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卿头以工代赈工程的全过程 （略）
　　
　　八、冤案的形成
　　
　　　　1995年度，运城行署副专员兼计划委员会主任马xx想给本村（即山西省永济市卿头镇卿头村）办实事，他们通过省计委于1995年12月争取回以工代赈资金20万元。此款于1996年元月22日至５月７日先后到位，卿头村书记许振波仅交给村委会会计14万元，将国家６万元以工代赈资金占为己有。在入帐的14万元中，将其女婿的一辆价值为10300元的摩托车发票予以报销，并抽走了他95年的借款条，从而侵吞国家以工代赈资金10300元。因村民举报村党支部书记许振波贪污，其中有10300元的摩托车一辆，当地区纪检委向他们调查摩托车一事时，他们编造谎言，以向省、地计委请客送礼之名，将此款中的10000元嫁祸于我，并进行了诬告陷害。同时许振波等人还以开假发票的方式，少支多报，再次侵吞国家以工代赈资金１万元左右，前后共计８万余元。（注：以上事实永济市检察院侦查案卷和卿头村会计帐、村民举报材料已证实）
　　　　1996年８月27日，该村对入帐的14万元公布后，群众发现从未见到本村任何干部骑有村委会的摩托车，认为村党支部书记许振波从中侵吞国家以工代赈资金10300元，进行了举报（群众给运城地区纪检委举报时，许振波在场）。许振波明知自己的行为是犯罪行为，但为了逃避共和国法律的制裁，采取了歪曲事实、转移视线的做法，试图掩盖群众的耳目，以达到为自己开脱罪责之目的，于当晚找到了村长尚栓贵，治保主任李西方一起预谋，把这10300元的摩托车支出捏造成给上级领导请客送礼来‘金蝉脱壳’。而这个‘送礼人’自然想到了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的王俊发。（注：许振波、尚拴贵交待材料已证实）
　　　　1996年８月28日在运城地区纪检委派人审查他们时，许振波承认：用村里的钱给他女婿贾建民在运城买了一辆‘飞燕’牌摩托车，价值10300元，财产属村集体所有。而且村委会多数人员、他老婆、女婿贾建民都知道是：用村里的钱买的摩托车，财产属村集体所有（详细过程当时有谈话笔录）。后来由于他们的供述相互矛盾（检察院记录在卷），他和尚拴贵预谋将这１万余元的摩托车支出说是：‘通过要款认识了王俊发，为了及时把款要回来，我和村长尚拴贵先后四次通过王给有关人员送礼，四次共送去一万元’。（我一次也没有和许、尚给任何人送过礼，更未见到过他们所说的一万元。他们所说的给有关人员送礼的１万元实质是许振波为其女婿报销的10300元的摩托车款）。8月28日当晚，地区纪检委的人走后，他们怕纪检委向我调查而露马脚，匆忙给我打了电话，并安排会计出纳作假帐。随后找了车辆急忙来永济见我，其目的是想让我包庇他们。（1997年元月我出狱后，得知他们８月28日当晚带了１万元，想让我设法包庇他们来掩盖许侵占国家10300元以工代赈资金而用摩托车发票报销的事实，详情可查阅市检察院侦查卷主卷）请听许振波在案发40天后的自圆其说：“８月27日地区纪检委来我村查账，追问购买摩托车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如实说了是跑以工代赈工程款，分几次交给市计委王俊发去运城、太原跑款共花下一万元，无法报账，当时镇政府叫各村购买摩托车，我们觉得用其它名称报账，款额太大，就以购买摩托车为名，把花的一万元亏空以摩托车的名义报了账”。当天下午，地区纪检委的人走后，他和村长尚拴贵、李西方在一起说：“。。。。。咱们去时（代）带上一万元，王俊发在永济人熟，叫他想办法把款存到银行，就说村里几次交给他的款，除报销车费外，就说这钱没有用，还存在永济或者到永济见到王俊发后看王俊发还有什么办法，咱们到永济以后再具体说”。（这段话正是许振波一伙８月27日群众举报后他们一起预谋的。我们共两次去运城，一切开支全是他们支付的；两次去太原，按实际开支他们已给我实报实销，根本就不存在一万元亏空问题，更不存在检察机关指控我——所谓１万元的受贿问题。后段话对在跑项目过程中，是否通过我给有关人员送礼，许振波已作了不能自圆其说的自我解说，这里就不需要我做过多的驳斥）。在我接到许振波电话之后约20分钟，接到永济市纪检委的电话，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国家干部，已意识到他们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去了市招待所，向地区纪检委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情况。当晚许振波、尚拴贵、李西方、尚小强（尚拴贵之子）同行四人，在我家楼下（我爱人去大连出差，家中无人）等到凌晨２∶20才离开电机厂，让我包庇其罪行的阴谋成为泡影。
