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向东

　　20世纪50至60年代，赫鲁晓夫对外主张“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 他这一理论的提出最终导致了社会阵营的分裂，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不良影响。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实事求是地给予评价，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总方向。

　　一、赫鲁晓夫提出的“三个和平”理论


　　一、和平竞争。 苏共在22大纲领中指出：现在的基本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已成为亿万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苏共指出：现在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在过去几十年内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的增强，科学技术的发展，核危险的加大等因素，时代的特征和基本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当代世界仅“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这一马列主义的论断是不够的，因为它只提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战争不仅仅是经济现象，在战争会不会发生的问题上，阶级力量即政治力量的对比，人民的组织性和觉悟程度，起着很大的作用。不仅如此，在一定的条件下，进步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所进行的斗争在这个上，能够起决定作用。苏共认为：和平和社会的力量无比地壮大了，同帝国主义势力对抗的有团结着九亿人口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摆脱了殖民地附属的许多国家，在现代的国际条件下，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及其发展壮大，不仅具备了防止战争的精神手段，而且也具备了物质手段，此外，其它国家的数亿人民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也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所以苏共认为，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
　　苏共在二十二大上进一步提出：现在已经不能单纯从资本主义规律的作用着眼来看现时代根本问题，例如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目前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使得社会主义各国同所有爱好和平力量一起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个完全现实的任务，防止新的世界战争，保障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苏共之所以强调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竭力倡导战争可以避免论，主要因为，第一、基于热核战争的认识，苏共指出：在我们这个创造了毁灭性如此之大的战争手段的时代，已经没有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中间地带了。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未来的战争如果违背人民的意志而爆发的话，将很可能会发生成为历来的战争中毁灭性最大的核战争。除了直接毁灭外，使用核武器产生的发射性余毒会污染大气，这可能会消灭几乎一切生物，特别是地狭人密的国家，那里的确一扫而光。第二、为苏联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比较和平稳的国际环境，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到50年代已严重僵化，越来越不适宜新形势的发展要求。苏共领导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要对斯大林时期所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某些变革，但是在如何进行变革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分歧很大，苏共需要尽快统一全党的思想，必须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有更多的精力来处理国内事务。


　　二、和平共处。 斯大林去逝后，苏联领导人尽力缓和同美国以及西方盟国的关系，放松对东欧各国的控制，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需要，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苏共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苏联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两条出路，要么战争，要么和平共处，而工人能采取的立场只有一个，和平共处，这是由于：第一、目前国际上的决定因素已不是帝国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力量，战争已注定不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可以通过和平竞赛来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第二、由于核战争具有毁灭性，帝国主义也认识到在核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因此也不想发动战争，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政策；第三、战后时代的特点发生了变化，国际合作日益增强，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任务，因此，苏共强调；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这不是策略措施，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三、和平过渡。最早提出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问题的是英国共产党，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资产阶级民主比较发达的国家。特别是英国，有可能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来这个观点在欧洲各国党内流行起来，特别是意大利党，他们认为完全可以和平过渡，这个观点后来被苏共所接受。
　　苏共在二十大上提出了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形式的多样性问题，由于世界舞台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可情况下都要同内战连在一起，我们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唯一途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苏联认为，虽然统治阶级不愿自动交出政权，但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斗争取决于剥削者的抵抗程度，取决于剥削者自己是否使用暴力，苏共更加强调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知识份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能够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份子以坚决的打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
　　苏共倡导和平过渡，主要是为和平共处政策服务的，苏联要与西方国家搞和平共处，除了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避免战争外，还主张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夺取政权，否则就很难实现与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苏共的这一政策得到西欧共产党的普遍欢迎和支持。

