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专家学者们评论中国的政治问题，虽不乏真知灼见，但总有一些雾里看花、隔靴挠痒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政治与任何现有的政治学、经济学的教科书均不相符，它太特殊了，几乎找不到相似的类型，上朔到人类文明历史的开端，都无法找到这样的例子。
　　多年以来，专家学者们喋喋不休地、苦口婆心地劝导政府：“把政府关进笼子里”，“建立大社会、小政府”，“建立服务型政府”，然而，现实却是：政府没进笼子，社会公众却被关进笼子；“服务型政府”没出现，却出现了“牟利型政府”；“大社会、小政府”没实现，却出现了空前绝后、迅速膨胀的大政府。
　　多年前，有识之士就纷纷呼吁政府规模膨胀、税赋繁重、国进民退、国有垄断等损害社会利益的现象，但是，政府规模仍然持续快速膨胀，官民比例不断提高，民营企业负担不断加重，国有资产不断扩张。
　　中国政府中不乏对经济十分了解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可能不知道国家所有制的危害，不可能不知道国家垄断对社会经济的严重危害，不可能不知道金融业的垄断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伤害远远超过那点获利，不可能不知道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对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依然故我，为什么呢？
　　这些现象用目前流行的政治学、经济学理论都解释不通。在这里不妨用本人所创立的《经济学的力学原理》（于忠伟著 台湾兰台出版社 ISBN：978 986 6231 81 0）解释。

　　一、庞大的国有资产导致政府与社会空前对立

　　《经济学的力学原理》认为：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称为利益人，把每个人的经济利益定义为个人利益，每个人追求利益的力量定义为个人利益向量，把具有某种共同性的利益人群体定义为利益集合，利益集合中全体利益人的个人利益向量的向量和定义为该利益集合的公共利益向量，利益集合中全体利益人的利益和为该利益集合的公共利益。《经济学的力学原理》证明：一个利益集合，其公共利益向量总是追求其公共利益最大化。
　　统治集团也不例外，其公共利益向量称为“统治利益向量”，其公共利益称为“统治利益”，统治利益向量追求统治利益最大化。
　　同样，社会全体公众也构成了一个利益集合，公众利益的总和为“社会利益”，利益向量和为“社会利益向量”。
　　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政府完全依赖税收，那么，当税率一定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取决于社会总收入，社会总收入越多，财政收入随之增加；反之，则减少。因此，此时政府的追求与社会的追求一致性最强，服务社会、推动经济发展自然成为政府的职责，服务型政府很自然就出现了。
　　反之，一个国家中，假如政府除了税收之外，还有自己的经营收入，如果这些产业收入与税收相比微不足道，影响也不大；但是，其收入足以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时，就足以影响政府的政策、决策，向自身产业倾斜，这就必然导致政府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政府对自身产业越关注，对社会经济服务越少。
　　政府占有的资源越大，政府牟利的倾向越严重，统治利益向量与社会利益向量方向上的分歧越大。
　　在这里，政府经营收入不仅仅包括国有经济，还包括土地转让、卖官鬻爵、各种政府专卖专营等等一切政府的税收之外的收入。