　　　　1996年８月29日，地区纪检委将此案移交给永济市人民检察院侦破。许振波靠永济市检察院中强大的关系网和‘内线’，凭借着后台的势力，在检察院非法拘禁我６天６夜的日子里（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要我按照他们编造的谎言（即请省上人吃饭，给省上人送礼）想了结此事，并由检察院的法纪科科长尚天合（永济市卿头镇卿头村人）出面，假装“好人”来开导我。而这位法纪科长严重违反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有意与我拉关系， 并声称是我某亲戚的战友，和我交上了朋友， 还请我赴了‘鸿门宴’，和我在一起停留了一天一夜， 仔细审阅了我写的“卿头以工代赈工程的全过程”和我写的对侦破案件的‘十二条建议与疑点’，以第二天让我回家为交换条件，让我如何如何按他们的设想和策划回答。在我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时，捏造了王俊发态度十分恶劣的理由，公然对我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想借助法律赋予他们的特权而实现为许振波开脱罪责之目的。
　　　　一起由许振波、尚栓贵等人与检察官里应外合、狼狈为奸而造成的冤案就这样产生了。
　　
　　九、失去自由之后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自由， 而这个灾难却降临在我的头上。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晚九时左右，家中电话突然响起，拿起听筒电话里讲：地区纪检委在我村查帐哩，我是老许、我马上过来。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电话就挂了。过了一会电话又响了， 拿起电话方知是纪检委打来的，听完后我立刻来到招待所，把自己所知道的如实告诉了组织，但他们不相信我的回答，反而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到了九月一号下午， 连续几天的人身自由限制，我觉得我不和人一样，越想越想不通： 我对党忠诚、对工作兢兢业业、为人忠厚老实、 做过的事全向组织说了，可没曾想失去了人身自由。上个厕所有人看着， 要求到市委大院看一下摩托车也不允许， 二十八日离开家时，爱人去大连出差还没回来， 唯有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还在他舅舅家， 都已开学了、也不能给孩子说上一句话，尽一尽做父亲的责任。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许振波陷害了我？越想越伤心， 想到了党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救济的二十元钱、 想到小时候的苦难日子、想到去世的母亲、想到我无私地救助失学儿童、 想到我为卿头村的热情服务和摔伤的腿却无辜地受冤， 一种难以克制的情感涌上心头，声泪俱下。 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此时的我有口难辩。在我留下遗书的时候，也曾想过与许振波同归于尽。 以还我清白。失去自由后我第一眼看到亲人时，眼泪不由地往下流：“我被人陷害了，我是天大的冤狂。”那一整夜，我在极度悲伤中度过。
　　　　九月三日，同志们知道了，到检察院来看我，我知道组织原则， 只能向他们招一招手；机关的领导来了， 面对领导我说了一句：“王主任，我是你手下的兵，我的为人你知道， 你们相信我是清白的”。
