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汉语）的落后主要体现在：　　1。 汉字庞大，粗笨，笨拙，发音与书写不一，同音卷舌现象过多的单音语言，沟通困难，一种语言居然有几千上万种方言，正是这种语言落后的最好证实，最后只好通过普通话强制同一，而实际上普通话并没有解决任何单音语言的困难（普通话甚至加重这种困难），而任何音文一致的字母系语言尽不存在这种题目；　　　　2。 由于上述的学习困难，导致象形文字的学习时间过长，在可比较情况下，仅仅为了把握语言工具，中国小学生比字母系语言小学生要多浪费 3 5 年时间；　　　　3。 汉语从古代到现代，始终没有发展出像字母系语言那样一个比较系统的，能够进行抽象思维的语言体系，比如成熟的语法，清楚的定义，在文字和语言的结构和设计方面，具备类似计算机面向对象编程的继续、封装、多态。　　　　4。 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中文，只能进行具体思维；以字母为基础的语言，能够进行深刻的抽象思维。　　　　一般人首先会把中国人在科学方面的落后回咎于教育体制题目，更把获奖华裔的成功回因于教育，这个原因是一方面，但真正的根源不在此。　　　　首先，学者从事科学研究，需要的条件首先是充分的物质条件和学术材料预备，保证做研究的闲暇，这一点，帝制社会并不缺乏。亚里士多德多处的时代甚至还是奴隶制，而古希腊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相反，越集权的社会，越能集中资源来实现君主或国家的梦想，在科研和文明建设方面也不例外，比如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和亚历山大图书馆。　　　　在中国，少数学校集中了中国最好的教育资源，无论怎么评价国内教育，它究竟能集中一批最优秀的学生，而且能提供相对有竞争力的教育资源。这样的条件下，一颗诺奖的种子都无法发芽的话，恐怕就不是中国教育体制可以承担全责的。所以，把中国人无法得诺奖回咎于体制，说服力不足。　　　　还有的说法回咎于董仲舒的学说以及科举制度，可是中国仍然产生出吕才杨辉等“闲暇学问”研究者；另外，今天学界都承认，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是离不开中世纪神学的积累的，科举制度也是能为知识的积累作出一定贡献的，所以，这种解释也不具有说服力。　　　　中国科学文明落后的真正原因，还是自身的思维工具落后，由于汉语是一种恐龙化石级的原始落后语言。　　　　而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字母系语言一直占据人类抽象思维的高峰。大部分人类语言一般遵循这样的进化模式：象形 gt ； 简化字 gt ； 字母。　　　　现在汉字的进化阶段，介于象形 gt ； 简化字之间，原始，落后。　　　　比如汉字的偏旁部首，无法进化到抽象的字母水平，导致构字（词）时，结构庞大，无规则，识记困难，语言始终只停留在低级的象形思维判定层面。　　　　汉字的“字”，近似对应的是英文的“字母”，“词”近似对应英文的 word，而不是汉字的偏旁部首对应英文的“字母”，后者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误解。　　　　我们中文概念中的常见 3000 个字，是字符 （character），我们的字仅仅处在书面字符 （written character） 层面，只相当于英文的 26 个字母，不是 word。　　　　简单的说，中国小学生学完 3，000 个字（最低程度），只相当于学习罗马字母语言的小学生学完 26 个字母！　　　　汉字在构词时，题目更多，最大的弊病是定义不清楚。　　　　比如：“审批”“报批”是指上报、审阅、批准、不批准这些动作的交集、并集，还是补集？不清楚；“大胜”“大败”，谁是施动者？谁是受动者？不清楚，唯一的方式只能通过上下文解决（拉丁系语言通过词形变化解决）。定义不清楚，就轻易造成思维的混乱。　　　　再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的“交通”，只有一个概念，非复数意义的“交”加“通”概念。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名：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就是不符合英文规范的译法。这里的 Jiao Tong 对应英文的一个 Transportation，正确的译法应该是 Jiaotong 或 Jiao tong，或者 Transportation。假如翻译成Jiao Tong，在英文就会误解为 Jiao 充当 Tong 的 modifier（起修饰作用的 word）。在英文中，名词充当 Modifier 的组 word 方式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数目并未几，只有得到牛津字典等大型工具书的承认，才能在书面语使用。　　　　汉语一个字随意充当另一个字的 modifier 的这种弊端，在计算机的应用中更明显。字母语言中出现的拼写错误，在 word 中可以通过拼写检查纠正，而汉语组词错误，出现错别字的话，根本无法纠正。由于汉语以 modifier 作为组词的方式，正是其特色。计算机根本无法识别汉语的组词错误。　　　　在文字的继续性方面，约公元前 600 年，古希腊人泰勒斯发现用毛皮摩擦过的琥珀能吸引轻小物体的现象。