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宁：知错难改的高压线
　　
　　我家门前马路边，当年种下一人多高的椰子树时，巨大的羽叶在海风中摇曳着，顶端不断剑出鞘似地抽出新叶。椰子树的确神奇，它只有长到人掂脚都够不着的高度，才开始挂果。那几十颗水球般沉重的椰果有上百斤，却从未听说它砸过人所以，人们才敢把它当行道树满城来种，盼它高高地风中摇曳，好让这椰城能实至名归地招徕游客。两年后，椰树扎稳了根须正拔高呢，供电局把一行高压线端端正正地架在这排椰树头上！我那心呐，当时就提了起来：你们没看着？椰树要长高哇！
　　果然，从次年起，椰树遭遇了灭顶之灾——电工怕枝叶短路跳闸，开始年年砍椰树的头。先是把这排椰树砍得秃头秃脑，让路过人的人十分诧异：这排树怎么这么怪异丑陋？后来便奄奄一息、命悬一线——椰子树的唯一生长端就在头上，棕榈树大都如此。内地也砍树避线，是因为那树枝斜生旁逸照长，树冠还能更大，更能遮阴，南京、上海的法国梧桐就是这么砍的；而椰树削了头只能死掉。对此，我每次路过便愤愤不平，把椰树当作人类蠢行的一个受害标本，倍感怜悯。
　　高压线怎么架是人的选择。犯错不要紧，但知错不改，靠残害椰子树来坚持错误，就让人难以接受。之所以难以接受，不是人会犯错，而是知错不改，显得心底不善良。托尔斯泰说过：“好人与坏人的区别不在于犯不犯错，而在于好人知错就改，而坏人不在乎犯错。”
　　不是常拿制度比作高压线么 ？不是常说高压线碰不得么？其实制度也是人的设计，搞错了改过来就好，而将错就错就会残害生命，或容忍对生命的残害。常说要坚持什么制度，就像坚持那条架错的高压线。我说高压线愚蠢，说的是架线人愚蠢。就像选择制度时出错，是说决策人愚蠢。而明知做了蠢事，却要坚持到底，还发誓绝不纠正，绝不平反，事情就变得不是愚蠢，不是糊涂，而是自作聪明；或是装糊涂，玩手腕骗人。
　　高压线刚架上，你能看出他错了；而制度选错了，得深受其害才能反省。一旦猛醒到是制度选择错了，那是件能惊出一身冷汗的事。1989年春在北大听课，国家体改委的洪小源刚从欧洲回来，真切感受了西德与东德、奥地利与匈牙利这些本是一个民族，生活在不同制度下的不同：他举例说的不是贫富差距，而是人的信仰、品德与素养的差距：一边是诚实、敬业、守信、律己、富有公德与同情心等等，像是人在教堂里提升自己的信仰。另一边则没了信仰，倒卖个外币，干个私活，告个密，敲诈个生客等等，被蝇头小利迷了心窍，丢了人格。洪小源的结论惊出了听众一身冷汗：“只能说路走错了，还能说什么？”
　　其实，所谓“三信危机”，就是当年比较了大陆和港台、南韩与北韩等更贴近的差距，才有了猛醒。路走错了要改，最早出自王若水1978年在《人民日报》上写的《盗泉小议》。他引quot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荫quot ；的quot ；以名害实quot ；的愚蠢行为，来劝喻当时恪守quot ；社会主义quot ；名份而忍受挨饿的人们，别把资本主义当成quot ；盗泉quot ；和quot ；恶木quot ；。
　　如今冠名权都得竞拍，可见中国人看重名份。可天真的孩子会发问：“泉水能喝就行，树荫能遮阳就行，干嘛那么计较名份呢？”孩子不懂咱们祖上“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荒唐推论。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交锋，曾发生于中世纪破晓前夕，是文艺复兴前人性觉醒的启蒙先声。谁能想到，20世纪的中国人还得补这么初级的幼儿园课程？孩子们不知道，为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名分，我们还真不顾事实，不管后果，一根筋儿地坚持了那么多年。
　　诺斯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一种约束与限制”。当年那个约束与限制可不得了，就像寡妇执著于quot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quot ；，宁肯吊死在贞洁牌坊上，也不敢跟相好的人再结连理。生怕背离了当时的制度原则，宁肯忍饥挨饿的事。是全中国人的亲身经历。今天想来，当年制度设计错了，一时又不敢改错，几乎把人困死其中，实在是太过愚蠢。
　　万幸的是，就在那排椰树奄奄一息的去年，高压线被挪入了地下也挪开了我多年的忧患椰树得救了！知错能改，表明犯错人还没把良知出卖给魔鬼，虽然太晚了点，已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后果。如今，每当看着那排伤筋动骨后慢慢疗伤的椰子树孱弱的样子，此生注定再也赶不上其他椰子树的健壮，我路过时还会悲从中来。
　　昨天路过另一条街道，高高升起的路灯车的顶筐上，又见电工在砍椰树，我的悲哀已化作沉痛，不为椰树，为咱中国——知错不改，恐怕不是愚蠢，而是良知出了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