　　下午三点多张学选副检察长和我谈话， 我对他说：“该说的我都说了，事实就是这样，我敢为我所做的一切和所说的一切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张学选生气地对我说：“再给你一个小时的考虑，有什么想法随时告诉我”。我当即回答：“全都讲完了，没有什么好说的”。 下午四时多，主办此案的检察员温石头叫我谈话，问：“你还有什么说的？”我回答：“没有”。随即，他拿出一张刑拘证让我签字， 当时为了配合组织调查，我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因为我知道我是无辜的， 事实真相会查清的，法律会公证的。 之后我问他你们为什么要拘留我？他说上面写着，这时我才看见我被以受贿罪拘留。当即说：“我确实没有拿他的、占他的， 你总该让我知道人家说的是钱还是物”。 最后他只说了一个“钱”字，于是我糊里糊涂地被送进了永济看守所， 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狱中生活。
　　我被关押在十一号监室， 当我第一步踏进监室的时候，心中充满着恐惧， 因为在外边听人说进狱后第一天晚上， 同号的犯人都要给新犯人‘上课洗礼’。我当着管教的面向他们作了揖、鞠了躬， 乞求他们高抬贵手，管教走后他们很友善地给我端来面汤（后来我才知道那面汤是干警们吃的饭）， 发现我憔悴的样子让我躺在炕上休息， 晚上展开了他们的被子给我盖上，当我的被子送来的时候， 他们立即给我让出一席之地，他们的友善才使我慢慢地消除了恐惧心里。 后来才知道，他们在党的政策教育下都变成了新人。
　　当晚，我从恶梦中惊醒，突然想到给卿头村最后一次拨款的过程，大叫着：我想起来了。我爬起来立即将它记了下来，并写了一封充满寄托希望的信、想在次日的提审中交给检察院，更希望能够回家。可我盼到四号的深夜，也没有能够见到检察院的任何人。
　　九月五日，入狱后第一次提审，我和他们申辩，他们不予理睬；我诉说心中的冤屈，他们予以制止。只允许我按照他们的问话回答，笔录只是按照他们的意思记，我的申辩一句也没有记录，我给他们说有些话记的不对，他们说意思一样，就这样笔录我看都没看就签了字。回到牢房其他人才告诉我：你不看有时他们胡记，…………，这时我才如梦初醒。（这次提审中我将九月三日想到的情况写好的材料交给了温石头。后来我出狱后发现案卷中没有我递给他们的材料，我向他们索要他们说没见到，分明是被他们隐瞒）
　　九月六日，提审中主办案件的检察员温石头以放我出狱为条件对我说：“俊发，我们也知道你没拿这个钱，你就说是请省计委人吃了饭了，给省计委人送了礼了，纪检委也不查了，明天就放你出去”。（当时他没有说具体钱数，也没有说是什么东西）我王俊发为人光明磊落，做人堂堂正正，根本就不吃这一套。当时就义正严辞的回答了他：“我王俊发一没有请人家吃饭，二没有给人家送礼，三我根本就没有收过他们的钱，我现在冤在监狱，让我冤枉别人办不到，我宁可在狱中多呆几天，我也不会冤枉无辜”。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许振波一伙的阴谋终久会被揭穿。（这次提审我没有看到他们笔录）（有部分录音）
　　（九月十日，据卿头村群众反映：检察院一行四、五人和 许振波、尚栓贵等人在运城火锅城大吃大喝一天，商讨好了如何为许振波、尚栓贵开脱罪责，让我为他们背黑锅的实施方案。该村群众当时向检察院和市委举报过。）（有证人）
　　九月十一日，检察院再一次提审。温石头开门见山的向我提出：让我家里先交一万块钱，明天放我出狱。我拒绝了他提出的条件，回答道：我没有拿他们一分钱，凭什么交一万块钱？我告诉他：我宁可坐在监狱也不会交一分钱。我让他转告我的家人——坚决不能交钱。（详细过程有录音）今天我想这个方案，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检察院与许振波、尚栓贵等人的‘火锅城’方案。
　　‘火锅城’方案的失败，导致了我必须遭到逮捕的结果，也奠定了许振波、尚栓贵等人坚持诬告我的基础。
　　九月十二日，检察院批捕科继续提审，我再次鸣冤叫屈无济于事。
　　九月十三日无辜被捕。
