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铁腕松动，广州“乱”之成理
　　
　　 由于城市的容纳性与本地媒体的相对发达，不管有没有到过广州，只要提到这个城市，人们总是会马上想起火车站、飞车党、孙志刚等等，对广州的“乱糟糟”，一个经常读报、上网的人，总能随口举出一串例子。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为广州辩护的声音，都会惹来围攻。
　　
　　日前，中山大学的任剑涛教授在广东省档案馆开讲“
　　
　　城市记忆与都市认同”，认为相对于北京、上海的过于有序，广州的“乱”，显示出这个城市的可爱。
　　
　　这一论调，马上惊动京都，《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刘莉”的文章，批评任教授的话“实际上反映了一种不敢正视矛盾，在矛盾面前自慰的阿Q心态。”
　　
　　“乱”，是一个常用的口语，可以指多方面的内容。任教授所说的“乱”，主要是指广州的开放性、包容性，广州的社会活力、民间空间的开拓。而“刘莉”的文章所说的，却是广州的建设乱、方言多、治安问题多。这样的反驳，不说牛头不对马嘴，至少也是苍白无力。
　　
　　任何社会，处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国家集权走向民间自治，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乱”相。而在城市管理中，任何具有开放性的城市，在目前阶段，总会比那些高傲自大、自我封闭，甚至一心只想用户籍、学历等条件设置门槛的城市，要显得“乱”一点。一个容许乞丐存在的城市，必定比一个把乞丐当敌人的城市更乱；一个容许民工自由流动的城市，必定比一个把民工当做工具的城市更乱。
　　
　　广州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社会转型的根本特征，是“国家”在逐渐缩小、“社会”在逐渐壮大。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如何让政治权力有序地退出，使社会自治合理地凸显，始终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没有实现分权的时候，在社会实现业主自治、基层自治、行业自治之前，那种“乱糟糟”的情况，绝大多数是由于权力的铁腕开始松动、民间的自治秩序尚未形成所造成的。
　　
　　由城市开放性带来的“乱”，使城市充满了活力。一个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每天打开报纸，报纸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光看这些新闻，以为自己生活在世界末日，但是现实生活却井然有序。因为这些“负面”新闻，所起的是绝对的正面作用。
　　
　　中国大陆最好的报刊，大多数集中在广州，如果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有勇气把广州三大传媒集团这样的报刊搬去，让报纸监督政府，报道真相，而不是把报刊逼到花边新闻的角落里，那么这个城市马上就会比广州还“乱”。火车站、飞车党的“乱”，与城市的开放性密切相关，而媒体的大面积报道，又促进了这些乱象的解决———“孙志刚事件”的“乱”，缘于有责任感的传媒的大胆报道，而这一举摧毁了收容遣送制度。
　　
　　许多去过北京的人，总能感受到，北京的城管，比起广州来，要精神百倍，威风百倍。正是因为他们太精神抖擞，太雄赳赳气昂昂，他们的“文治武攻”令社会太“有序”，所以才会有反戈一击几乎走上不归路的崔英杰，才会有为小贩打抱不平而被拳打脚踢的老教授白志信。在肆无忌惮的权力的笼罩之下，那些令人津津乐道的“有序”，常常是出自铁腕。
　　
　　广州的真正问题，不是“乱”，而是在“国权退，民权进”的路上还没有大步往前迈，没有放手进一步推动民间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转型。无论是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还是“和谐广州”的口号，最根本的，就是要提供一个宽松、自由的言论环境，推动小区业主自治、基层民主政治的实现。民间社会的不断成熟，人民自治空间的不断扩大，法律的铁笼能够真正把权力囚禁在其中，才是解决“乱”相的真正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