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由：国家强势语言、并且经过运动又十分固定化的语言在先生眼中给予一个新名词“新华体”，一是可以给予一种自己观念的表达，二是与自己信心满满的文体，也不知道谁命名的叫“朱体”。两者很容易区别，一种是缺乏个性，谁都可以模仿，因此大大缩小了语言的丰富性，使语言变得平凡、单一起来，一是伤害了语言本身，二是让人不由地“触景生情”，由此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那一段历史毕竟有着不一样的心情。而对于自己的所谓“朱体”呢？他首先的心态就是：我只要处在争议的状态中，我自己就是一种满足。令我非常欣赏。其实对于先生的几个问题，一绝对不是水平或者认识局限等问题上，一定对于别人的尊重上面，而这是沪派人最缺乏的；其次才是一些观点的看法不同，毕竟有“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视角问题；随后可能才是他艰涩难懂、语句罗嗦的文体上。但是他的分析又不幸出现偏差，怪罪别人使用惯了新华体，产生一种标准，形成了一种错误定势思维，从而十分排斥他人的文体。果真如此吗？歪脖子看黑板是黑板的错还是脖子的错的问题再版。怎么就是不听别人言的先生的文体有点沪上的其他动作的延续——矫情，明明一句话可以表达的，非要用一些修饰分成三四句来说，感觉还意思表达清楚，事情十分圆满之感觉。在此先生又是沪上的某些固执现象言：艺术就是修饰，当然也有很多人喜欢模仿他的语体。自我感觉到了这种地步，也是一种沪上的特产效果。完全可能因为上述的表现从而影响他：中等身材，微胖、圆脸、淡眉，待人和善的形象。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国家强势语言下的作家们的创作情况吧，是否正象先生所借用人家的当代文学垃圾说。其一：王朔《我看金庸》、《无知无畏》。王朔散文领域的特别之处，就是空前绝后做到了百分之百言文一致，怎么想就产。如果这指内容，几乎相当于巴金的“说真话”，可惜这只是指语言形式。结果就成了这样，他吃进去的什么，屙出来的也是什么。王朔是当代文坛的一条直肠，他屙出来的东西之好坏，取决于他吃进去的东西之好坏。不幸的是，他是一个没喝过多少文学乳汁的文化弃婴。正如他承认的他是一个无知者；其二：王蒙作品系列。王蒙聪明过人，素以机智闻名，世海文海宦海的急剧沉浮，赋予他警觉的眼光和过日子的分寸感，他的前卫意识虽说不上老而弥坚，又的确算得上持之以恒。多机智机警的王蒙固然与纯情文学绝缘，要知道这可是眼下某些艺术人士的所谓最有市场魅力的地方。但他正因为与纯情路线早早地划清了界限，不存非份之想，当他把自己的天赋移向世间时，我们反而有幸读到堪称典范的议论文，所有的环节都很到位，再加一点羞怯的前卫；其三：李辉的《沧桑看云》，当代西方有一种新兴的服务性行业，专门陪孤独老人闲聊。李辉是一个高级陪聊（此人是否是原大报的记者，写作有胡风传记，主要偏向于一些名人，且因为他们年事已高，他在作抢救性的历史文献工作，因为太热爱文学，太热爱这些苦难过来的大家，所以在那时记录水平有限，故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如叶永烈、冯骥才等让历史真实流传下来的人）。李辉专门寻找那些文艺界的幸存的寂寞老人闲聊，让他们吐苦水，发牢骚，说国事、家事、自己情事等。通过回忆的魔术，把自己装扮成无辜和受害者，甚至美化成圣徒，或受难者等，可能是鱼珠混杂，但是这项工作真是很重要。控诉也好，毛病也罢，就是从多视角度来看待这个社会，让社会安定，让人们和谐生活，让国家繁荣富强等。找到幸福感，找到可能的病灶。李辉的顺势疗法帮助老人们治愈了精神创伤，让更多的年轻人也如此去做。李辉站在老人们的肩上，但老人们的肩膀可能是软弱的，因此李辉的立足之处正是他的陷落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