　　在刑拘的十天里，我心如刀割，思绪万千， 想到了过去的一切，想到了为党、为人民所做的一切， 想到了苦难的岁月，想到了做人的道理，想到了权与法的关系，回想着和卿头交往的每一个细节， 思索着含冤的前前后后，担心着妻儿遭受着不明不白的欺凌，我面对铁窗，渴望自由，面对苍天，天天盼、夜夜盼，期盼着许振波、尚栓贵把事实真相讲出来，还我清白，盼望着法律的公正，盼望着立即出狱。但事实并不是我祈求的那样，望眼欲穿却盼来的是一张逮捕证。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三日，当对我宣布逮捕的时候，我拒绝签字，因为我是无辜的，我没有受贿，问心无愧，后在执行人员的说服下， 我违心地签了字。我只所以签字并不认为我有罪， 我仍然相信法律会公正的，终久会查个水落石出。 随着逮捕证的签发越来越加重我的思想负担， 担心着‘法’在‘权’支配下的失衡。 我深知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如今被陷入狱，失去自由的我面对的人、权， 要洗刷清白是何等艰难，我跪对苍天面向烈日发誓：若许振波他们只要能讲出事实真相、还我清白， 我出狱之后仍象从前一样，努力为党、为人民工作。若他们继续欺骗法律， 或者在特权的掩护下使我含冤， 我将用我的后半生讨回一个公正，即使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我决不后退半步。
　　九月十六日下午，我在做一个年轻人犯的工作， 谁知我得到的是：“你也是一个人犯，你没有资格说我”的回答。这虽然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 但对我来说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回想起过去的一切， 想到我的冤屈，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泪如雨下。 九月十七号放风以后，我跪在雨地里，开始闹监、开始向管教申诉， 后在管教的说服教育下， 我才理智地以正当方式向他们谈思想，向检察院反映情况，用在监狱学到的法律知识， 向组织申诉、声明。出狱后，我向检察院索要非法扣押的物品时，才知道我在狱中交给他们的材料全被扣押或隐瞒。
　　九月二十七日（农历八月十五）是我入狱后最难受的日子，这天监狱允许家属送食品， 当我看到别人相继收到家人送的食品而没有我的， 我浮想联翩：可能妻子要和我分手了？儿子将成为没有爸爸的孩子？。 下午当我收到爱妻亲手蒸的包子的时候，心都要碎了， 这是她用血和泪的汇集、用心和爱的蒸煮。我们结婚十几年， 我没有能给她带来幸福，如今却要使她遭受人们的欺凌， 承受着社会带来的种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含着热泪， 默默地在狱中对妻子说一声：对不起， 等我出狱平反以后，我将用百倍的爱来回报你。
　　十月六日，检察院又来人提审。由于我这段时间学了不少法律知识，我要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提审中杨善山问道：“你现在该交代了吧”？我回答：“交代什么”？他说：“收了多少钱”？我说：“一分钱也没收”。他说：“你不老实”。我回答：“法律在你们手上掌握，愿怎样随便”。抗争中我发现他一人提审，我问他：“法律规定必须两人以上才能提审，为什么你一人”？他插开话题不回答我的提问。我再问他：“昨晚电视里讲到‘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内必须提审’，你们为什么四十八小时才提审我”？谁知他回答：“我们想什么时候提审就什么时候，………”。由于他目无法纪的回答，我俩在提审室当场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法与特权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次提审他没有笔录）
　　十月七日号门打开了， 开号的人严肃地说：王俊发收拾被子，你释放了。我还信以为真把问题搞清了， 真相大白了，我清白了。 不由得我大声连呼：‘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全号人都吓呆了， 开号的人也吓呆了，整个监狱都能听到我的呼声，因为这是发自于内心的呼喊，后来才知道是管教叫我谈话， 从此我在监室里背了个‘神精病’的骂名。
