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国皇帝极少有称得上仁君的，其原因除了皇权有着专制独裁的内在追求，且泛于权力极端化之外，还与传统的功名文化有关。中国政治常言文治武功，文治列前，武功其次，故看似文治优于武功，但实际上为历史所垂青的先是武功，后才是文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功名文化的本质特点。一朝称帝之后，皇帝们更多的硬核期许，也是依托于武功的开疆拓土，金瓯永固，霸业千秋。这意味着，帝业大计是必须建立在攻城掠地、征蛮平乱、驱民驭卒的基础上的，而获得这个基础必须借助于暴力机器和暴力手段。

　　想当初，慈禧从乍入宫开始便是女神级的人物，在咸丰帝驾崩后即以弱弱二十六岁另三个月的年纪成为两宫并尊的西太后，乃名副其实的母仪天下，应当是最符合人们想象的仁君胚子了。可她太后大号始称，就为垂帘听政之所图，联手权力分配中的其他失意者，晴天霹雳般先诛了那八位响当当的顾命大臣，令这个顶级执政团队悉数团灭。

　　及至上世纪初，年近七旬的慈禧为拒西势压境改变大清江山颜色，以“涕泪”中的“慷慨”向十一国宣战，急召“人人敢死”、刚刚由“反清复明”易帜为“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进京排外护驾。不料，纵有义和团数十万众的肉身与拳勇，连同十多万清军的刀戟，仍不敌八国联军不足二万人的洋枪洋炮，导致京城陷落，清廷只得屈服于新一轮割地赔款。此时慈禧为保大清不为西方列强所亡，改而“愿结与国之欢心”，遂翻手覆云，顺洋人“一律剿除”之所挟，下令对义和团“务尽根除”，大杀特杀，替洋人报一箭之仇。后人由此看到，本被指望爱民如子的西太后，即使迫近撒手人寰，也没有因为平日对自我生命的百般吝惜和珍养，而唤醒对大肆屠戮臣民的不忍，只要一日为君，就没有放弃任何为着帝业的残杀和宰割。纵然她也号仁太后，但在其心目中，所谓仁君不过一种传说罢了，根本不屑于你说她是与不是。

　　既然江山都是打下来的，天下都是杀出来，那么靠仁那一套，帝业自然无从谈起。因此皇帝们有充足理由信从成王败寇的功名定则，笃信治术可以不计道德属性，只要成功，便拥有高大上的终极道德价值。当年难耐沽名之心的楚霸王，一再隐忍杀机，最终落得无颜过江东。倘若他果真在鸿门宴上啖了刀俎之上的鱼肉，或者果真醢了刘太公还分一杯羹与刘公子，那么今天百度就不会把杰出政治家、战略家、军事指挥家的头衔安在他的对手刘邦的名下，而对他仅置杰出军事家一说了。这在志于金瓯之造的人看来，又何尝不是千年古训！可以说，前人虽曰不可沽名学霸王，但也绝非等于教人不要名，只是此名非彼名，犯不得为穷酸秀才们唧唧歪歪的仁义道德所累罢了。

　　正是由于一桩桩这样的千年古训，中国皇权政治在给亿万子民派送一副副道德桎梏的同时，将仁善与残恶的道德属性从政治功名成立的条件因素中剔除，实现了自我意志和行为的去道德化，不仅道德成为权力的奴婢，而且成败代替了权力伦理。结果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不得适用于皇权对于政治功名的追求和操弄。典型的例子包括，列谋反为十恶之首系历代政治共识，可每个造反称帝的圣上都不视自己当初起事有谋反之尤，但一旦自己的治下心露逆叛，他可是要祭出十恶不赦之法，给予满门抄斩甚至夷九族的。

　　于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用暴力夺取皇权的成功者，只要是出身汉民族，就可以在各式现代文本中得到一顶“革命家”的冠冕。“革命”一词虽然是个近代舶来品，但其本体意蕴早已在古老中国展开深入浅出的演绎，成为了传统政治暴力摆脱非议和谴责的挡箭牌。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为自己争得幸福的同时赐给敌手以灾殃，由此所经历的任何不法不仁不义的诟病，不仅被当年夺权的成功之势所消灭所掩埋，而且为那些凛凛然代言千秋的现代文本所无视所避讳。只要革命家果于发出革命就是暴力的官宣，暴力的道德疑云就在革命的名义下随风消散，伟光正就是胜利者头上永远的桂冠。

　　由此，一旦你拥有了皇权，你就拥有了完全的道德豁免权，根本无需为仁与不仁而思虑，就算当下恶贯满盈，可当朝史官是你的，他必须能帮到你，不就是今天的GDP统计那等事嘛，谁又见过当朝史官直笔汉高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白登之战的巨大败绩呢？退一步说，纵使臣子中有人贸然訾毁，那他也定会因妄议坐大不敬之罪而被砍头。而对手谤辱在事实上更不可能，因为中国自古不抄西方的作业，历朝历代就没有允许体制内的反对派出现和存在过。凡此一切也似应证了无法入流的今人野言：讲政治就是只须讲、也只能讲特定的功利，等同于凡是问题扯到了政治的范畴，则唯求功利效果，勿论道德准则，更遑论律法了，什么阴谋与阳谋、有理与无理、进步与退步，甚或公道与偏私、文明与野蛮、宽仁与苛暴，统统都不在话下。

　　所以，打开史卷不难发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皇权能象古代中国一样，与革命有着如此频繁而紧密的联系，以至于皇权作为一笔硕大无比的功利，成了一拔又一拔英雄好汉闹革命的太空火箭级动力。而且，他们越是血性挥洒，目标认知越是简单：革命的唯一主旨就是夺权！称帝的最高境界就是万岁！如此一来，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频仍，但没有一个开国皇帝，是因为怀抱革除皇权、根本改变国家政制和社会关系的愿景而去推翻前朝的，基本是为了自己掌权而夺权。

　　换言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谋取政权的根本动机不是因为社会理想，只是因为权力。纵使间有分田免税、轻徭薄赋、开仓济民、通商宽农之类的期许和主张，但其宿命不过是一朝一期的鼎新，继之仍将落身于前朝庸政恶治的周而复始。他们当中更有不少人从一开始便假借独自心生的某个十年图景、百年宏愿、千年梦幻，来填充和妆扮自己的社会理想，用以包藏巨大的权力欲望，鼓惑和招揽无数拥趸，并使拥趸们在憧憬和期待的迷幻中充当颠覆或者维稳的仆从。

　　无关和缺失社会理想，却又循环往复地为掌权而夺权，这便是古今中国几千年最大的历史悲哀，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迟迟不能退出历史舞台，延亘漫长居于全球之首，同时传统政治思想腐烂不堪，于世界政治文明进步贡献渺小的根本原因。对此，所谓经济基础对国体政体的决定论无法充作注脚，倒是最当以传统名教文化和皇权政治影响下的人性恶去寻因求解。

　　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所追求的最大成功，就是成为皇权的拥有者并使皇权在自己的子嗣中传之久远，他们只在乎拥有、享用和传袭最高权力，却并不在乎改朝换代的手段方式，也不在乎最高权力赋授和运行的规则与边界。在他们的权力逻辑中，一旦自认谋求和维护统治的目的是必要的，那么恣意夺取统治权力、使用统治手段就理当不受约束。就皇权正当性的三段论而言，目的是前提，成功是根据，结论永远是天经地义。如果换作反讽的表述方式，那便是，需要就是理由，任性就是力量，权力压倒一切是非。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