　　问题不仅仅如此，政府牟利并不是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而是凭借公权力和手中资源，建立垄断，牟取最大利益。有些垄断属于终端产品，对社会经济影响并不大，如烟酒专卖，食盐专营；但是，有些资源垄断因处于产业链的前端，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危害，如土地、燃油、煤炭、天然气、电力、水、矿产、原材料、公路、铁路、互联网等垄断，大大提高了社会经济的经营成本。
　　尤其金融业、土地的垄断危害更大，前者不仅仅增加社会成本，而且导致民营经济资金严重匮乏，国家竞争力低下；后者导致城市化、土地开发进程中冲突不断、血案累累，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官民对立严重。
　　在一个私有制社会中，政府掌握的国营经济成分一般很少，政府主要依赖税收维持，因为税率并不能随意调整，这就决定了统治利益与公众利益最大程度的一致性：社会总收入越多，统治利益越多；社会总收入越少，统治利益越少。这样，统治利益向量与社会利益向量方向一致性较强，政府威望较高，民间经济发展较好，宋朝就是这样。
　　纵观人类文明史，除了前苏联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政权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在私有制下，社会财产主要掌握在不同的私人手中，社会经济也由这些不同的私人掌控，而国家不直接参与或极少参与经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收入来源几乎完全依赖税收，政府与经济基本上是分离的。政府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就行了，而不是参与经济。
　　而今日之中国则完全不同，政府垄断了全国的土地、能源、矿山、油田等绝大多数资源，垄断了金融、通讯、互联网、钢铁、冶炼等行业，国有资产远远超过民间资本，尽管政府不创造一分钱的财富，但是却攫取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
　　尽管国有经济产出仅占社会总产出的20，但是，国有资产却十分庞大，不计算全国的土地、矿山等价值，仅经营性净资产就达30多万亿元，总资产超过百万亿元，如此庞大的资产尽管效率低下，但其总额远远超过社会民营资本的总和；而且国有经济几乎都是资源垄断型企业，尽管毫无国际竞争力，但是它们盘踞在价值链的前端，凭借垄断地位最大限度地牟取垄断利润。名义上国有企业所有权归全体人民所有，但是它们完全由政府支配。
　　尽管民营经济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承担80以上的社会就业，代表着社会利益，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但是，它们不归政府掌控。这就决定了社会利益与统治利益的严重分歧，金融机构国家垄断，银行40——60的贷款交给产出仅占20的国有企业，导致民营企业资金普遍短缺，难以做大做强，缺乏国际竞争力。
　　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外国历史上，几乎没有政府与社会利益有如此巨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伤害，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历史上，明朝曾经出现过政府与社会的分歧，当时的情况与此恰恰相反，明朝的官绅地主、大商人与官僚们沆瀣一气，绑架了政府，架空了皇帝，社会经济发展了，税赋反而日益减少，国库入不敷出，不但没钱赈灾、打仗，反而不得不向灾民收税、拖欠军队粮饷，导致内外交困，国家灭亡，而其根源在于朱元璋的无知无畏、倒施逆行，制订的一系列制度不但行不通，而且导致历史倒退。
　　2007年，与茅于轼教授通电话时，他说：天则所做了一个地方政府能效的调研，让我猜哪里能效高。我随口答道：“浙江。”他说：“是的，杭州。”他让我猜南京的情况，我说：“很差！”，他说：“没错！”他根据的是实际调研数据，而我根据的是国有经济成分所占比重，浙江当时90以上GDP是草根民营企业创造的，国有经济成分很低，这就决定了政府主要依赖于对民营企业的税收，这使得政府统治利益与社会利益比其它省份更一致，政府更热衷于服务社会、服务企业，真正推动经济发展；而南京长期作为计划单列市，国有经济比重很大，统治利益与社会利益严重分歧，民营经济不受重视，这也导致南京经济远远落后于周围的苏锡常。
　　政府在税收之外掌握的资源越多，越倾向于在税收之外的牟利，而政府牟利依靠的是公权力和资源垄断，它对企业和社会的服务就越少，越趋向于牟利型政府；相反，政府在税收之外掌握的资源越少，越依赖税收，它对企业和社会的服务越多，越趋向于服务型政府。
　　一个国家或地方，国有经济成分越大，政府与社会的利益追求差距越大，不但阻碍经济发展，抑制民间经济活力，而且导致政府丧失社会公信力，政府威信不断下降，官民矛盾日益激化。
　　相反，一个国家或地方，国有经济成分越小，政府与社会的利益越一致，就会促进经济发展，激发民间经济活力，政府社会公信力越高，官民矛盾减少。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城市化的兴起就是很好的例子。
　　自汉朝大儒董仲舒提出：“官不与民争利”，就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共识，政府不介入经营，这种宝贵的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锤炼，日久弥新，今天尤其感到难能可贵，古人诚不我欺！
　　因此，能否消弭政府与社会之间日益严重的冲突、建立服务型政府，关键在于能否将庞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斩断政府牟利的触角。

