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最早的一部同性恋电影就是《蓝宇》。在刘烨温柔得丝丝入扣的眼神里，几乎把他误认为一个清丽秀美多情坚贞的女子。看得最早的一部关于同志的书籍是李银河的《同性恋》文化，以自己平时两倍的看书速度翻完，觉得同性恋开始有一点点像我们身边油盐酱醋了，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空穴来风，并非横空出世。我自认为自己对同性恋有一个十分人性的态度，尽管这个态度不一定科学理性。
　　
　　
　　而在我身边，一般女孩子对同性恋的态度都比男孩子宽容。比如我能说服四个女孩子去参加同性恋文化节，而男孩子的反应是：“我理解，但坚决不去”，“恶心”诸如此类的。尤其是当我用锐利而不满的眼神盯着那个说“恶心”的人的时候，他故作心不在焉的低头划着桌子，摆出一副子无谓不屑的模样。
　　 学校某社团在11和12月举办了关于宣传同性恋知识的活动，放映了很多同性恋电影，同时又开展了一个交流活动。当时请来了崔子恩教授，冰兰老师，还有一个台湾同志协会的赖老师。对于同性恋这个话题的兴趣还没有我对崔子恩教授的好奇心大。他那个同性恋、老师、导演、编剧的多重身份，让我对他充满了探究之心。甚至可以说，最初我是抱着一种不端正不严肃的态度去的。不过试想当晚，大概有更多的人是抱着比我还庸俗低劣的态度去参加讲座的？
　　
　　
　　很意外的，我居然从来自台湾的赖老师那里学到了一种东西。一种思维方式。赖老师有点像个羞涩的男孩子，朴实清新，解释起同性恋的特征和“原理”来都是娓娓而谈。他并不高举“同性恋文化”的大旗呼号呐喊冲锋陷阵，反而只是循循善诱的让我们在从异性恋的角度去疑惑质问同性恋的同时，也设身处地的想像一下同性恋对异性恋的困惑和好奇。
　　
　　
　　这真的是一个有趣的角度。或许平时我们都太传统常规太墨守成规太自以为是了吧。这颠覆了很多东西。比如汉人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城市化和农民之间的敌对，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大相径庭，……很多看来也许不可接受和理解的事情原来换个角度就可以解决的如此简单。
　　
　　
　　这种思维也不算是独创了。只是赖老师自然随和，认真诚挚，幽默从容的态度把这种思维方法传递得更到位更彻底更深入我心了。
　　
　　
　　而崔教授则更接近一个诗人，一个散文家。就像诗人认为诗歌是灵魂的结晶，散文家认为散文是生活的真谛一样，他认为同性恋就是自由和宽容的象征。就像他在印发的同性恋文化节的小册子封面上的那句话所说的那样：同性恋也许不是金子，但肯定是社会的试金石。我深以为然。但当证明社会还不是“纯金”时，这块试金石终于遭遇了它的尴尬——它被当作破砖烂瓦一样被社会拒绝承认。这就是目前同性恋的尴尬。它永远不可能担当起“文化”和“社会”的巨大命题。
　　
　　
　　而当时我并不明白。只是能为自己对待同性恋持理解而人性的态度而暗自窃喜。在北京电影学院门口巧遇崔子恩教授的时候，我未经大脑就立刻条件反射的说了句：“崔子恩——老师！”然后我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并提出希望能够研究同性恋题材的电影时，崔子恩教授问：“你们导师让你写吗？”我愣了一下，很老实的说：“我还没跟他说，但我自己很想写。”（而我的导师后来并没有对我的选题提出异议。）于是我留下了他的电子邮箱。不久他给我发了一份关于第一届同性恋文化节的资料和地图。在我的宣传下，有几个同学朋友都要去。然后一个研三的心理学师姐也要了相关资料。
　　
　　
　　一切都似乎还算平静。今天中午匆匆从公司赶回来上了一会课。边看片边旁若无人的吃饼干喝矿泉水，累得不想拍砖，只听别人发言。（平时自己最爱给别人的片子挑毛病，最严重的一次差点拍案而起，甚至说：对这个片子感到愤怒的请举手！然后有很多手如森林般举起。）一掐时间三点了，就拉上丽要走。我们去跟张老师请假，他说：“很好啊！我在美国参加过这样的活动。他们都是公开的，正常的聚会活动，非常民众化。去了多观察，带点见闻回来。”我和丽靠着她妹妹发过来的路线信息千辛万苦找站牌倒车次一路打听询问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终于抵达传说中的大山子798艺术工厂。
