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大跃进”时期全国性的“放卫星”和“高指标”等大跃进造假事件，人们一定还记得毛泽东写于1958年7月1日的诗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当然，跃进造假的形成首先来自最高层，其次是一大批省级干部对上迎合毛的幻想，对下则运用各种血腥手段逼迫各级干部群众提出和“实现”幻想中的高指标。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之类献媚者更是千方百计地揣摸“圣意”，再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以达到自己飞黄腾达的最终目的。简言之，从毛泽东到基层干部，其实无人不知跃进造假中存在着极大的欺骗，只不过“君”坚持自欺欺人的幻想，“臣”则上行下效地胡言乱语和自我催眠。
　　从上到下的“真话禁忌”之形成，是各省大整“反党集团”、残酷打击讲实话的中下层干部群众的直接结果。以河南省1958年制造“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为例（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和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潘被毛泽东在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直接免职），全省几个月内有10多万人挨整，“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20万之多，其中厅局级干部18名，洛阳的王慧智曾被斗得神经失常。当时赵文甫书记总结说，批潘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这些疯狂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还导致100多人死亡。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对该省政治运动和大饥荒的关系作了精辟分析：“河南省位于中国中原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这里红旗举得最高，‘经验’出得最多，饥饿也十分严重。河南的饥荒是从政治运动开始的。1957年7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55万人的15，也占河南省干部总数的15。1958年又在党内开展了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运动。政治运动造成了恐惧和狂热，造成了跃进造假，也造成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悲剧。”
　　在用政治运动保障经济“大跃进”的风潮中，基层的那些“卫星”和“高指标”往往是用拳头打出来的，有时还采用了撤职罢官、酷刑监禁乃至杀戮等逼人就范的手段。例如，在河北省徐水县这个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共产主义试点”县（毛在1958年8月4日到该县视察时竟然说出了“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样办呀？”之类昏话），县委书记张国忠为了落实毛提倡的“密植”，把5个有不同意见的生产队长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先拳打脚踢，然后送去劳动改造，其中一人在3个月以后就死了。1958年徐水县共逮捕了4，643个不支持浮夸闹剧的干部群众。又如，甘肃省的饥荒在1958年春天就已经开始了，但省委书记张仲良睁着眼睛说瞎话，死死认定甘肃是“余粮省”，强制推行“高指标、高征购”；干部群众中谁不同意他的蛮干办法，省委就组织对这些持不同意见者的批判斗争，甚至把他们打成“反党分子”；结果造成甘肃省在连续3年的饥荒中饿死近百万人。再如，1958年上海市奉贤县委在深耕和兴修水利中公然提出，“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和“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的口号；于是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出现了捆绑吊打、乱罚乱关的现象，960余干部群众遭迫害致死，2，400多农民被送去劳改。