英文“电” electricity 一词，就使用古希腊文的“琥珀” elektron 一词进行构造，由于摩擦琥珀能产生静电现象，这里我们看到了字母语言的伟大和便捷。篇幅所限，只能简单的引用 Thinking in Java 的作者 Bruce Eckel 的一句话：　　　　　　　“由于继续的重要性，所以在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中，它经常被重点夸大。作为新加进这一领域的程序员，或许早已先进为主地以为“继续应当随处可见”。沿这种思路产生的设计将是非常笨拙的，会大大增加程序的复杂程度。相反，新建类的时候，首先应考虑“组织”对象；这样做显得更加简单和灵活。利用对象的组织，我们的设计可保持清爽。一旦需要用到继续，就会明显意识到这一点。”　　　　而语法，汉语就没有这个概念，这里不再赘述。　　　　最早代表字母 A 的符号也是象形文字，为“牛”，为牛角朝天而立的形象，今天的字母 A，则完全脱离“牛”的象形，而成为一种纯粹的抽象符号。举一个大致的进化路线是：　　　　埃及象形文字 gt ； 西奈字母 gt ； 腓尼基字母 gt ； 希腊字母 gt ； 伊特鲁里亚字母 gt ； 罗马字母。　　　　最早文字工具为古埃及等贵族和僧侣阶层所垄断，古埃及下层贱民为了自身的使用方便，对象形文字进行简化，却无意间推动文字的进化。而汉字长期没有进行简化，更无法进化到字母。汉字（汉语）的落后，导致中国人抽象思维不足，无法原创性的发展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系统和欧几里德的公理化系统。　　　　古希腊最发达的科学是几何学，科学应具备公理化的形式。亚里士多德创造性的发明了范式化字母，使用字母 A、B、C 取代了“人”等词汇，用“每个 A 都是 B”取代：每条章鱼都有八支触肢，这类句子，并发展成为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人之所以为人，用 manhood 来表达；马的抽象形式则为 horseness。　　　　文字和语言的发达，导致思维的发达：　　　　“一方面，不同事物的原因和原则是不同的，但另一方面，假如就一般性而言或用类推法来说明，那么它们都是一样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和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公孙龙子，也进行了的类似思考。但是，由于缺乏 白ness，和 马ness 的字母化语言工具，中国人的思维，就此停留在了“白马非马”这种对世界只能进行表面观察和判定的阶段，始终无法进进科学和形而上学的高度。　　　　《论语》《周易》《年龄》等作品，充斥着大量的简单原始的经验判定，使用的是巫术语言，而非理性分析语言。　　　　“聪明由普遍知识产生，不从个别知识得来。”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杨振宁先生指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先生还指出《易经》影响中国人传统思维的另两个方面：　　　　 “《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　　“《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念。” ？　　 ？　　对杨振宁先生的这句话，我觉得应该补充的一点是，正是由于汉语是落后的单音语言，使得《易经》无法进行抽象的阐述，而只停留在巫术语言水平。所以，《论语》《周易》《年龄》都不能称为有聪明的作品。另外，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是继续和开拓的一条路径，近代科学不是忽然发生的，正是字母语言文明不断累积的成果。　　　　自东汉楚王刘英之后，在外来印度文明的影响下，中国人接受了短暂的抽象思维教育，玄奘翻译了大乘唯识学和因明学，吕才等人则对其进行了学习和改进。但是，儒家究竟对这种抽象思维无法理解，终极把这些知识“本土化”，进行所谓的儒释道融合，最后由朱熹进行集成，搞出自己的“本土学问”，导致最后因明学说消亡，真正具备科学性质的印度思想完全变质。　　　　从董仲舒到朱熹王守仁，代表本土中国人思维的高峰。在他们的思维里，却几乎没有讨论熟悉论，可能是由于语言工具的低级，导致他们不具备讨论熟悉论的能力。　　　　朱熹王守仁的、以落后的年龄易经语言为基础的思维，面对时间上相距不远的、以拉丁文进行写作的牛顿笛卡尔斯宾诺莎，在思维层次上，无疑显得过于幼稚。　　　　实际上，由于中国文化的严重自恋，中国古代的“科学”水平，在世界范围来看，并不是中文世界自吹自擂的那种辉煌，所谓的四大发明，显然是童稚之语。从李约瑟的作品来看，中国古代大部分的“科学”水平，由于没有定量分析，没有公理化理论，始终停留在原始的经验和技术阶段，并没有上升到真正的科学水平。“聪明由普遍知识产生，不从个别知识得来。”　　　　顺便一提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该改名为“中国科学大学”，而现有的清华大学，应该称为“清华理工学院”。不用怀疑高等教育决策者的受教育水平，可是就连他们都无法分清“科学”和“技术”，可见汉语表达和思维之落后。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文明对外部世界的贡献，即能够为人类共同分享的成果，远远不如古印度古希腊等文明，是由于中国人并不具备这个能力。