为工作而把那些现实考虑挪到一边。
　　七、批判者形象：他们行动的准则不是利益而是一些必须坚守的普遍价值理想，对习以为常的观念和现象进行批判和质疑，揭开被意识形态谎言掩盖的真实，而他们自身却可能因此而遭受被驱逐和贫穷的命运。
　　八、自恋者、自我中心主义者：知识分子告诉我们，自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以来，他们的活动是最有价值的。柏拉图就说理性思考能力比勇敢和欲望更高级，并认定了哲学家应该成为统治者。亚里士多德则主张，知识分子的沉思是最高级的活动。这也就难怪，现在保存下来的文字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活动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型塑年轻人的观念过程中，学校教育的影响大概仅次于家庭，而后来成了知识分子的家伙也都进过学校，并且都是那里的佼佼者。跟别人一比，他们觉得自己是优胜者。他们总是受到赞扬，获得奖赏，他们是老师的宠儿。他们怎能不把自己视为高人一等？他们每天都体验观念上的日新月异，他们则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付。学校教育告诉他们，并让他们得出结论，他们是优秀的人。
　　九、难以归类的：季红真说：“真的把社会的价值体系交予知识分子，是否就能保证不走弯路。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否真的能承担起价值的责任。纵观中国近代的历史，除了客观的政治因素之外，每一次的变革或者动乱，都是以意识形态作为主导。好的说法是启蒙，坏的说法是蛊惑。所以受难最多的是知识分子，为祸最烈的也是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