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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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告诉你我小姨的事，就得先耗费一些时间，说说我姥爷那一大家子，还有我妈妈的许多情况。
　　
　　 我从未见过我的姥姥，据说她在我父亲和母亲谈恋爱时就已经过世。不过这是我父亲的说法。因为妈妈曾经说过，姥姥在世时很喜欢父亲，很中意他做自己的女婿。不知为什么，父亲对妈妈的话似乎并不以为然，妈妈每次这么说时，他只是淡淡地一笑，在我看来是有点揶揄的那种笑。有一次，他反驳了妈妈，说：“其实，她老人家到死都以为你是在和小赵谈对象。”他说的小赵是曾和我父母一起下乡插队的同学。那次妈妈真的是急了，红着面孔跟父亲争辩，说她怎么会看好那个姓赵的。
　　
　　 姥爷和姥姥有6个儿女，3男3女。其中大姨据说不是姥爷的亲生，是姥姥改嫁带过来的。大姨的身世比较复杂，也比较传奇，得专用些口舌来另说。在大姨的身下，年龄最大的是我大舅，现在已经快退休了。再往下是我母亲，今年55岁。母亲的下面，还有我二舅、小舅，最后一个是我的小姨。姥爷一生在酿造厂工作，最自豪的是会做醋和醃酱菜。他说正因为跟醋打了几十年交道，增强了对细菌的抵抗力，所以身体很健康。还别说，姥爷都快90岁了，除耳朵有时聋一点，凡是不爱听的话一律听不清外，再就是经常搬起脚来让大家看他有些浮肿的脚踝，除了这些，吃饭比我饭量还大，睡觉不但打呼噜还咬牙切齿，发起脾气来声音洪亮如狮吼一般。
　　
　　 姥爷的性格很容易冲动，几句话不来就会在他的孩子们面前暴跳如雷。他和大舅的关系从我想事就十分紧张，早年经常父子交手，顺手捞着什么便把什么砸向对方，直打到一方或双方挂彩。如果是姥爷的身上见了血，他会尽量涂抹开，然后顶着血迹走几里路找大姨或找我妈诉苦，再不就到派出所去求警察把大舅抓起来。现在大舅在外面单过，离婚20多年了整日里以酒瓶为伴，每天醉生梦死已顾不上回家跟姥爷吵架。但是许多年前的家庭战争，已给全家人心灵上留下了不可愈合的创伤。尤其是小姨，从小生活中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担惊受怕太多太久，难免有一些心理的扭曲，变得有点儿自卑，有点儿狭隘，有时急躁得无法自制，有时却没了主心骨。就像有人说的“性格决定命运”一样，这种心态，大概为她一生的不幸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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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姨，原名文革，后来改名文巧娅，是姥爷和姥姥的第五个孩子，却排行老六。“文”，是她和她的哥哥姐姐们一样从姥爷家族继承的姓，如大舅叫文建国，二舅叫文建新，小舅叫文建豪；大姨和妈妈一个叫文巧玉，一个叫文巧玲。小姨在1966年出生，姥爷给她起了一个单字名“革”，与姓加在一起便是那场史无前例轰轰烈烈耗时10年的政治运动的简称。在“文革”后期小姨上小学的时候，她又改名叫文巧娅，听说这是姥姥的主意。
　　
　　 小姨出生在一个不太适宜生养孩子的年代，而且是在不适宜的时候出生在一个不适宜的家庭。在她鼓噪于当年已经40多岁的姥姥腹中，亟不可待地来到这个纷争喧闹的世界上时，中华大地已燃遍熊熊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烈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响彻云霄，让许多心怀鬼胎或原以为自己不必心怀鬼胎的人惶惶不可终日。姥爷以及他的一家人，包括妈妈等已经活在世上的孩子，都属于这个惶惶不可终日的群体。在这个家庭，在那个时候，谁还顾得上以隆重的礼遇欢迎一个见面就大哭的小生命呢？
　　