　　二、中国政府约束机制的缺失

　　在封建社会，皇帝的权力不是来自于政府，而是来自于世袭和百姓的拥戴，不会受到百官的要挟。
　　在封建时代，百姓受到官府欺压，往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认为皇帝若知道，会主持公道。其实，这有一定道理，因为对皇帝而言，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持江山世代稳固，多数皇帝从国家的长治久安着眼，一旦了解情况，一般会惩治贪官恶吏，主持公道。
　　在明朝以前的各封建王朝，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政权在政府而不在皇室。整个国家只有皇帝是世袭的，宰相、御史由皇帝任命，宰相领导政府工作，御史监察宰相在内的百官，这与现代法人治理中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关系相似。这种制度安排是十分科学的：皇帝为了皇位的世代传承，自然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经济不断发展。皇帝并不是专业人士，而且未必有足够的聪明才智；但是，皇帝可以任命有足够能力和品德的专业人士做宰相、御史；皇帝提出治理愿景，宰相及政府负责实施。这样，既保证了政治的稳定性，又保证了国家治理的专业水准，对皇帝才能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只要不是十分昏庸，就不会出乱子，例如，北宋的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如果宰相或政府有明显的短期行为，会受到御史台的弹劾，皇帝的罢免。为了江山稳固，无论皇帝还是宰相都会限制政府权力和规模。
　　中国历史上的各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土地等社会财富主要由不同的私人占有，这样，社会上就会自然形成制约政府的力量。而政府之上有皇帝，皇帝最重要的工作是确保江山稳固，政府追求自身利益必然导致统治基础的动摇，自然会受到皇帝的制约。
　　各封建王朝政府收入来源几乎全部依赖税收，这样，政府的财产在社会中所占比例较低。自汉朝以后，各政府都秉承轻徭薄赋的理念，因此，很自然地呈现出大社会、小政府的形态。
　　尽管除了政府，此时的社会力量缺乏组织，一盘散沙；但是，一旦公众利益普遍受到政府的侵害，占有绝大多数财富的社会力量很容易联合起来，形成足以制约政府的强大抵制力量，使政府不得不收敛，这就自然约束了政府行为。而皇权代替了民主制度下的选民，直接对政府进行有效约束。

　　在民主政治下，总统或总理经普选产生，议会（立法）、司法、政府三权分立，互相监督制约，无论总统、政府、议会还是司法机构都必须依照法律行事，否则将受到弹劾和审判。

　　而今天的中国则不同，政府从上到下既不是民选的，也不是世袭的，而是政府（执政党）内部推选的，自然代表的是统治集团的利益；否则，若损害统治集团利益，其自身地位就会不保。
　　即使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任期也只有十年，更不可能世袭，这很难避免领导者的行为短期化。政府中，每一个官员的任期都是三五年，在任权力在手，离任过期作废。
　　而中国政府所拥有的资源和权力如此巨大，令世人趋之若鹜。中国政府官员普遍呈现严重的行为短期化。很多在任时在政府中大肆安插子女、亲朋好友，大肆收受贿赂、卖官鬻爵，或将老婆孩子送到国外定居，裸身做官，一俟卸任，立即出国，这样的官员又怎么可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着想、为百姓谋福利？
　　我们不排除少数领导能从国家大局出发考虑问题，但是，他们的力量终究有限，难以撼动大局。当多数官员利用公权牟私利时，即使权位再高，即使自己再清廉，也难有所改变。
　　尽管民选政府也存在行为短期化现象，但是，由于法制、舆论、权力制衡，总统（总理）或政府官员公然侵害公众利益、大肆收受贿赂并不普遍，更不用说政府牟利了。
　　任何政府，当它的力量在社会上无可匹敌时，自然缺乏约束，它不会自动追求社会公众利益，相反，会首先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当前中国政府的力量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强大”，手中掌握的资源又无比丰富，结果不言而喻，政府公然牟利、官员贪腐成风。
　　历史上，各个封建王朝即使在最强盛时期，也不敢肆意盘剥、胡作非为，即使在财政收入较多的宋朝，皇室、官府也很节俭，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军费、官吏薪酬、兴修水利、社会保障、救济、赈灾等。官员连修缮破旧的衙门的经费都没有，如果擅自修衙，即使用的是自己的俸禄，也会被严查；而今天，连国家级贫困县的镇政府大楼都是当地最豪华的建筑。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方面政府垄断了经济命脉，掌握了太多资源，使社会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约政府，导致政府为所欲为，完全无须顾忌社会利益，也就必然出现了政府牟利的取向。
　　另一方面，政府之上并没有一个王权、法制之类的制约，导致政府行为普遍呈现短期化趋势，只管我在任时快活，不顾社会发展和统治未来能否维持。

