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是不愿意说这些事情的，一是较真本来就是在世俗中费力不讨好的，大家都明白的事情有时候只是不愿意说不想说或有些因素导致你不能说而已，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是这种事情往往被认为是蹭流量。蹭流量本来就是这件事情的本质，因此作为批判者跟着成为蹭流量者，乃是无可厚非的，只要介入，就不能避免。而更为重要的是，学术本来就是较真的，本文所涉及的对象是学界中人，因此较真是没有问题的，乃是本来之义。因此，谁若不让较这个真，那说明谁根本就没有议论此事的资格，也是对于本来是学界中人的本人对象的极大的否定和亵渎。

　　本文讨论的对象，就是近日2019年6月25日刚刚去世的105岁的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文艺理论研究》主编、闻名的《大学语文》教材的主编徐中玉教授，徐老先生。为什么称呼之为徐老先生呢？一个“老”字，代表了我对老先生的尊重。老先生去世后，网上不必说，微信朋友圈的各种悼念性文章就出来了，据我的观察，这种频率是近年来最为突出的，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其次，我最先看到的一篇文章对老先生的称呼实即最终定位似乎“文学界泰斗”，这又引起了我的深层次的注意。老先生一生经历坎坷，但从去世前的状况来说，就像某篇文章所概括的那样，整个人生真算是非常圆满了。但圆满归圆满，泰斗却不是可以乱用的。因此我今天上午转发了一篇相关文章到朋友圈，并加按语云：“徐老先生贡献不少，但称不上文学界泰斗。现在泰斗被滥用了，纯粹是关系圈内借机拔高，最后利用一下老人家，然后继续获利的是他们。学界中人，泰斗一般是大师级的，但大师未必是泰斗。泰斗被乱用，上一个是童庆炳。这两位，都非大师。韩愈去世后被誉为泰斗，那是文起八代之衰式的人物，文章大师。学界这种利用死者利益的做法，其实很卑鄙，所以季羡林能够活着辞国学大师之名，很幸运自己能说话。学界胡为，社会不懂，跟着起哄，其实背后的逻辑是一般没人较真。”这一段话，其实已经说得很全面了，从观点到逻辑到论据。

　　首先，我们看“泰斗”的内涵。这个词，实际上是泰山北斗的简括，如《新唐书•韩愈传》“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从此可以看出，“其言大行”和“学者仰之”，乃是两个关键性的因素。这两个因素，徐老一个都沾不上边。就前者来说，“其言大行”乃是思想层面的，徐老在此方面并无建树。就后者来说，徐老可以占上一点光，可以从泛泛的道德的层面来理解这一点，但这种“仰之”，本质上是学术层面的，核心是思想，道德不过是外表（虽然从一般意义上来说道德乃是内在之事物，但此处与学术思想对待，道德即成为外在之事物）。后世从道德事业的角度来称呼而滥用“泰斗”一词，实际上是一种溢美，而溢美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缺陷，对于被溢美的对象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讽刺。人死之后，最大的问题是盖棺论定，即对其进行整体的评价，所以古代最高最规范的形式是正式的官方样态的谥号，最具代表性的是各种皇帝后妃之类的谥号或正规死后评价形式，长达几十个字。这几十个字有时候非常无聊是肯定的，但既然用这么多字，则其中必然有着微妙的差别。最简单的是一个字的谥号，其中往往差别精准，差别很大，这说明古人在盖棺论定这件事上是极其慎重的。但徐老一去世，“文学界泰斗”之名就满天飞，这种行为往往是从朋友圈子（学术圈子、亲友圈子和各种社会关系圈子如师生等）开始的，但一旦传出来，别人就不好较真反驳，因为死者为大，何况徐老还是非常有贡献的人，别人较真，总得顾忌一下面子。不顾忌面子，也得顾忌一下死者相关的现存的各种利益圈子及其代表性人物。但面子这个东西是虚的，徐老在世也不会看重这个。至于后者，从学术层面谈论这个问题，他们只能看着，何况他们之所以如此，还有着绑架徐老的利益谋划在内，即利用抬高徐老盖棺论定的定位的方式，为今后自己们继续利用好徐老这面旗帜而奠定一个最好的基础。这方面我是深有感触的，我在学界独来独往，我行我素，与任何人都不同，不会绝对赞同任何人的思想和观点，因此出身之类对于我是无效的。但有一次在一个大学教师专业群内讨论问题，我说了一句山东大学的周来祥教授是我的老师的老师，其中就有老师甚表惊讶，说原来你也是名门之后！你看看，这个名门思维多严重，这个名门多有现实的力量！所以说不惜一切、不顾实际大封号徐老者，绝对就是这种对徐老进行道德和学术地位绑架的人，是要在徐老去世后继续利用徐老来发挥“余热”的人，可以说其内心之规划是非常精妙的，内心也是非常之阴险狡诈的。但我就不同，我可能出自学术上的名门，但我从来不主动提这些，而且我是属于师门学术的批判者，我的学术成果中有对周来祥先生“和谐论”美学的大力批判。后来我的一些相关言论放到网上后，即有同门劝我撤掉，这说明，圈子利益是紧密的。当然，我并没有撤掉，学术就是学术，不能以任何现实的功利而作妥协，这是我做学术的根本原则，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真理面前，一切让路！