　　
　　
　　至于“传说”，是因为上一年，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的好朋友要参演大山子文艺活动，记得是摇滚乐方面的演奏。可是，对于刚到北京没多久的我来说，纵然近水楼台，却终不敢得月。后每思及此，总要遗憾半天。
　　
　　
　　我们问门口的保安同志。高大的他因为站在站台上而显得更加高大。我小心翼翼的问：“请问798艺术工厂是这里吗？”他很有艺术气质地点点头。我又进一步确认：“请问有一个文化节是不是在这里举行？”他的表情变得很奇怪，似笑非笑地说：“是。”我怀疑是不是因为我低他一头而产生了被他居高临下蔑视的错觉。其实我省略的说“文化节”不是为自己避讳，而是为了“文化节”的主要参与者而考虑。我自己是无所谓的，就像临走前跟几个男同学开玩笑那样：“说不定我会发现自己多了一个性取向，以后选择伴侣的范围就更宽泛了，然后顺便勾引几个拉拉回来。”
　　
　　
　　我和丽一直顺着甬道前进，同时左顾右盼，希望发现关于同性恋文化节的条幅，海报之类的东西。可惜没有。丽自信的说：肯定就是这里。我没有心情去考证她的直觉是否正确，一看快到了5点开幕式时间，更是急躁。我当时挺像一条疯狗的，就差谁来招惹我一下被我恶咬一番。我抓了两个在路边的人问：“请问这里有没有什么举行一个文化节？”其中一个好心的说：“就是这里啊！”我扫了眼海报，是关于一个装置艺术的。若在平时，我肯定钻进去逛了，但当时哪有那心情，只希望在这条冷清而充满艺术气息的路上，能蹦出来个能让我觉得有用的人或者信号。我们开始往回走了。狂躁的我已经决定为了身心健康，再遇见那个保安一定要好好骂他一顿发泄发泄！！
　　
　　
　　又遇见一个女孩子，我病急乱投医的又追上去询问。她也是一问三不知。我没有感觉到一点失望，因为我已经绝望了。一回头，丽突然给我使眼色，示意我去问刚刚走过的两个人。我一时来不及想明白，就条件发射的追过去，拉住其中一个年龄大的男人，问：“你好，请问798艺术工厂是这里吗？”年轻的男人在旁边回答：“是啊！”他的眼神似乎在警惕我似的。我赶紧又问：“那有一个文化节是不是在这里举行？”他问：“什么文化节？”他似乎知道是什么文化节，却在反问我似的。我心里开始有点不对劲的预感，但还是说：“同性恋文化节。”他问：“你是哪儿的？”我脑子一迷糊正想说出自己的籍贯，但幸好惯性还使我说出了“北师大”。年轻男人立刻语气轻快友好的说：“我们正要去。换地点了。你们跟我们一起吧。”年长的男人开玩笑的说：“那一会我们四人分摊车费吧。”心中放了石头的我自然开心的说：“好啊！”年轻男人笑着说：“不用。我们有这方面活动经费的。”而他刚才的一直都是眼神冰冷的，尽管他很帅，还是让我有些敬谢不敏。
　　
　　
　　他们的活动经费是哪里赞助提供的？我在心里打了个问号。因为从崔子恩教授给我资料中看出，这次活动是免费的，并且邀请了李银河，张北川等专家学者参加，各种团体组织的表演，和影片资料的放映。无论是人事安排还是场地租借，都需要不少的钱。后来从我拿的小册子看到的资助机构是：索罗斯基金会开放社会研究所和莫尼卡基金会。这也证明了这是正常合法甚至关系社会人文文化学术的一次活动，更不扰乱社会秩序和危害社会安全，警察凭什么干涉呢？这让我很是愤懑不平了一阵子！
　　
　　
　　过天桥时，丽告诉我，她是刚才偶尔听见他们边走边说到什么“崔子恩”才赶紧提醒我的。我立刻十分后悔刚才自己为什么那么冲动鲁莽！如果不是丽足够冷静平和，我们现在还在大山子迷茫呢，而我肯定也像一个气鼓鼓的蛤蟆一样有气没地方 r>　　
　　
　　一路通畅。我不方便直接跟丽讨论同志，就把用手机短信写给丽看。年轻的男子似乎是文化节活动组织人员，而年长的则是浙江同志组织的代表，专门赶过来参加活动的。很特别的是，他们的同志组织似乎是全国第一家唯一一个被政府承让的同志组织。他们是在省卫生厅的协助和支持下建立的，因此和官方之间多了沟通和交流的可能。而从年轻男子的言谈中，我们听出公安局的警察今天查封了大山子的活动地点，所以临时更换了活动地点。——果然印证了我刚才不妙的预感。
　　
　　
　　我们赶到了朝阳区幸福村的某酒吧外。当时门口石阶下聚集了五六辆车和两两三三的人群。辛辛苦苦了半天，不就是为了来到这里吗？我开始兴奋起来！登上石阶时，崔子恩教授正好握着一支笔站在门口，安排事情。我笑着跟他摆摆手打了招呼，他也很热情“温柔”的对我笑笑说欢迎。请原谅我用“温柔”这个词，因为男“同志”都普遍看起来十分柔美温柔，而温柔的男人一般都不怎么令我讨厌，只要别把肉麻当温柔就行。