　　三、腐败的根源

　　本届政府，反腐力度空前，但是，我却感到十分悲观。为什么呢？腐败的根源依然坚强挺立，反腐的效果又会如何呢？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反腐力度空前绝后，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不但杀头，还要剥皮实草，结果呢？贪官前仆后继赴、有增无已。为什么呢？因为不铲除腐败的根源，一切反腐皆枉然！
　　明朝的腐败的根源，主要是官员俸禄太低，甚至不足以养家糊口，如著名清官海瑞全家穿得形同乞丐，亲自在衙门里种菜，老仆上山打柴，就这样顿顿只能吃青菜，人称“海青菜”，偶尔上街买斤肉，连数百里外的上级都惊动了，“海青菜竟然买肉了！”所以，明朝的清官仿佛沙堆里的金子，极为罕见。
　　宋朝清官，比比皆是，没什么好大惊小怪，尤其名臣，不做清官出门都不好意思见人。为什么呢？高薪、严格监管、精细到每个岗位的权力制衡。著名清官范仲淹，出身贫寒，但仅凭官奉，就买下十多倾良田，作为族内公益基金（义田），这是可怜的海瑞、于谦这些明朝的清官做梦都不敢想的！
　　而今天的中国，贪腐之所以严重，一是因为政府掌握的资源之丰富、之巨大，空前绝后；二是因为政府的力量太过庞大，社会已没有任何政府之外的力量可以监督、制约；三是因为前述的政府自身自我约束机制缺失。条件如此优越，不贪不腐，在官场上不但没面子，而且寸步难行。
　　庞大的国有资产，土地、矿山等等通通国有，为贪腐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今日之中国，仿佛回到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首领利用特权，在交换中贪污、侵吞公共财产的情景。任何朝代的贪官见到如此丰富的资源，一定会乐不思蜀：这才是贪官的乐园！
　　一个社会中，政府掌握的公共财产、公共权力比重越大，贪腐就越严重。
　　今日中国之贪腐，与政府牟利，几乎同源，都是因为政府掌握了过大的公共财产，因此，遏制贪腐唯一有效的途径是将这些公共财产尽可能地私有化。除此别无它途！

　　四、空前庞大的政府

　　今天的中国政府，依靠强制力量，土地、银行、矿山、油田、能源、铁路、公路、通讯、网络通通国家垄断，凭借资源垄断最大程度地牟取社会利益，社会公众毫无招架之力，只能任人宰割。这使得不创造任何财富的政府掌握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政府自然养得起更多的人。政府饭既然这么可口，很多官员在任时在政府中大肆安插子女、亲朋好友，大肆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使政府编制不断增加，官民比例居高不下、有增无减。
　　另一方面，无论国有垄断企业，还是政府的在编人员，普遍腐化堕落，贪图享乐、好逸恶劳，不愿做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招聘大量编制外人员，反正花费的是公帑，不花白不花，这更导致政府规模急剧膨胀，行政开支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超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
　　政府自身无法产生足以抑制自我膨胀的力量，而社会又无法产生足以阻止这种膨胀的力量，政府无论规模还是权力的膨胀也就无可阻挡。