　　 当工厂的“造反派”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佝偻着身子瑟瑟发抖的姥爷从人群中“揪”到醃制咸菜的水泥池帮沿上，要他老老实实交代历史问题时，姥姥的阵痛上来了，痛苦的喊叫把围在身边的孩子们吓得没了魂儿。刚下班回家的大姨紧攥着姥姥正挣扎的手，一面惊恐地哀告她要忍一忍，一面吩咐身后的大舅赶紧到对面菜店借地排车。“车借来了。”大舅喘着粗气对大姨说，手里还提着一把尚未完工的木制小手枪，说完他顺手抄起灶台上的菜刀，蹲在家里唯一那只用铁丝绑住四条腿的旧方凳前，心无旁骛地继续着他的“军火”生产。大姨卷起一床被子让母亲抱着，自己费力地搀起姥姥笨重的身子，又喝令大舅放下活计搀住姥姥的另一侧，3个人好歹把姥姥弄到门外地排车上躺下。临出发前，大姨又朝着自家窗户大喊一声，要当时已10岁的二舅和7岁的小舅看好家门，不许调皮。
　　
　　 在医院里，小姨以她第一声啼哭向这个世界报到时，姥爷在工厂里的批斗会才刚刚结束。当他挪动疲惫的脚步回到家里又蹒跚着来到医院时，姥姥和小姨已像耗尽了全部的体力安睡过去，大姨和妈妈惊魂未定地站在一旁，偷窥着走进病房的姥爷那张阴沉的脸，然后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降生不久的小姨身上，看着她细嫩得不敢碰的样子，两个人都微微蹙起了眉头。而大舅呢？早已不知溜到哪里看热闹去了，他才不会为一个又小又丑的丫头片子忍受病房里的沉闷，尽管他知道这小丫头片子是他刚出生的妹妹。好在，医院里有的是热闹的去处够他看的。即便是没有热闹可看，那电梯间的上下按钮和停在走廊的手推担架，也可供他自顾自地不停地疯闹。这不，正当姥姥一觉醒来看清了姥爷的面孔时，一位中年医生拧着大舅的一只耳朵把他带进了病房。接下来，走廊里很快聚起一堆人，听病房里传出姥爷的手掌接触大舅的面颊发出的清脆炸响，以及大舅小猪被捅了一刀似的夸张的嚎叫。
　　
　　 小姨的出生对全家都是一个累赘。姥爷已被从制醋车间赶了出来，据说是怕他往醋里投毒，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破坏革命的大好形势。他每天除了打扫厕所和干最脏最耗费体力的活外，就是被拉到集合在一起的全厂工人面前批斗，或是被造反派传了去以既“触及灵魂”又“触及肉体”的方式进行审问。审问的焦点，还是那把说了17年却始终没说清楚的手枪，到底是谁发给他的，最后又被他藏在了哪里？姥姥在产下小姨之后，身体一直很虚弱，因奶水不足常把小姨饿得直哭，好几个月了还发育得像一只病猫一样。
　　
　　 大姨开始谈恋爱了，对象是足球运动员，长得高大健硕，每次他来都会使家里房间显得更为狭小，妈妈要进出得缩着身子贴旁边溜过。但是，每次这位陌生的高大男人来，妈妈和她的两个弟弟都会表现出莫名的兴奋，不像大姨却老是脸上愁云笼罩。大姨外出的时间多了，却很少带这个男人过来，这让妈妈在期待之后常有些失落。那时候，大舅整天在中学造反，后来他加入了红卫兵文艺宣传队，每天一反常态早早就自动起床，小公鸡打鸣一般尖着嗓子练唱。妈妈小学毕业了，因为搞运动未升入中学，她没有像许多同学那样投身革命造反的洪流，却被姥姥抓住看护两个弟弟，有时还得极不情愿地抱着小姨哄她别哭，让姥姥能有片刻的休息或腾出手来忙碌家务。
　　
　　 二舅和小舅还远不到替大人操心的年龄，他俩的幸福生活似乎也因有了小姨而突然消失，明显感觉已不再受到姥姥的宠爱。原来他们调皮闯下祸端，姥姥只会拧一下肇事者的屁股，呵斥一句：“看你爸爸回来不揭你的皮！”姥爷也确实从未揭过他俩的皮，大多时是骂一顿粗话，动手也就是踹一脚或打一巴掌，然后就会被姥姥护住，只要忍一下就能过关。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他俩感觉成了父母的出气筒，动不动就遭受长时间的皮肉之苦，而且会被姥姥打过姥爷再打，在姥爷打时姥姥很少再予以保护。两个人每次挨打之后，都会怨恨地看一眼小姨，他们已认定这个小女孩是他们的灾星，应该对他们所经历的灾难负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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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得回过头来说一说我姥爷的历史问题，因为这与我小姨的身世和全家的长期境况有关。