　　我虽身陷囹圄，但我没有忘记党的培养， 没有忘记人民的事业， 向革命老区郭旭琴小朋友（吕梁地区房山县麻地块乡后则沟村）资助学费的信已写好，还没来得及发出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在监狱， 我用家中给我加的饭票，挤出五十元的救命钱， 要求管教替我寄去，因为我知道，她没有我的资助， 随时都有失学的可能。过了几天， 当我收到山里娃寄来的瓜子时，我流下了眼泪。然而我用一腔热血写了回信，但没有勇气发出。我在想为什么要将这残酷无情的现实去告诉一个无辜的孩子、无辜的家庭呢？ 我把对山里娃的爱深深地埋藏心中。没有干完的工作，我托管教告诉领导， 因为我明白造成的损失是永济人民的损失。
　　十月二十五日，检察院再一次提审。提审完后， 他们要我和许振波对质， 当时我想到自己嘴笨不会说话，而许振波是多年的老村干老奸巨滑， 而且他们又长期在外商量好各种谎言和对策，怕口吃说不过他们。 当我回监室的时候， 却意外地发现许振波什么时候也关进了监狱，当时我就想冲过去杀了他，但管教看出了我的心思，在我还没有发怒之前就阻止了我。当晚我一夜也没合眼，想和许振波以辩真伪。（这一天，我将狱中所写的“万言书”交给了温石头）
　　十月二十六日早上一起床，我的情绪很不稳定， 交完班后，怒火胸中燃， 在监室内就高声大骂许振波这个败类。我从室内走到室外，从室外又走到室内， 坐卧不宁。当开号倒垃圾时，谁也阻拦不了我的怒潮， 我不顾一切地冲出了监室，要与许振波决一‘死战’， 管教冲了过来，武警拉开了枪栓对准了我（这里我要感谢那位当班的武警战士没有扣动扳机，不然我早已成为九泉之下的冤魂，被许振波、 尚栓贵诬告的事实也将永远成为一个秘密），他们把我架到值班室门口，一方面做我的思想工作， 另一方面找人给我要扎脚镣惩罚我，我坐在门口头都要炸了，但手脚抽得不能动，几个管教围着我做思想工作。过了一个多小时，我的情绪有所好转，我走进值班室给他们谈我的冤枉、谈思想，后在监狱领导和管教的说服下，我的思想渐渐地恢复了平静，当我和监管科一个姓闫的人正在谈话时，温石头突然传来话要我和许振波对质， 监狱的领导对我说不要发火，主要是把事情搞清。进了另一个值班室，温石头见到我严厉地说：“不准吵闹，不准高声，要不小心着”。 我答应了他们，同时，也想通过许振波知道他是怎样陷害我的。谁知对质说了没有几句话，不知道什么原因，温石头却让停止对质。 这时我才知道许振波给我栽赃10000元。临走时， 我对温石头说：“我会找到证据证明我无罪的”， 但他却说：“王俊发，你以后不准闹监，再闹监小心着！”温一反常态，凶相毕露，才引起我的警觉。
　　（出狱之后，我听说许振波当时只所以关在看守所，是因为：社会上有人向检察院提质疑，说他们执法不公。许承认贪污6万元不于追究，而王俊发涉嫌受贿1万元还没有落实、且本人始终不承认却关在监狱。检察院为掩人耳目，让许在看守所走了个过场，二十六日就回家了）
　　十月三十日晚，我在考虑问题，意识到自己没有受贿为什么要钻牛角尖，这样下去岂不是自己折磨自己，也是这一天，我从内心开始仇恨检察院的那些目无法纪的检察官。前几天所写的材料再也不敢交给检察院的办案人。十月三十一日我头痛的昏了过去，同号的人帮我砸铁门、要了药，才使我幸免于难。
　　十一月三日，牢门再次打开， 管教再次叫着王俊发的名字，当我来到值班室的时候， 才知道是发起诉书。我接到起诉书粗略的一读，才知道——指控我受贿10000元。指控的怎么和许振波说的一模一样。 本来抱着一线希望的我、想从起诉书中了解一二，这时头脑却成了一片空白，两三天竟不知我是谁。我急切地盼望早日见到律师， 想早日知道个一二三。每天，只要牢门打开， 我就申请要律师快点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十一月十六日， 律师会见，我一口气讲完了自己的想法和知道的一切， 最后律师却给我提供的是另一种情况， 说是分六次给我行贿了17000元。
　　针对对质、起诉书和律师三方面提供的情况， 我思索着、沉默着，想从中得到一点启示和线索。 我翻阅着《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讲议》和《刑法学》，分析着六次和四次的关系，心里总是在问：为什么许振波也关在监狱，而起诉书还没有打印、送达（十月二十六日对执， 十月三十日打印起诉书，十一月三日送达我， 十一月十六日律师会见），难道许振波是神仙有先见之明？ 一种可怕的念头出现了：许振波与检察院某些人合谋，要致我于死地。面对这残酷而无情的现实，我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然而却增加了我斗争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我只有一个信念：不管将来的结果如何，判不了死刑这是真的。 我仍然有伸冤的机会，我要坚强地活着， 为真理和正义抗争到底，这才是王俊发的本色。从此之后， 只要我不头痛就学法律知识，只要睡不着就开始写答辩， 即使能想到那么一点点我都要记下来， 哪怕是一点点希望我也要争取。 我跪对苍天再一次立誓：宁可为真理正义而死，决不为权势邪恶求生。