　　“大跃进”时期还创造出一种逼迫讲真话的干部群众就范的所谓高产“辩论会”。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嵖岈山乡是全国率先建立人民公社的地方，现将该地1958年宣布小麦亩产12，000斤“高产卫星”之前的一场所谓“辩论会”实况摘录如下：“嵖岈山公社有一位叫刘金占的生产队长，在生产队长扩大会议上，听公社社长钟德清传达信阳地委会议的精神，当他听到明年小麦要亩产12，000斤时，他觉得太离谱，说：”亩产12，000斤，是神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过瘾哩‘。这一句话使他马上成了辩论对象。他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接受辩论。刘金占慌了手脚，忙说：“老少爷们，别动手哇，你说说这亩产1万斤中不中？’没有人回答他，在会议主持人的发动下，人们不由分说，先是一顿拳打。不一会儿，刘金占鼻青脸肿。他吐了一口血水，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还讲不讲理呀，你们都是种地的，一亩能产这么多小麦吗？‘也许是良心发现，参加辩论的人们退缩了，有的人找地方吸起烟来。见辩论会冷场，主持人急了，说：“怎么？刘金占的反动言论你们还同情？谁不和他辩论，大家就和你辩论！’这么一说，人们不敢怠慢，又冲了上去，一边打一边说：”这就是理！跟你就是不讲理！‘刘金占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主持人问：“服了吗？’刘答：”服了。‘问：“能打12，000斤吗？’答：”真能打12，000斤。‘辩论会就这样胜利结束。“在”大跃进“时期饿死1百万人的信阳地区，先后有12，000人次因为怀疑那些”高产典型“而被”辩论“批斗。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对基层干部违法乱纪地用拳头打出高产“卫星”等情况是完全知情的，但他并未阻止。针对公社干部打人、捆人之情，他说：“打人、骂人、捆人，还有辩人，辩论成了一种惩罚。……已经打了，也不要到处泼冷水。以后不再打了，已經打了，改正了也就算了。因为他打人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在毛的纵容下，这种靠“抓阶级斗争”来放高产“跃进造假”的做法自然风行全国。
　　显然，“大跃进”是一个严密控制不同意见、残酷镇压持不同意见者的过程。从“肃反大跃进”到高产“辩论会”的各种做法中可以看出，当时，说假话受鼓励，讲真话则立刻遭到严厉打击，在这样的政治气氛里，全国性的“放卫星”和“高指标”就这样产生了。可以说，在热火朝天的经济“大跃进”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血雨腥风的另类“大跃进”，即严重加剧了全社会政治恐惧的“肃反大跃进”，一个大量揪出“反党集团”的“政治大跃进”，一个用拳头制造高产“卫星”的“暴力大跃进”。
　　如果进一步剖析政治运动和层层造假的关系，其实还可以看出，它们是深植于中共制度里的互为因果的痼疾。只要专制体制不变、政治运动持续不断，政治恐惧和政治投机就必然存在并受到鼓励。在这样的制度里，造假永远可以占便宜；而讲真话、做老实人却只能吃亏，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高潮中，刘少奇也是一个狂热的吹鼓手。当“大饥荒”出现后，他回湖南宁乡县自己的老家调查，耳闻目睹了农村的惨状，于是对“大跃进”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在报告中沉痛反思了“大跃进”的错误，并愤怒谴责了全党讲假话的风气。他当着毛泽东的面说了这样一段话：“过去，有些老实人说了老实活，吃了亏，而不老实的人却占了便宜。党内的这种情况，使一些干部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老实人总是吃亏，似乎手长一点，隐瞒一点，说点假话，总是占便宜。这种印象是不正确的，不正常的。在共产党内、在人民群众中，不允许滋长这种跃进造假风气。要抵制这种风气，要对这种跃进造假进行斗争。说老实话真的吃亏，说假话真的不吃亏吗？（毛泽东插话，总有一天要吃亏的。）我看，不怕吃亏的老实人，最后不会吃亏的，如果说是占便宜的话，他最后要占大便宜。因为老实人吃点亏，党内同志是看到的，人民是看到的。党和人民终究是会信任这些好同志的。怕吃小亏的“聪明人”，不老实的人，最后要吃大亏的。因为你总是说假话，长期这样搞，党和人民就不会信任你了。……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注意，不要使那些说老实话，作老实事的人吃亏，要信任他们，表扬他们，对于那种说假话，作假报告的人，不要信任他们，要批评他们，必要的时候，要处分他们。只有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采取这样的政策，在党内，在同志中间，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才会改变过来，才会证明老实人并不吃亏，占了便宜、说假话的‘聪明人’是一定要吃亏的。”这便是后来在“文革”中被大肆批判的刘少奇的所谓“吃小亏占大便宜”论。
　　这一说法1962年时得到了毛的表面赞同。然而，正因为刘在那次大会上对“大跃进造假”讲了一些不中听的老实话，使得毛泽东“龙颜不悦”，从此便对刘怀恨在心。1966年，“文革”开始，刘少奇成了全党全国最主要的整肃对象，刘的“亏”实在吃得太大了，他不但被斗被关，而且死无葬身之地。刘少奇极具讽刺意义的个人命运从反面揭示了中共制度的真实取向：说谎造假永远有利可图，而讲真话则一定会付出极大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从1958年发生的“大跃进造假”直到今天中国的政治实践，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只要鼓励谎言与无耻的体制存在，政治恐惧和谎言假话就不会销声匿迹。虽然大跃进造假的事情现在是不会发生了，人们也不会担心温饱问题了，但是还是要作为警示，不能重返大跃进造假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