这种情况，中文语言的落后，无疑是主要原因。　　　　现在世界上只剩中文和日文为非字母系统。　　　　日本自明治时代开始，为语言改革奋斗了多年。当时森有礼主张“采用简略英语方案”，福泽谕吉更主张“汉字消灭论”，19世纪欧洲比较语言学以为，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汉字，不将音韵变化表现于文字，是语言的化石。日本正是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发明了日文的“五十音图”。——《日本近代国语批判》，小森阳一著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最近参加母校学习院大学举行的中日友好交流活动时，把“频繁（hinban）”读成了“hanzaci”；在月初的国会答辩中，他又把“踏袭村山谈话”中的“踏袭（toxiu）”读成了“fuxiu”；另外，他还在其他正式场合把“前场（zenba）”读成了“maeba”，把“有无（wumu）”读成了“youmu”，把“具体（xiaosai）”读成了“yosai”等等。麻生太郎毕业于日本学习院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曾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无疑是日本受教育精英的代表。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日本在加速字母系统的使用和对汉字系统的淘汰。　　　　日文自数百年前发明五十音图后，实际上也算是进化到字母系统，日本人已经不是汉语思维，韩国的谚文也是字母语言，就是说，这个星球只有中国人还在使用一种落后的语言工具。　　　　实际上汉语也在加速改革的进程。现有的汉字简化字方案不过短短几十年，就取得如此广泛的应用，按照这个速度，估计在不远的将来，比如五百年内，汉字应该会像恐龙那样濒临灭尽并消失，将会发明一种字母系语言来取代。显然现有主张恢复繁体字的观点极其荒唐，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学习英语的人口，但是，这些英语学习者基本上仅处在英语考试的阶段，他们是用中文思维来熟悉和学习英语，而无法用英文进行思维。尽大部分中国学生，使用英文时，思维仍然是中文的，他们没有严格的语法意识，无法正确熟悉作为名词的 white 和 whiteness 在形而上学方面的区别。　　　　以上种种原因，使得单纯使用中文思维的人，根本没有能力进行诺贝尔奖科学奖级别的思考。　　　　一个中国学生，在学习接受能力最强的时候，在语言工具的把握上浪费了过多时间，同时又受到落后的思维方式所阻碍。同字母系语言的学生相比，中国学生在时间上就落后了一大截，汉字（语）一直没有进化，只能对世界进行经验性和感官程度的解释，在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方面先天不足。再加上经济水平教育制度等各方面原因，要达到诺贝尔奖级别的水平，中国人还有极其漫长的路要走。　　　　而代表人类抽象思维高峰的牛顿，笛卡尔，斯宾诺莎，其代表性作品均是用拉丁语写成。换句话说，在抽象思维方面，拉丁语及其衍生语言是最先进的工具之一。　　　　八位获奖的华裔科学家（美国人就不用说了），几乎可以肯定，其英文水平已经达到思维阶段，而非学习认知阶段。也就是说，他们是拉丁语言思维，尽不是汉语思维。杨振宁 4 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方块字，1 年多的时间教了他 3，000 个字。杨振宁在 50 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 2 倍。”杨振宁学习英文是直接阅读史蒂文森等人的原著的方式，这不是一般英文学习者可以做到的。可以看出，杨振宁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已经停止使用中文进行思考。杨振宁先生称 20 年内中国本土定会出诺奖获得者，我觉得，这个条件是这位未来获奖者能用字母语言进行思维。所以，听到这个消息有感慨的学生或家长，首先要做的是精通一门古希腊拉丁系语言。　　　　必须留意的一点是，对的高等教育贡献最大的是教会大学，比如燕京大学。的高等教育，实际上是在西方在中国的教会大学，对西方近代高等教育模式的直接移植。的教会大学基本上是中英双语教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甚至是全英语授课。　　　　所以假如研究八位获奖的华裔科学家的教育成功，他们接受的字母语言的教育，并使用字母语言进行思维，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一个中国人，假如直接或间接学习古希腊拉丁系语言，应该非常有利于他将来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相反，一个人假如只懂中文，在抽象思维方面必然有先天不足。　　　　只懂中文的人，在人类思维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领域方面取得成就的可能性，几乎可以肯定为零。只使用恐龙化石般落后的汉语的，几乎没有可能拿诺贝尔科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