　　
　　
　　后面的事情出乎我的意料。我和丽站在门口安心的等待。虽然我心里有了隐约的不安。一会崔子恩老师从门口探出身来说：“请媒体们都回去吧，回去吧，这里有不安全因素。”他反复说“不安全因素”这个词汇，让我困惑了很长时间。一时我的脑子浮想联翩：有人投毒 ？有变态狂在酒吧装了能让人传染爱滋的机关？就像有个变态在网吧的凳子上放染有爱滋病毒的图钉那样……而我和丽在来时的路上就商量，参加活动时无论是用餐还是去洗手间都要提高警惕。倒不是不相信崔子恩教授，只是怕有的人报复社会心理太强，不择手段不择对象。也算是自我保护意识吧。可当时的现场我根本搞不明白状况，与丽面面相觑，一时有点迷惑，只好静观其变。
　　
　　
　　有三四个类似酒吧老板和管事的男人走出门口，低声而坚决的赶崔教授：“快走！走！”崔教授几乎是被客气的赶出来了。我尴尬的看看丽。随之一摞子还没来得及拆封的宣传册子抱了出来，扔在我的脚边。我俯身拾起一本装进包里。又有一个活动人员抱着插线板等东西出来了。那几个男人就站在门口，似乎在看门似的，警惕而敌意的瞪着崔子恩教授他们。
　　
　　
　　我和丽等了好久，又和一个《财经时报》的见习记者聊了一会。我不时的看看崔教授。他招呼等候在外面的人先去吃饭。而酒吧的人居然走到他跟前，说“快走！快走！”我几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堂堂一个教授居然就让别人当乞丐当瘟疫一样轰走！崔教授似乎见惯不怪，只是往更偏僻的地方站了站，同时招呼人们先去吃饭。那群人多是学生模样，似乎是北京电影学院的。
　　
　　
　　丽拉我过去，我正好看见冰兰老师，就问：“冰兰老师，今天的活动还举行吗？”冰兰老师低沉了声音说：“取消了。”我又问：“那明天和后天的活动呢？”他说：“也取消了。”我若有所失的站在哪里。不用再等了，我和丽决定回去。我过去向崔子恩道别，说：“活动没举行，真的很遗憾！”崔子恩从容的而略抱歉的笑：“真不好意思，让你们看了这样一场戏。”我立刻说：“没有啊，真的是非常可惜的！”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崔教授说：“吃了东西再回去吧？”我说：“不了，不用了，我们回去还要赶个作业。”
　　
　　
　　我和丽问了路，开始往站牌的方向走。我突然感到心里空落落的，脑子里还有崔子恩教授发给我的材料里序言中最开头的几句话：“上帝创世，有天有地，有了光，有了爱，无论同性异性，女女男男，都分享。天地造物，有四季有冷暖，不论女男同异，性与情，肉与灵，都乘凉，都取暖。”这么温情而理想的话，在这个干冷的冬天里，在来回辗转奔波的劳累中，在那些客气却粗暴的“快走”声中，……就这么轻易被粉碎了。
　　
　　
　　同性恋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现在突然想问自己。为什么我对它投入了这么多的同情和期望？叛逆，自由，个性，随性，宽容，感性，理性，理想，自我，生命，本能，原始，人性……它象征了太多。所以当我发现了它的尴尬与脆弱，也就发现了自己的尴尬和脆弱。而我原本却想从理解和支持“同性恋”来确证理想王国的存在，来求证自由飞翔和生命本能的可能性。最终，我失望了。尽管我不清楚让我失望的是这个社会，这次同性恋文化节活动，还是我自己。
　　
　　
　　我感到心里很空。于是我吃了很多东西。一个肉夹馍，一个鸡蛋饼，一个菜饼，两根麻辣串。在公交车上我浑身冰冷，并且疲倦不堪。我给崔子恩教授发了一条短信，表示安慰和支持。也许我想安慰和支持的是我自己吧。然后我靠在丽的身上开始昏昏入睡。睡觉让我觉得安慰，安宁，安全，尽管我感觉不到体温。
　　
　　
　　快回到宿舍的时候，我想像着暖气的魔力，感到前进的动力。路过科文厅，里面正在举办2006元旦晚会。与丽欣赏到结尾，让自己的感觉慢慢恢复正常。离开随手抽走一支荧光棒，一个男孩子微笑细心提醒：“小心点，有的有漏液。”我感谢回个笑容。到宿舍脱掉冰冷的外套，最大限度接触温暖。上网，遇见了消失了18个月的大哥，然后泪如滂沱，用了卷纸若干，然后告诉他：“如果我做错什么，一定要告诉我。但不要不搭理我。”
　　
　　
　　睡吧，明天还要上班。
　　
　　
　　
　　
　　2005。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