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最大的不同在于流动性的不同：西方人经常迁徙流动，东方人故土难离。
　　生存环境决定人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便源于此。东方文化的代表中国地大物博、风调雨顺，人们世代居住于此，不需要迁徙就能生活得很好。以农业为主，长期固守一个地方，很少迁徙流动，家族成员联系紧密，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在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大家族里，普遍尊重长者、尊重权威，个人权益长期受家族庇护，个体独立性不强，对自由和公平的诉求不能违背家族意志，愿为家族利益牺个人权益，协同合作能力较强。流动性不同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欧洲国家普遍较小，生活资料不能自给自足，为了生存就必须进行迁徙、贸易和不停地探索，由此产生了大航海时代和自由贸易的发展。流动使人经常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要经常独立面对各种不确定因素，他的独立性会增强。欧洲国家历史上分分合合、血脉相连，这都增加了流动和贸易的便利性。西方人更具独立个性、探索和契约精神均来源于民族的流动性和贸易传统。
　　在一个陌生人居多的移民国家：居住相对不固定、家族联系不紧密，很难形成大的家族利益团体，没有产生权威和政治强人的土壤，个人对自由和公平的诉求相对强烈。美国是移民国家的典型代表，由不同种族文化的陌生人流动迁徙至此。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当大家都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了解谁、谁也不信任谁、都没有关系和背景的情况下，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靠公平和对契约的尊重。这时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一个完整的信用记录和契约精神就尤为重要。在尊崇安居乐业、故土难离的农耕民族，维护自己权利很大程度上靠得是人情、关系和熟人圈子的相互协作，没有关系的、被排除在熟人圈子之外的个体想要维护自己的权益相对困难，在这样的社会要实现公平首先就会遇到情感障碍。农耕民族生活资料大多自给自足，贸易量小，又处在一个熟人社会，交易或借贷多靠个人信誉和口头协议，因此缺乏契约精神和个人信用记录。这和西方的陌生人社会，重视个人信用记录和契约精神存在差异。
　　美国的政治制度基于移民文化建立：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即一人一票。两党势均力敌以相互抗衡、保持社会公平，没有一党独大的政治文化氛围。亚洲各国的政治制度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固守传统上：尊重权威、对家族或党派的忠诚度高，服从整体利益，合作意识强。在维护个人权益时习惯依靠权威或家族力量，个人的一票不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整个家族或党派利益。西方社会长期重视个人权利，对公平的理解相对成熟理性，个人的一票就代表个人，对党派的忠诚度不高，认为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缺乏农耕民族的合作精神。所以西方政治结构基本是势均力敌的正反二派，相互制衡，谁也别想拥有绝对权利。东方政治体系里如果出现二个势均力敌的党派必然会造成对内合作、对外对立的政治局面：即无条件维护自己党派利益和无条件反对对手的现象。当每个个体都盲目、失去理智地维护自己党派利益时，就不会有合理地妥协和对公平的理性判断，剩下的只是两个党派你死我活地恶斗。这和欧美注重个人权利有很大差异：重视个人利益的人会理性地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不会为整体放弃个人权利。而重视整体利益的人会作出符合整体利益的选择，缺点是盲目维护整体、缺乏对整体的理性客观认识。
　　台湾、泰国以及现在的香港政坛乱象都源于此：在东方文化基础上推行西方政治制度。上述几个地区人口基本世代居住于此，形成了尊重权威、服从整体的文化传统，虽然交通和科技的发展让人们流动性多了一些，但几千年安居乐业的传统文化基因朝夕间无法改变。他们没有欧美国家的流动性、独立个性和公平理念，受欧美强势文化的影响，盲目跟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实行所谓一人一票、二党对立，结果就是它们的一人一票代表的是所在党派而不是个人，再加上他们受的是尊重权威和重视整体利益的传统东方文化的熏陶，他们对所在党派利益的维护是无条件的甚至是缺乏理智的，他们的政治选举首先就不是在理性的氛围中进行的，只是纯粹的党派争斗：你坚持的我都反对，你反对的我都坚持。虽然欧美国家的党派斗争也很激烈，但西方文明中的独立和公平基因让政治角逐变得相对理智。台湾前任领导人陈水扁即使贪腐也有很多人支持他，这验证了东方文化中的尊重权威、重视整体利益的传统，这在欧美政坛是不可想象的。
　　在一个尊重权威、重视整体利益的东方民族里只能有一个权威，二个权威就必然引起恶斗，人们就会被迫选边站，社会分裂不可避免。所以在东方国家实现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是避免有效对抗：即保留一个权威，一个能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党派或利益集团，才能避免势均力敌、两败俱伤的政治纷争。在一个重视整体利益的熟人社会推行重视个人权益的陌生人民主制度必然会引起社会动荡。
