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民国史上一位狂狷学人。因其曾经有过与当时的国民政府蒋 大无畏“斗殴”，
　　被看作民国知识分子注重节气操守，不畏强暴，不媚时俗之典型代表。
　　1928年11月，为学生运动之事，蒋介石挟北伐之功，盛气凌人，更以一国之君派头，名为巡视大学，实则有兴师问罪之实，来到安徽大学。彼时刘文典任职安徽大学校长，对蒋介石的到来，不以为然，既没有隆重夹道欢迎，更没有卑躬屈膝的献媚。反倒是心存顶撞意念，非但不称“蒋 ”，反倒不礼貌的呼其为“新军阀”。更加严重的是，当蒋介石震怒动粗，出手打了刘文典两个耳光后，刘没有谢主龙恩，叩头谢罪，却不知天高地厚，同样动粗强力还击，大逆不道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肚子上。蒋介石捂着肚子，痛得脸上流汗。结果，虽然刘文典被关押数日，仅仅以“治安条例殴斗”民事案了结。蒋介石既没有下令左右将其五花大绑拿下，也没有以刺杀领袖未遂定罪，更没有因此被逐出过国内，亡命海外。蒋介石仅仅是下令刘“必须滚出安徽”了结此案。
　　此事在当时轰动一时，疯传学界，声震儒林。时至今日，还依然被诸多学人津津乐道。
　　不可否认，刘文典之于蒋介石的这一段轶事，确实是民国时期文人傲骨之标杆。此外，刘文典在其他场合，也同样表现出一介书生的狂狷和傲骨。
　　“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迁，刘文典没有来得及与学校同行，无奈滞留北平。日军占领北平，知道他留学日本，深通日语，威逼利诱其出任伪职，被刘拒绝。日本人恼羞成怒，派宪兵冲入刘宅，翻箱倒柜，刘毫无惧色，绝口不讲日语，他以在日寇面前“发夷声为耻”，同时身穿袈裟，昂首抽烟，怒目而视，表现出一介书生学人的爱国节气。
　　其间，他的一句“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被人广为传诵，道出那个兵荒马乱时代一个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
　　1949年，刘文典在昆明，胡适曾计划将刘文典送往美国，并且已经为他联系好具体去所，还为他们一家三口办好入境手续，但却被刘文典谢绝。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然而，同是一个刘文典，当斗转星移，中国大陆自1949年换了人间之后，之前他那些一以贯之的傲骨与正气却在一夜之间莫名消失殆尽，令人扼腕不已！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他不由自主的低下曾经高昂的头颅，低下了他在日寇和蒋介石面前都敢于高昂的头颅！他顾不上读书人的羽毛，早年说过的那些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的铮铮话语，被抛诸脑后，自毁声誉诋毁自己、批判自己。他不但向自己先前的旧识、学生、同仁低头，而且还向整个社会低头，承认当局莫须有强加给他的诸如与女艺人周旋一肚子黄色东西罪状。
　　即便他如此低头认罪伏法，他依然没有逃脱被继续批判的厄运。在对其开展的批斗会上，他顾不得年老体弱，经常强打精神，违心的做出虚心聆听的表情。每当有人质问他的时候，他都顾不得个人尊严与做人骨气，而是恭恭敬敬的站起，不停地点头：“您说的是！您说的是！”（几十年前在蒋委员长面前的豪情早已灰飞烟灭，不知去向。）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刘文典作为曾经世人称道的狂狷之士，已经面目全非。即使在他身患肺癌重病期间，当局也没有停止对其批斗，直到1958年7月，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的情况下，戴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典型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悲伧的离开了人世。
　　纵观曾经的狂狷学人刘文典的一生，何以1949年前后反差如此巨大，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当年不论是被骂名独夫民贼的蒋介石，还是穷凶极恶的入侵者日寇，都没有让这位羸弱书生低下高傲的头颅，何以在被誉为人民大救星建立的新中国治下，变魔术一般，不复再有曾经的刚烈性格，狂傲不羁？反倒是唯唯诺诺，忍辱屈膝，最终悲凉的死去？
　　应该说，正是因为曾经的刘文典，面对的对象不同，他才得以留给世人一段狂狷学人的佳话，若是换了对象，刘文典注定很难然做那狂傲不羁的一代学人。正如南非的曼德拉，之所以伟大，不单单是他个人的人格魅力和坚持，重要的是他面对的是有底线的白人德克勒克。也如昂山素季，她所面对的同样是有底线缅甸军政府。如果曼德拉和昂山素季所面对的，是1949年以后刘文典所面对的没有底线的“新社会”，恐怕我们早已看不到曼德拉和昂山素季，我们能够看到的也许只能是狱中度日的lxb。这，大概就是刘文典从硬到软留给我们的唯一答案。
　　回首刘文典传奇的一生，前后反差巨大的一生，一硬一软的一生，我们是不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悲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