　　（这里引用一下二000年七月二十日检察院在永济市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 关于从王俊发一案中吸取经验教训进行责任追究的情况报告》中的一段话：“96年10月16日，此案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承办人高建功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审查后认为证据不力，经请示分管检察长吕茂川（永济市卿头镇人，与马专员是担子）、检察长姚云，决定向分院汇报，96年10月28日，分院听取我院汇报后提出：‘起诉法院，如法院提出异议，再研究处理’的意见。10月30日此案移送法院，………。”
　　“王俊发一案的发生，可以说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有责任，立案时请示过分院，采取强制措施时请示过分院，起诉时请示过分院，不起诉时也请示过分院。”
　　当时，共和国的法律在永济市人民检察院真成了儿戏。我向社会大声呼喊：人民检察院呀，你们作为法律的监督机关，为何要如此草菅人命、如此践踏法律，难道以请示‘分院’就可以冤枉无辜吗？就可以推卸责任吗？就可以不了了之吗？就可以无法无天吗？）
　　十二月九日，法院的提审，表明了开庭的日期将临，我用一腔热血写下了“……江姐、 许云峰为共和国的诞生献出了宝贵生命。今天我为了维护党的形象、 为了维护人民政府的声誉、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 为了我的人格和尊严，含冤受辱又何足挂齿。 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永存，黎明会到来的， 罪恶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最后陈述。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一九九六年将止但仍然没有开庭的消息。
　　十二月十二日，是我三十六岁的生日。去年我们一家三口在幸福之中做出了人生最伟大的决定－－－资助失学儿童，回报社会、回报党。今天我却蒙冤狱中，在痛苦之中写下了《生日泪》：
　　 泪滴肉菇飘清香，
　　 闻香思妻念儿郎，
　　 今朝巧逢天辞日，
　　 魂断狱中意悲伤。
　　
　　 百年不见天晴日，
　　 真理正义锁牢房，
　　 屈冤何日方洗去？
　　 几时还我归故乡？！
　　（十二月下旬，正当永济市人民法院将要公开审理，我的律师从对方找到了部分证据，证明我没有受贿和曹晓红、李西方等人出据伪证的真情，同时永济市人民法院从卿头村会计帐中也发现，被检察院某些检察员隐瞒的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时，永济市人民检察院在明知王俊发无罪的情况下，以不出庭为由，强行以所谓补充侦察的名义将王俊发的《起诉书》撤了回去，从而剥夺了我在法庭上说话的权利，使事实真相难于大白天下。）
　　十二月二十四日， 我在狱中听到今天是九六年度法院最后一次开庭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我坐卧不安， 总想听到一句王俊发开庭的传唤。天快黑了，仍然没有应答。 晚上我还在想，也许还有我的庭。这天过后我一直在想， 难道我王俊发要冤死在狱中不成， 我的情绪再一次波动。在矛盾、痛苦和愤怒中，熬过了那漫长的夜。
　　十二月二十七日，是我和爱妻王慧萍的结婚纪念日，我提笔写下了：
　　 去年欢歌笑语，
　　 今宵骨肉分离，
　　 相伴妻儿十过一，
　　 天地人同泣。　　
　　
　　 波鬼逍遥法外，　
　　 我今含冤受苦，　
　　 好人一生不平安，
　　 土匪笑得天。　　