　　其次，“泰斗”作为地位评价的实际水平。这就是，“泰斗”式人物，一般都是“大师”级人物，但大师未必就是泰斗，比较起来，泰斗不但应该具有大师的专业素养，还要有道德境界，更有真正的“江湖地位”。而大师则未必，有的大师知识专业做到极致，但没有实际的“江湖地位”，至于世俗的道德，本来也是很多大师所不重视的，即不能为世俗道德所束缚和评衡。而徐老从专业即学术上来说，是称不上大师的，翻开《徐中玉文集》6卷即可知，徐老在学术方面基本上是零打碎敲为主，缺少学术的代表作，更不用说即使有代表作，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如何又是需要仔细探究了。不敢实行学术评价的代表作制度，实际上就是学术界学术人格和道德的破产，即大家不再相互信任，这才导致今天极其恶劣的以量化为核心的学术评价机制的猖狂（核心是核心期刊论文和各类科研基金项目），这里插入论此，乃是蹭学术界量化评价学术这一现象流量之一法。徐老的另一个专业身份是教育家，此一方面功勋不小，但也达不到“泰斗”的境界。因此，从盖棺论定的角度来说，“泰斗”的评价不是闹着玩的，那是全国层面的，在某个方面某个领域引领了相当的潮流的。徐老已经去世，他自己是无法辞掉“泰斗”之虚名了，他不如季羡林幸运，季羡林还能活着屡屡辞掉“国学大师”的帽子。季羡林成就当然比徐老大得多，但他连大师都不敢自居，何况“泰斗”乎！季羡林的学术水平，较之其老师陈寅恪，那差得可不是一个层次。季羡林是聊城人，而另一个聊城人傅斯年的成就也比季羡林大得多，要说“泰斗”，陈寅恪、王国维、鲁迅、傅斯年这些人才是标准的正儿八经的泰斗，在这些人面前，纵然徐老活到110岁，纵然仍然在世，他也是不敢当“泰斗”之名号的。我创立的复北书院，上述四位都是顾问或候补顾问，有人就问书院的顾问怎么都是死人？我笑而不答，在这里正式回复一下。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至少从1950年之后的中国学界，除了陈寅恪还在世之外，或者从我出生的1977年以后，当代学术庸俗、功利化和圈子化严重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在我的眼中就已经没有看得上眼的学者了。或者有一点学问的，他思想精神不行，或道德差劲，思想精神行的，他又道德不行，只知道培养自己圈子内的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钱钟书据说曾经看不起当时的清华大学各位老师，其实那是真正的年少轻狂，眼界有限。后来证明钱钟书的学术和文学，都不是最第一流的，就是证据。说到钱钟书，有意思的是与陈寅恪的名字都成了学问，我下一篇公众号文章就说说这个事情，这里不再枝蔓。

　　最后，说说借徐老去世众多的世人蹭流量的问题。现在是网络信息社会，流量至上，没有流量，一切白搭。因此，就出现了罗大佑开演唱会惨亏的情况，根本问题就是现在的流量不行了，流量都跑到小鲜肉那里去了。学术界与娱乐界不同，越是年纪大越吃香，因此类似徐老相当长寿之人，就成为能攀得上关系的人口中的香饽饽，然后社会和媒体一起狂欢，都是蹭流量。我这篇文章一出，也如本文开头那样，可能就有人说我蹭流量。但其实我要蹭流量，可以选钱钟书、王国维等人来做，何必蹭徐老。就像陕西的某某人一样，在网上和群里写文章大骂王国维、叶嘉莹是SB，这样蹭流量是有效的，作为做了20多年的王国维研究者，对此现象我勃然大怒，在群里持续大骂之。其实就我的王国维研究来说，我也主要是批判王国维的，学术层面的批判毫不客气，因此别人一起来批判王国维，说他的理论是“SB理论”，如果学术上能够得到证明，那对于我所做的学术工作来说乃是一种极好的助力。但学术毕竟是学术，不是可以随意亵渎的，尤其是这种已经是人格侮辱的亵渎。因此，对于敢骂王国维SB的人，我是绝对会不顾什么形象之类，一定是要大骂之的。我对王国维的理论虽然是批判的，但我始终在内心对王国维保持极高的敬意，否则也不会聘请他担任复北书院顾问了。既批判王国维又对王国维抱有极高的敬意和学术上之同情，这个意思我早已经在《王国维人间词话评说》的《后记》里说过了。因此，公私分明，仍然是学术上需要的破除现实利益的干扰，而必须做到的事情，是破除现实利益纠葛的利器，但实话实说，学界目前做不到，这是非常之可悲的。大家互相捧场，不说真话，不敢说真话，学术上的批判和批判层次的交流探讨基本上极其罕见，这是极其不正常的。中国学术迄今为止如此衰败，这不能不说是有着根本的原因的。

