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文学史中日据时期1920—1945年间的台湾文学是极为重要的台湾文学时期它标志着台湾文学从中国旧文学向中国新文学的转变。文学革命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核心的组成部分，因为文学是传播思想的工具。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意识到，既然启蒙现代性的任务要通过文学来完成，那么文学自身的现代性就势在必行了。可以说，台湾文学的现代性变革，既是台湾文学本身的要求，也是大陆“五四”文学革命影响的结果。
　　该时期的台湾社会既不同于1895年以前的台湾社会也不同于同时期的中国内地社会，此时，台湾已经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该时期台湾社会生活的这一特殊性，由是就有了残酷的殖民掠夺。杨逵的代表作 《送报夫》深刻地揭露了日本糖业财阀以强势的政治力量为后盾对台湾土地强抢豪夺的罪恶行径。杨云萍的小说 《黄昏的蔗园》则描写农民承租会社的土地种植甘蔗因为欠收无力缴纳租金不仅人被抓走了甘蔗亦被全部强行割收。吕赫若的小说 《牛车》通过原本依靠牛车运输以维持生计却在 “日本天年”时代走向破产的杨添丁一家的悲剧，形象地揭示了伴随着殖民化而来的工业化、机械化浪潮，对底层农民的致命性打击。张文环的 《重荷》和杨逵的 《新神符》、 《鹅妈妈出嫁》，也各以不同的艺术形象抨击了日本当局殖民掠夺的深重与残酷。在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下，生活在底层的台湾妇女，她们的命运尤为凄苦。杨守愚的小说 《谁害了她？》和 《鸳鸯》就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状况，替挣扎在日本殖民铁蹄下的台湾女性发出了强烈抗议。而陈虚谷的《无处申冤》、赖和的 《惹事》，故事中受害最深重的都是被殖民的台湾女性，再次印证了被殖民女性往往更易受殖民者迫害的实情。在已经成了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知识分子发生了很大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寡廉鲜耻，堕落邀宠，如赖和 《辱》中的劣绅黄议员；涵虚 《郑秀才的客厅》中的 “御用绅士”；陈虚谷 《荣归》中的前清遗老王秀才，等等；他们的精神彻底地委顿了，他们的脊梁骨已折断了。这就表明，在殖民统治下，如果没有坚定的道德操守和国家民族的观念，知识分子身上的性灵之光就会黯淡与熄灭。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因其受到过日本的新式教育，认同和接受了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企图改造世界，但在当时的殖民高压环境下，他们的理想一再受挫，他们的心情于是常常处于矛盾与冲突的尴尬境地中。这些彷徨的新知识分子以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台湾激进的 “左翼” 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在1920—1945年间的台湾小说，如吴浊流的 《亚细亚的孤儿》中也有生动、鲜明、形象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