　　也是这一天，我决定以最愚昧、最无知、最残忍的方式来讨回公道，我用血和泪写了最后一次声明和请求，当天下午向同号人做了交代， 含泪吃下了狱中的最后一口饼子，在共和国的监狱里开始了“绝食”， 想用生命作代价、来换回我的清白。 可有谁能真正理解，此时此刻在狱中的一个共产党员、一名国家公务员、 一个蒙冤受辱公民心中是多么的矛盾、痛惜和委屈！
　　十二月二十八日，我有绝望中写下了：
　　 苦海岸无边，
　　 孤舟风折帆，
　　 望岛欲当庙，
　　 可惜无人烟。
　　
　　 失尊一二三，
　　 喊冤泪流干，
　　 谁将公正还，
　　 绝食盼青天。
　　十二月二十九日天快黑了，牢门突然打开，干警让我卷起被子。 我机械地卷着被子，还以为是绝食调号。当我走进值班室， 签完字后才知道是“取保侯审”。 我气愤得手脚又一次开始抽筋后，不明不白地被架出了监狱。 （我被人搀扶着走出监狱的惨景有录象记载，但被高建功抢去了，摄象机在市委主要领导的监督下他们不得不退还了我，但录象带被他们扣留了，至今没有归还，因为他们惧怕录象带成为指控他们的罪证）
　　在狱中我失去了人格、失去了尊严， 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架飞机、学报纸、照镜子、捞金鱼、达摩面壁、金鸡倒立’时常还得加上‘蒙古包’， 人犯的服装强行穿在我的身上， 头发也被剃得光光的。站队、报数、背监规、“按大板”，这些虽然是规定， 但对我来说只能机械地照做。每次查监、无理而蛮横、 随意的搜查、谩骂，哪里还有人格、尊严、文明。 每天我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看着天空飞过的小鸟， 我是多么渴望自由啊。自从入狱的那天起， 我就对自己说：为了真理、为了正义，要坚强的活着。 每当我头痛的时候，就多吃两片ＡＰＣ，实在难忍时头在墙上撞几下， 每天总是提醒自己，要多吃饭，千万不能生病，千万不能倒下。
　　整日， 我呆若木鸡似地望着监室内的横幅，〈洗心革面彻底悔改，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真不知道错在哪里？怎样做人？难道我为人民服务， 为群众办实事有错有罪吗？难道争回国家的投资就得背上受贿罪的罪名吗？ 难道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就是利用职务之便吗？ 不按检察院的意愿说假话，就得受牢狱之苦吗？ 我的家人就得受连累吗？我错在哪里，错在哪里呀？！ 难道要我无中生有去陷害无辜吗？只有按照检察院某些人的意愿，去编造一些无需有的“事实”，这才叫认罪吗？。这，我王俊发今天做不到，永远也不会做到的。 气愤之余不由地写下了《思》诗一首 ：
　　 洗心革面非易剥，
　　 彻底悔改本无错，
　　 脱胎换骨性难移，
　　 重新做人人何做？
　　这里我想问一问人民检察院，你们到底想要忠厚老实、为人正直的王俊发做个什么样的人，才能公正执法呢？
　　我渴望自由期盼公正，三个多月过去了， 我仍然被困在监牢里，有理无处讲，有冤不能申， 悲愤中写下了《回报》：
　　 　　　 忠心献给党，
　　　　 　 魂系舜故乡，
　　　　 　 三十六载遭魔难，
　　　　　 囹圄化作奖。
　　
　　 　　　 赤胆报国家，
　　　　　 真诚难做人，
　　　　　 百岁高龄不见日，
　　　　　 何分人与贼？
　　监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 是镇压敌人惩治犯罪的场地。而我王俊发既没犯法、又没犯罪， 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人，共产党员、 人民公仆，却要在这里强行‘接受改造’，昔日敲打计算机键盘、 描绘永济经济发展蓝图的双手，却要笨拙地糊起了纸盒——：
　　 纸板毛刷手中握，
　　 爱诚冤恨诉谁说，
　　 泪沾血染精心制，
　　 汇集四方长城缩。
　　
　　 白带怎裹胸中火，
　　 浓浆难沾悲愁脱，
　　 腹中装满无色水，
　　 虽医百病何医心。
　　 ……
　　尊敬的领导，亲爱的朋友， 面对残酷无情的现实，我实在不忍心将我心灵的创伤与感受、用这笔墨和纸张写给你们，理智使我无法再写下去，也不能再往下写。 我背着沉重的思想负担和精神负担， 熬过了一天又一天。我心里明白，总有一天会见到光明。
