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这个位居东亚的岛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一个双重角色。它作为一个侵略者，同时也是历史上唯一遭受原子弹攻击的战败者，从战后的废墟里重生。日本今天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也从往日的军国主义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的民主国家。但是战争的阴影对日本和它的邻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一直到今天，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历史仍然影响着它和亚洲邻国之间的关系。在二次大战结束六十年后的今天，日本人能够摆脱过去历史的阴影吗？
　　
　　富士见中学距离东京拥挤的新宿地铁站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武井诚是初中二年级的历史老师。二次大战结束六十年来，日本提倡反战、和平教育，然而它的亚洲邻国来更关心的是在二战历史问题上日本如何教育自己。
　　
　　“我有三个孩子，从20岁到24岁，当我问他们对二战的看法时，他们告诉我，自从认识一些中国和韩国朋友之后，发现有关这段历史他们学的并不够。实际上学校在认真地教课，但课堂里的教育方式无法让这些历史活生生地出现在学生面前。”
　　
　　“每隔四年教育部就会举办一次审核会，所有的出版商都会在这个时候提出他们的策划，从这些策划中教育部将通过八到十种历史教科书，不同的学区将从这些通过审核的历史教课书中选择最适合他们的来使用。例如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部份，书中的写法就让人觉得这是一件还没有盖棺定论的事件。书里面还有许多传说和神话，让学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神话；另一方面，却强调战时日本军人英勇的事迹，好比偷袭珍珠港事件等，似乎在扩大日本在二战中的功绩。”
　　
　　“讽刺的是，教科书问题其实是一个跟言论自由有关的问题。日本有很多种不同的历史观，和美国一样由很多不同的公司相互竞争，这是一个开放市场制度。”
　　
　　“日本许可这些教科书出版，并不是意味着日本政府肯定了他们的历史观，这是因为日本政府允许它们发表它们的意见。因为我们是个民主国家，有思想的自由、表现的自由，过去我们是没有这样的自由。”“但是我更担忧这个社会开始变得保守。”
　　
　　中平真由果在过去三年来，一直报导有关教科书的争议问题，但今天这位独立记者则把她的精力集中在另一个议题上。“2004年，东京市政府透过市教育厅宣布所有的官方和学校活动都必须要举行升国旗的仪式，也必须由钢琴伴奏国歌。学校也收到通知，如果有老师不遵守这个新规定，将要受到惩罚。”
　　
　　“60年前日本在二战中失败，天皇、国歌和国旗对当时实行军国主义的日本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是一切的中心、最高的准则。许多老师对现在的日本国歌和国旗，曾在二战中有那么不同的意义感到反感，他们不愿意起立。这整个事件所引发的议题，就是如果你不盲目的跟随大众就会被整个社会排斥。这让我联想到二战时，那种不能擅自发表意见的环境。”
　　
　　如果教科书和升旗事件是最新焦点，那么位居东京市中心的靖国神社则是长期以来一触即发的导火线。“去靖国神社参拜和美国总统去阿灵顿公墓致意，有着类似的意义，但是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靖国神社在1869年，由当时的日本天皇明治为了纪念在日本内战中阵亡的士兵而建造的。今天它成为纪念所有日本战死军人的场所，一共有两百四十万阵亡军人的名字，列入神社的纪念名册中。1978年，14名在二次大战中被判刑的甲级战犯悄悄地被纳入了神社中。
　　
　　“我来靖国神社主要是因为这里祭奉着我死去的战友们。”三浦岩雄和森重浩一在二战结束时，是两位十八岁的青年。“我认为参拜靖国神社没有什么好或不好，任何人想来参拜都可以来，不该是个问题，最要紧的是对死人要抱有纪念的心情。”
　　
　　然而在纳入战犯后不久，靖国神社公开表示国际法庭非法并残酷的判处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战犯，并企图为这些战犯翻案，此后连日本天皇都再也没有踏入这个具有争议性的场所。在邻国的抗议下，历届的日本首相对参拜靖国神社一直抱着谨慎保守的态度。但自2001年开始，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四次参拜了靖国神社。
　　
　　“从日本文化的角度来说，靖国神社同时祭奉战犯和普通军人并无不妥，这也不影响我们在参拜的同时去体会和平的重要。”
　　
　　“日本人去参拜靖国神社，并不表示他们同意靖国神社表达的历史观，他们想安慰在那里纳入的灵魂。在靖国神社里面没有什么牌位，这点有很大的误解，日本神道就没有牌位。”
　　
　　“要是小泉首相在清晨四点钟单独去靖国神社，说他心里想说的话、拜他想拜的人，然后开始他作为首相一天的行程，我没意见，这是宪法给他的权利。但当他代表一个官方和公众人物去那里就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