　　二、为什么说赫鲁晓夫的“三个和平”理论是修正主义


　　一、和平竞争不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当时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土壤，战争终究要在帝国主义消灭之后才能说是可以避免的。中共在谈论国际形势时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性，认为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其达到独霸世界的目的，中共多次告诫人们要防止和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中共和毛泽东看来，关于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无非有两钟可能，一是抑制战争，二是战争引起革命。中共通常强调的是战争的可能性，认为目前的战争没有打起来，但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怕也打，不怕也打，干脆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如果战争不可避免，所以认为迟打不如早打，早日打出一个社会主义新世界。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之所以强调战争与革命，主要因为，第一、苏联、中国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军事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中共对社会主义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充满自信。在1957年11月召开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中共及毛泽东就国际形势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一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第二、中共对核武器的认识，使中共敢于面对战争。在1957年11月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上，中共及毛泽东提出，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就是不要怕原子弹，帝国主义手里有原子弹，苏联也有。如果帝国主义要打原子弹，最后的结果是帝国主义的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第三、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形势的恶化影响了中共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1957年至60年代末，亚洲各国人民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主义阵营势力之间的激 烈较量成为当时亚洲形势的焦点，1956年后，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敌对性的政策。1958年中国炮轰金门事件，中美关系紧张。1959年中印边境冲突，中国边境受到严重威胁，由于中苏两党各自从本国利益出发，引发中苏边境争端，在国际上，1958年至1961年间出现了柏林危机，1960年5月的四国首脑会议因U 2飞机事件而流产，1962年古巴导弹事件使战争一触即发，所有这些都说明战争时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是永远都不会和平共处的。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两种社会制度，因此，不可不免地存在着对抗与斗争，只要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同时存在，二者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就不会停止，只是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二者之间在解决，处理对抗与斗争关系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会发生变化罢了。 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对立与斗争在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反对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特别是反对与美国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从外交政策和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来讲，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援，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

　　三、和平过渡是对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背叛。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原则上讲，不通过暴力革命是不能夺取政权的，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一定会使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理论原则问题，这是战略问题。但是在和平时期，为着争取群众，可以提出一个策略口号，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按照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是两回事。如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特别是如果过多地强调经过争取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器。所以说：议会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背叛，放弃斗争、放弃暴力革命，过多强调走和平过渡道路等，是投降主的表现，据此当时许多国家的党把苏共的和平过渡政策批为投降主义、修正主义是正确的。

　　列宁反复强调，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这样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无产阶级政党对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必须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从革命的观点出发，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使用枪杆子才有可能改造。因此，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的分水岭。

　　由此可见，苏共把和平过渡作为一种政策，并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苏共纲领的形式固定下来，对缓和当时紧张的国际局势起到重大作用，但苏共最大的错误在于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模式的多样性，对此引起了些国家及党对苏共的不满和抵触情绪，从而成为各国党迅速脱离苏共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苏共在当时冷战状态还十分尖锐的情况下，淡化阶级斗争，过分强调和平过渡，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有消极影响的。


　　三、赫鲁晓夫“三个和平”理论引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赫鲁晓夫提出的“三个和平”理论引发苏共和中共这两个主要大党的争端，最终产生了分裂，而作为非执政党的各国共产党也无可避免地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而分裂，这其中不仅包括有着重要影响的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等发达国家共产党，也包括印度、日本等与中苏紧密相邻国家的共产党，甚至包括远隔重洋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1964年是中苏分歧俞益扩大到无可挽回的破裂的一年，它对于古巴和整个大陆革命计划的冲击，几乎没有比这更富有破坏性了，因为拉丁美洲正统共产党中很多最富有战争性的成员蜂拥到新的亲华集团中去。早在1964年1月，秘鲁共产党已一分为二，其他共产党包括玻利维亚党在内也预期发生类似的事件。这表明自60年代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可挽回地分裂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让很多忠诚的共产党人感到不可思议和左右为难，古巴革命的著名领导人格瓦拉对此曾评认说：“中苏分歧对我们来说是最悲愤的事件之一，在这些分歧中，我们不站在认可一边，我们的党正在讨论他们，我们党的立场是不讲谁是谁非，我们选择我们的立场，对我们有重大关系的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需继续下去。”格瓦拉试图在这种分裂中寻找平衡路线，但在当时非敌即友的对抗情绪里，他的立场和政治主张在实际运作中处处碰壁，他成为被当时的中国和苏联两边所谴责人物，政治命运极其不幸。

　　由于关系恶化，苏联和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将对方视为主要的敌国，双方在边境一带集结重兵，据80年代初的〈〈简氏军事年鉴〉〉计算，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投入的兵力，占它全部地面部队的百分之41，而中国为对付苏联的军事压力所配置的兵力占其全部地面部队的百分之43。在这段共同的边界上，中苏双方各设立了四个军区，分别遥遥相对。这些战略部署和战备工作消耗了思量和中国的大量财力。根据美国〈〈约时报〉〉1979年2月7日的统计，在1968年至1978年期间，以不变美元计算，苏联的军事开支超过美国百分之10以上，而据美国中央情报《1968年 1978年苏美防务活动中一美元的价值对比》文件估计，1978年苏联的军费比美国多百分之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