　　首先看一下亚洲大国印度：印度受英国影响采用西方民主政治体系，但印度的政治谈不上稳定，民族冲突和政治选举中的流血事件层出不穷。国大党一家独大使国家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但随着国大党的日渐衰落和人民党的崛起使一党独大的局面被打破，如果两党力量达到势均力敌，对抗性会更强，印度政局有可能进一步动荡。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印度缺乏一个能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党派或利益集团，也就缺乏稳定的根基。从西方民主政治的角度讲，印度又没有实行西方民主所必须的独立性和契约精神，印度的民主不过是在东方文化传统上贴了一层西方民主贴膜。印度的党派争斗相对平和，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国土广阔的大国竟然被英国殖民了二百年，最后独立也是靠消极被动的“非暴力不合作”，结果造成了国家的分裂，这都和印度平和、包容、缺乏血性的民族性有关。
　　在东方文化传统上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相对成功的要数日本。但日本近期领导人更迭频繁，政治上谈不上稳定。日本党派斗争虽然激烈但并没有引起像台湾和泰国的那样的族群分裂，这和日本是一个岛国、生存环境恶劣、整个民族充满危机感、具有团结协作精神有关。日本处在一个小政府、大企业的政治结构：政府权力小、企业影响力大。虽然党派斗争激烈，但丰田、索尼、松下等几家大型企业使大多数民众的权益有了稳固的保障，精神上有了凝聚力，所以党派的争斗并没有造成社会撕裂。随着日本大企业的衰败，人们的生活不能得到保障，凝聚力自然下降，人们会借助党派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政治斗争就会变得激烈，日本的不稳定因素会进一步加强。
　　韩国和日本类似，同样是小政府、大企业。三星一家企业就代表了相当民众的利益，党派的对立就显得微不足道。大型企业中和了族群分裂的可能，民众没有选边站的忧虑。小企业虽然也提供了相当的就业，但稳定性和凝聚力和大企业无法相提并论。
　　泰国和台湾的政治乱象大体一致：都是在熟人社会实行陌生人政治，在世代重视整体利益的民族文化上实行重视个人自由的民主制度，又没有韩国三星那样一家独大的、能保护大部分人利益的企业集团或组织来凝聚人心，所以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党派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必须选边站，社会分裂对立不可避免。
　　中国的政治稳定在于执政党一党独大的政治结构，共产党数量庞大，代表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大多数人的利益，其它党派弱小，只能作为政治结构的补充而形不成对抗。缺点是如果执政党出现问题，那整个国家都会出问题，所以执政党要有科学的执政理念和先进的执政水平才能维持大局的稳定。中国的面积和人口决定中国不可能出现像韩国三星那样能保障大多数人权益的、一家独大的企业，但中国有一个能代表大多数人权益的党派。
　　西方哲学清晰明辩，著作都是繁复精细的大部头。东方哲
　　学讲究主观意境，笼统概括，言有尽而意无穷，著作言简意骇、短小精练。因传统文化所致，西方社会对公平、权利和义务的界定非常精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出于对权威和整体利益的尊重，在一个熟人居多的人情社会对是非公平的界定不是太清晰，认为对和错只是相对的。请德高望重的老人出面主持公道至今仍是很多东方家庭解决矛盾的主要方式。东方国家领导人普遍比西方国家领导人年长一些，这和东方尊重长者、尊重权威的传统文化有关。在东方，长者几乎就是权威的代名词。常有西方人士指责中国：我们可以随便骂总统，你们敢骂你们国家领导人吗？所以你们不自由、没有人权。其实这是对东方文化的不理解，在东方传统里，辱骂老人被认为是极其不道德的行为，甚至直呼老人的名字都是不道德的。一个四十多岁的领导人在西方国家不足为奇，在东方国家却是不可想象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在年龄上就缺乏权威性和说服力。
　　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必须长期固守一个地方，久而久之形成了家族文化：尊重权威、重视整体利益。在亚洲各国：如中国、日本、韩国，至今在教育过程中父母打孩子、老师体罚学生都是可以被宽恕和理解的。在一个熟人社会，很多时候公平的标准是由德高望重的权威来把握的，而不是以契约的形式存在的。个体的权益和自由是受家族保护并且是不能触及家族整体利益的。虽然现在随着交通的发达，人们的流动更频繁、更便利了，面对陌生人和陌生环境的机会也更多了，对公平和自由的需求也更高了，但数千年安居乐业的基因无法改变。那些背井离乡的打工者，依然是老乡带着老乡、亲戚带着亲戚、朋友带着朋友……，他们依然喜欢生活在一个熟人圈子里。
　　在一个经常迁徙移动的民族，他会经常面对陌生环境和陌生人，他对公平的理解是要有文字记载的，他的权益要靠自己争取的。因为他没有家族的庇护，当然也就不受家族的束缚，他对个人自由的看重是理所当然的。
　　西方工业革命是经济上的成功，不是文化上的成功。为了生存不停的迁徙流动、贸易和探索推动了西方工业革命，而不是文化直接推动了工业革命。很多具有农耕文化背景的国家总认为是文化、社会制度推动了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所以盲目推行西方政治文化制度，结果造成了社会不稳定，反而阻碍了经济发展。中国的成功是因为借签了西方经济制度，而盲目推行西方社会制度。
　　不同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性格和思维方式。无论一件衣服设计的多么符合人体工程学，它也不能适合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