说实在一点，姥爷在万恶的旧社会里也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十几岁上只身来到这座城市，成了酱园里的学徒，受尽了老板和师傅的折磨。28岁才成了家，讨得姥姥这拖着一个女儿的寡妇为妻。姥姥原本是老家县的大家闺秀，能识文断字，会描龙绣凤，前夫是大学毕业生，才貌双全，可怜得了当时不治的肺病早亡，年幼的大姨和年轻的姥姥因此成了孤儿寡母。有一天，姥姥的三哥对暂住在他家的姥姥说：“日子总还是要过下去的，再迈一步吧。这里有一个相熟的老乡，虽然穷点，但人老实。”于是，姥姥便嫁给了在酱园当伙计的姥爷。
　　
　　 大概就在姥姥嫁给姥爷后不久，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地攻到了城下，国民党军队成了一群没头的苍蝇，开小差和集体哗变的事几乎天天都有发生，兵器和军装被随手丢弃或在黑市暗中交易。姥爷不知从哪里得来一把手枪，刚拿回家里姥姥见了就脸色大变，逼着姥爷立刻到外面去扔掉它。对这种东西，姥姥的见识确比姥爷多得多。她大哥是国军的中校军官，二哥是中共的战地记者，身前或身后都别着这样的铁家伙。她知道，在眼下兵荒马乱的时候，这只能用来杀人的东西会招来大祸。
　　
　　 姥爷把枪扔出去了，但扔到了哪里，在解放初期被人举报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政府盘问时，他的回答总是前后对不起茬口，一会说扔在垃圾箱里了，一会又说扔进了海里，而且无人给他作证。这样一来，姥爷的历史问题就成了一宗悬案，每有政治运动都得牵扯出来纠缠一番。文革期间造反派掌权，他们信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审案子的方式是通过触及皮肉进而触及灵魂，这让姥爷的日子变得极为难过。有一阵子他感觉实在撑不住了，几次和姥姥商量带全家回老家去，姥姥坚决不同意，说你要走你一个人走，我带孩子们在这里过，姥爷虽未再坚持己见，却变得更加寡言少语，脾气也更加阴沉暴躁。
　　
　　 就是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中，小姨渐渐成长起来。在她5、6岁的时候，两个姐姐先后离家。大姨出嫁了，但嫁的不是踢足球的，而是她工作单位的“革委会”成员。小姨的二姐就是我妈妈，初中毕业后随一群同学到沂蒙山区农村插队，一个知青组有7位男同学和6位女同学，我的父亲就是当时男生的七分之一。据妈妈后来讲，她当初报名下乡的动机，有一大半是为了逃避家庭，想离开这个让人害怕又憋闷的环境，和一帮同龄的男女同学在一起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由于母亲下乡插队，初中毕业后在家吃了一年“闲饭”的大舅遇到了招工机会，进港务局码头当上一名装卸工，用我们当地当时的话说就是“老搬”。虽然这工作艰苦了一点，但由于是国营大单位，名头响亮，而且工资和福利待遇比其他一般工厂的高，所以很受同学和街坊大娘们羡慕，大舅自个也曾很自豪。家里一下减少了两张吃饭的嘴，还有大舅和大姨每月把工资全部或部分交回家来，姥爷在厂里挨批斗的次数也渐渐少了，经济条件和政治遭遇的明显改善，使姥爷的脾气平和了许多，这个家庭总算是有了一段相对平静融洽的日子。
　　
　　 在那几年里，渐渐懂事的小姨虽然还弄不懂大人们心里憋着的愁苦，却也和多数普通家庭里最小的那个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备受呵护。尤其是她尖下巴的俊秀的脸上那双天真明亮的大眼，和一张伶牙俐齿的小嘴，不仅使姥姥常露出慈爱满足的笑容，就连一贯严厉的姥爷，竟也会把她抱在怀里，任她抓挠几天没有刮去的胡茬，两人一起发出咯咯或哈哈的大笑。
　　