　　五、负担日趋沉重的民营企业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高速公路、铁路网络的不断完善，港口、机场的修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外资大规模涌入，民营企业蓬勃兴起。然而，真正吸引投资者的，是早已存在的大量的廉价农业剩余劳动力，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人口膨胀，更为经济发展带来空前规模的人口红利。
　　世界上从未曾有过如此丰富的廉价劳动力集聚，仿佛跟随沙丁鱼群的捕食者，全世界的资本纷来沓至，争享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盛宴；来自乡村的打工者们是如此的弱势，毫无议价的权利，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几乎没有休息日，他们没有医疗、养老保险，只能靠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用自己的青春换取微薄的血汗钱。正是他们的苦难，才带来了所谓“中国奇迹”，带来了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
　　然而，市场是公平的，一种廉价资源被长期、大量使用的结果，必然使它成为稀缺资源。从2005年开始，广东开始出现民工荒，以后愈演愈烈，范围更逐渐扩大至全国，导致工资不断上涨。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当劳动力不再廉价时，盛宴结束，酒足饭饱的跨国资本满载而归，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下降。在这场盛宴中，得利最大的自然是那些跨国企业，他们支付低廉的工资，产品却在欧美卖出高价；得利第二多的并不是中国的民营企业，而是中国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政府不创造一分钱的财富，但是，它掌握了全国的土地、矿山、油田、金融，控制了国内资源的定价权，同时用高昂的税收榨取社会财富；居于产业链上端的国有垄断企业凭借垄断地位、凭借资源垄断权，不断压榨民营企业和公众。
　　在经济高速发展时，尽管存在诸多问题和矛盾，但都被掩盖了，因为有充裕的廉价劳动力垫底，一切负担都可以转嫁给他们，转化为工资的削减、拖欠，劳动时间的延长，民营企业生存也不那么艰难。
　　有人说法国税收比中国多，所以中国是世界上赋税第二重的国家；其实不然，法国的税收主要用于社会保障，而中国的税收主要用于政府自身开支。
　　不仅仅如此，中国的税收仅仅是明面上的手段，而土地、原材料、矿山、燃油、公路、铁路、金融等等，全部国家垄断，都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这也是不创造任何财富的政府垄断全国绝大部分财富的秘诀。
　　中国的工业电费是美国的2倍，天然气费是美国的7倍，物流成本是美国的1。5—2倍，工业用地费用是美国的5—10倍，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高达20——50，而美国只有10。（数据来源：《中国制造的危机与出路I》p4——6 郎咸平等编著 东方出版社）法国算老几，中国才是赋税古往今来、空前绝后的世界第一！
　　这所有的高成本，几乎都是政府垄断、牟利造成的。其中，物流成本高是因为燃油和过路费价格高，在燃油包含养路费、投资早已收回的情况下，大肆收取过路、过桥费，加上铁路的国家垄断，导致物流成本高昂。当然，美国的页岩油气技术革命，也是其能源价格低廉的重要原因。
　　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迅速转化为劣势，美国等各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纷纷回归，昔日的世界制造业中心被无情抛弃。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4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在全球189个国家里排行96位，中国只能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为伍。之所以这么低，就是因为政府的牟利行为导致经营环境急剧恶化，而随着政府规模的持续扩张，中国仍将不断恶化下去。
　　在劳动力过剩的时代，沉重的负担全部转化为工资待遇的削减；而在劳动力稀缺的今天，再也无法维持低工资了，民营企业仿佛风中的柳絮，无依无靠，或者苟延残喘，或者远走他乡；更有甚者，老板因还不起高利贷，跑路或者自杀。
　　中国的希望所在，不是吃饱就走的跨国资本，更不是寄生、腐朽、没落的国有垄断企业，而是在夹缝中苦苦求生的草根民营企业。如果认识不到这点，当经济崩溃来临时，就会头破血流。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缺乏制约的政府扩张仍将持续下去，在国有垄断金融的支持下，国有垄断企业仍将持续扩张，代价是榨取民营企业和民众的最后一滴血，民营企业的负担将持续加重，经营难以为继，投资者更不愿投资，失业率将持续增高。
　　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当企业亏损或盈利困难时，民营资本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可以选择不再投资，或将资本转移国外。江浙70的民营企业老板已举家移居海外，资产全部转移。长此下去，中国的民营经济将走向萎缩，失去压榨对象的国有垄断企业也将难以为继，而政府为维持自身庞大的开支，将不断加剧对社会的压榨，中国经济将在无限扩张的政府压迫下走向崩溃，社会将走向持续动荡。
　　不仅仅如此，在笔者所著《经济学的力学原理》第七章《国家所有制经济》（P350 台湾兰台出版社）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国家所有制远非一种稳态的所有制，由于所有人对国有资产的利益相关系数几乎为零，它不但缺乏追求利润的动力，而且严重缺乏保护力量，这就是国有企业贪污、受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即使不去改革体制，它也会自然演化为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庞大的国有资产成为少数权贵的囊中之物，政府也将因此而分裂、蜕变，社会发展将长期停滞、倒退，社会动荡不休。