　　迷途知返，得道未远。 我细读曲啸同志的长篇报告，他含冤十六载，却重见了光明。 这时我更体会到人活着的意义，尝到了活着的滋味。我在为真理、 为正义而拼搏奋斗。然而，许振波、尚拴贵他们， 又活的是什么滋味，他们如果是有一点良知的人， 整天在为他们的谎言内疚不安，他们在绞尽脑汁， 为他们的欺骗在开脱、在辩解，整天提心吊胆的活着。 尤其是再次审查他们的时候，更是做贼心虚、心惊肉跳，总怕露了蛛丝马迹，受到国法的制裁。他们活的多累呀！ 与其说苟且偷生地活着，倒不如死了好。若有一天， 当他们飞来横祸的时候，他们心里一定在想：我亏了人了，这是报应。 我相信一点，当事实真相大白的时候，国法是永远不容他们这群败类的。
　　出狱之际，失去一百二十四天自由的我， 被人搀扶着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 模糊地看到妻子憔悴的面容和腮边的泪水、亲人期待的目光、朋友相迎的温情、 领导和同事奔走的脚步， 我的心情怎能用语言和笔墨来表达呢？（这里，我向他们表示最真诚的谢意）我坐在车里，被爱妻和同志强掰着抽筋的双手， 勉强地回到了家中。当我慢慢苏醒过来时， 怎么也找不到听话而懂事的儿子。半夜，我要到亲朋家看望儿子， 他们却把我带进了医院，到了医院才知道儿子已住院六天，当儿子看见爸爸的时候，他怕我难受， 用一只手拉上了被子，悄悄地流下了无声的眼泪。当我问起岳父时， 方知他老人家也住进了医院。父亲为了儿子，我入监124天，他老人家却卧床不起四个月。 当我见到既做父亲、又做母亲的爸爸时， 七十多岁的他老泪纵横还在问我：“是不是你在三娄寺搞计划生育惹了人， 人家在报复你”。在父亲面前我没有掉泪， 我对父亲只说了一句话：“爸爸，你养的儿子，你最了解， 你的儿子不会做对不起良心和伤天害理之事的，你的儿子是无辜的………”。 而这无言之哭又有谁能理解呢？ 岳母为了小婿怕她的女儿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取消了太原治病的机会。 长兄为了小弟雨夜骑摩托车从1300里之外的河南新乡赶来永济， 连排气管掉了他都不知，一停长达三个月之久。 机关的领导找市委、人大、政府、检察院、法院的领导汇报我的一切、师哥师嫂找人说理说情、 认识我和了解我的人们奔走相告，这真是一人蒙冤，万人受难，即使我长跪苍天， 也难以报答他们对我的关怀。 （这里，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歉意）当我翻阅儿子的日记时却意外地看到，他听别人说我含冤入狱， 立誓要好好学习，长大为我报仇。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将这残酷的事实留给了下一代━━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 当别人问起他的爸爸时，他明知爸爸被无辜地关在监狱， 却要违心地说“爸爸出差了”。当我的妻子在家痛哭的时候，听话而懂事的儿子对着妈妈说：“妈妈是我惹你生气了，你打我吧！”我含冤入狱，难道妻子就该受罚， 儿子也有罪吗？
　　不知真相的哥哥为了弟弟的获释，不时地对‘某些人’以酒肉相待，走时还得送上《红塔山》以示‘谢意’；妻子为了无辜含冤的丈夫，盛宴相请之后， 眼里流着泪、心里流着血，还得强装笑脸陪伴一曲卡拉ＯＫ。 难道无辜者的家人，就不要自己的人格、尊严吗？ 可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这里，我想问一声：温石头，你是不是人）几年来，我闭上眼睛是监狱的铁门、铁窗，睁开眼睛是监狱的高墙、电网， 我不知道这种日子还要折磨我多久。当我见到市里几个领导时， 他们共同的语言是：‘市委、政府对你的事很重视， 党没有忘记你’。这是多么纯朴而又真挚的语言呀， 我面对他们说一声‘谢谢’能表达我的心声吗？不能，绝对不能。我只能在申冤之后，用忘我的为党工作、 为人民奉献的行动来回报。
　　出狱后的我，强忍着剧烈的头痛与同志们见面， 当我听到同志们真挚而纯厚的语言时， 我从狱中出来没有任何失落感。领导的信任、人民的厚爱， 更增强了我为真理正义奋斗的决心。我是喝黄河水长大的， 黄河的儿子就要象那滚滚的河水一样，奔流到海不回头。 那些违法者、枉法者，不受到国法的制裁，我誓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