　　 小姨最盼望二姐也就是我妈妈从农村回来，因为她会给她带来杏子、山楂、核桃、煎饼等一堆好吃的东西。对大舅她也算得上喜欢，因为他有时会把一粒糖块塞进她嘴里，再拧拧她的小腮帮子。小姨最景仰的人物应数大姨了，因为这位大姐生得比二姐好看，在外面有一个自己的小家，回来时常有丈夫陪伴，两个人对她都很好。在小姨心中，这就是她对未来的憧憬，她期待自己将来也会像大姐一样。
　　
　　 二舅小时候患脑炎留下了后遗症，智力偏低，还时常抽风，小学没能毕业就辍学在家，他虽不怎么会陪小姨玩耍，但从来不会欺负小姨。小舅虽然有时在背后作弄小姨，或骗她零食，或逼她偷取姥姥针线盒里的东西制作一些小玩具，并威胁她不许回家告状，但小姨还是觉得她挺好，因为他有一帮快活的玩伴，跟在他身后——只要不被他赶走——会体验到一种家里所没有的放松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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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姨刚上小学的时候，姥姥病了，患上了帕金森氏症。开始时姥姥还只是感觉手脚僵硬，关节疼痛，有时手抖得端不住东西，再就是浑身酸麻无力。因为家庭经济拮据，姥姥没有工作单位，也就没有报销医药费的地方，所以她很少到医院瞧病，整日默默忍受着疾病带给她的痛苦，心中的忧虑也不断加重。那时姥爷和大舅每月工资收入不足70元，加上大姨每月固定交回家的10元钱，除了买出供应的粮油，交上房租水电费等，所余还不够小舅和小姨在学校的开支。二舅的癫痫病时不时会复发一次，发作起来身体抽搐口吐白沫，也只能到附近小诊所或药房买点药片，抗过最危急的时候。后来姥姥病情逐渐加重，肌肉萎缩，说话和行动都出现了严重障碍，医生建议她住院治疗，但家里实在是负担不起住院费，就有病乱投医到处打听偏方，自己抓药或请老家人找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拿来熬了，内服外敷，有一段时间还找人给她针灸按摩，但都不管用。
　　
　　 姥姥病了，操持家务的能力一天不如一天，大姨已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我妈妈先是依然在农村，后来虽被安排回城但在师范学校读书，在郊区住校，每个星期天能回家一次，剩在家里的唯一女孩小姨便天天帮姥姥做饭，洗衣则由我妈妈每周日回家来完成。小姨还不满10周岁时，姥姥完全瘫痪在床，给全家人做饭的担子落在了小姨一个人身上。父亲和几位哥哥食量大，她每天放学都要蒸一锅馒头或窝窝头，供大家晚餐、第二天早餐和带着上班吃的午餐。有时候，邻居家女孩或同学在窗外喊她的名字，她就会把脑袋探过窗台，用沾着面糊的手指朝嘴上做一个哑声的动作，然后挥手让人家离去。除了做饭，小姨最大的负担是帮姥姥翻身和擦洗身体，以及处理因失禁留在床上的污物。她当时身高只有1。40米左右，人小力气弱，每给姥姥翻一次身，都得站立在床上，双腿分开跨着姥姥，用尽全身力气，每次下来汗水都把她前额的留海打湿。
　　
　　 姥姥终于没能治好她的病，在49岁那一年，不是在医院而是在家里撒手人寰。临终前，她突然睁开眼睛目光炯炯，看看大姨，看看姥爷，看看围在床前的孩子们，最后眼神停留在小姨的脸上几秒钟后黯淡下去，她在生命的终点没有阖上双眼，张开的嘴巴没来得及说出一个字便凝固成一个永恒的椭圆。在姥爷的呼喊和儿女们的号哭声中，姥姥的魂魄游离躯体飘然西行。谁也不知道这位曾经的富家千金小姐，一辈子饱尝了贫穷、忧虑、劳累和种种不如意的煎熬之后，在最后一刻，她的大脑都想到了什么。
　　
　　 火葬场的殡仪车来了，实际上只是一辆经过改装加了一只铁棺材的破旧卡车。大姨夫、大舅、与妈妈一起下乡的男同学小孙和小赵，在殡仪车司机的指挥下，用一床被子裹了姥姥的尸体，小心并肃穆地抬到车上装殓进那只铁棺材。然后在姥爷的带领下，全家人和来帮忙的小赵、小孙都爬上了车。
　　
　　 一路上，大姨、妈妈等姥姥的孩子们忍不住恸哭。在所有人的哭声中，小姨的哭声格外凄厉，撕心裂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