　　六、解决之道

　　如何解决问题？知道一定会有人会认为只要建立民主制度，就能包医百病！其实不然。根据本人的研究（参见本人所著《经济学的力学原理》P77 ）民主政治的实现须要两个前提：一、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利益相关系数足够大，足以抑制人们之间的利益侵害；二、统治利益向量足够小，远远小于社会利益向量；统治利益依附于社会利益。
　　经过30多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商品经济发展，第一条中国已经具备，但是，第二条并不具备，因为政府垄断了社会经济命脉，占有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社会利益向量无法抗衡统治利益向量。
　　更重要的是，如果现在搞民主，势必削弱中央政权，其结果是庞大的国有资产立即被少数政府官员、管理者瓜分殆尽，形成少数庞大的官僚垄断寡头，民主也成为寡头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游戏，贫富分化程度急剧提高，绝大多数民众将陷入贫困、失业，社会将长期停滞、动荡。
　　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就是必须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安全而公平地私有化。在此之前，谈论民主不但不现实， 反而十分危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力度空前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决策，这是可喜的一步，十分值得称赞。但是，真正落实，绝非易事，即使成功，也需要经过长期推进。因为这涉及到众多人的切身利益，资产数额过于庞大；而强大的利益集团绝不甘心失去特权，必然想方设法阻挠。

　　七、国企改革成功的前提

　　首先，作为最高领导者，必须有打持久战的坚强决心，因为国企改革涉及众多利益相关方的切身利益，改革阻力必然很大，尤其来自利益既得者的阻力。
　　其次，改革有支持，有反对，众口难调，领导者必须高度集权，才能顺利推进；否则，多方利益角逐，争论不休，很容易半途而废。
　　再次，改革需要有一个相对清廉、守法的环境；否则，如此庞大的国有资产，很容易在改革中大量流向少数权贵或外国金融大鳄手中，掏空中国经济，拉大贫富差距。
　　第四，需要一个支持改革的舆论环境，改革过程难免有瑕疵，也不存在绝对的公平，改革对职工，尤其管理、业务骨干，技术骨干等略微倾斜，舆论应从企业未来发展着眼，予以宽容、肯定。
　　第五，针对如此庞大的国有资产进行改革，必然借助于资本市场。但是，中国的股市很大程度上是投机市场，而不是投资市场，绝大多数股民购买股票是为了炒股，而不是赚取股利。这导致市场容量难以扩张，无法容纳如此巨大的资产。为什么呢？因为中小股东利益得不到保障，很多上市公司长期不分红，或者分红在利润中占比太低，导致投资者不愿投资。尤其国有控股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完全得不到保障。因此，必须改变这一现状，其一、应严格规范资本市场，确实保障投资者利益；其二、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年度分红最低比例，如税后净利润的40，保障中小股东权益。
　　即使如此，按现有思路改革还是很难，因为国有资产太大，已经超过了股市容量（20多万亿元）。而且在无法实现控股的情况下，民资敢于花大价钱涉足国资的太少。
　　（国企改革的方法可参考本人文章《国企改革新思路》http ：bbs。tianya。cnpost develop 1930475 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