　　要说蹭徐老的流量，我还真蹭得上，因此，我就说说怎样蹭流量，以及蹭流量的技巧问题。比如就徐老被封号“泰斗”一事，写文章乃是蹭流量的最好方式。如果写文章不溢美，或不恶意贬低，那这种蹭流量还是可以理解的。然后比如我本人，我在此文中这样提到，徐老曾经和我通过信，这样我就是真正的蹭流量了，而且是很好的蹭流量的方式。不过说实话，徐老还真跟我通过信，当然是我写信给他，他回信给我。他老人见的钢笔字异常漂亮，已经达到书法级别，这封信我一直珍藏，书法起了很大作用，具体的信件就不找了，聊城房价这么高（山东省内经济在地级市中倒数三四位，而房价高居地级市前三四位，最高第三位），对于暂居学校狭窄破旧的周转房的我来说，塞了满满一屋子东西，找到信件还真是不容易的呢！这里我提到聊城房价，提到周转房，都是一种蹭流量的方式。以及上文中提到的一些人名，实际上都是借机蹭流量。因此，蹭流量绝对是一种技巧。提到徐老和我的通信，实际上我的蹭流量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像那些蹭流量的悼念性文章，除了学界中人，谁谁回忆徐老之类的那些具体的人，实际上社会上根本不会有太多的关注，很多根本是不熟悉的。注意，这里我又插入一个事情，即又开始蹭流量：很多大师、泰斗或著名学者在培养人才方面，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培养不出优秀的弟子来，比如周来祥先生，这是由其思想观点本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只有批判其思想观点的弟子门人，才可能优秀，因此周门人数众多，但优秀者极少。其中的一个优秀者是原山东大学的副校长陈炎教授，但一个较为优秀的学者，却走上了大学管理的道路，被浪费了。然后继续蹭流量，再说山东大学，如果我继续提山东大学近年来文史类专业不断下降的事实，这就是典型的引申型蹭流量方式。然后继续蹭山东大学的流量，比如我从文史类专业想到他们现在提到的作为门面的著名学者，还是那批已经去世的，比如陆侃如、冯沅君夫妇，作为当时一流的学者，却没有培养出一流的弟子门人来，以至于为山东大学文史类专业的每况愈下贡献良多。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昨天恰好就与本专业的一个老师谈到这个问题，因此恰好就可以用来在本文中蹭流量。继续蹭徐老的流量，蹭徐老的流量，上面说到我们通过信，就已经完成了蹭流量了。如果我掺杂一点私心在里面，我会继续这样蹭流量，我会说：当时我寄了我的第一本书的初稿请徐老看，他刚看了几页就来信了，说略读数页，感觉作者功力深厚，并估测作者的年龄应该在中年以后矣乎。这就是对我的赞誉了，这是很好的蹭流量的方式。但我话锋一转，就又是另一种蹭流量的方式，我会继续说：但实际上当时我只有二十二三岁，还在化工厂一线车间工作。这就进一步蹭了徐老的流量，借助他的来信，说明在他眼里，在他只是略读数页的情况下，就判断我的学术功力已经是中年以后的学者才能达到的造诣了。那么他读完了之后呢？没有下文了——这又是一种蹭流量的方式。这里我介绍一下原因——这本身又是一种蹭流量的方式——我是看到徐老主编的《大学语文》后给他写信的，当时身在工厂，对于学界不甚了然（我做学术的方式比较特别，这个在此不展开说了），因此实际上徐老与我的研究是关系不大的，虽然都属于中文专业的范围。从文字层面，他是可以把握我的学术功力的，但从我所做学术的具体方面来说，则理论又非徐老的专长，因此他无法下判断，自然就没有了下文。然后说到这里，我是可以又蹭学界风气的流量的，我会继续说：徐老仅凭文字即可判断我二十二三岁的时候的学术功力已经达到了中年以后学者的功力，但我后来所走的学术道路却非常坎坷，以迄于今，除了学界本身也是一个江湖，而本人又极其不善于也不屑于经营各种关系之外，学术界本身缺乏真正的高手，学术界庸俗者众，不会轻易将圈子内的利益分摊给其他人，确是一个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所以20世纪王国维“境界”说以后，中国文论陷入“失语症”的严重境界，迄今为止，在“境界”说之后能够建构具有本土化品性的文论话语体系的，只有我一人，只有我的“神味”说新审美理想理论体系。——顺便又宣传了我自己创构的理论体系，这是蹭流量的高级境界了。但既然有这个东西，宣传一下又有什么呢？理论不就是要为当代文艺的创作做最及时的启发或指引吗？因此，我的成果迫切需要宣传，超过其他一切文史类学术成果。

　　可以说的实际上还有很多，学界很多的内幕这么多年来也耳闻了不少，包括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有兴趣的可以从网上找找其他人对学术界问题的一些揭露文章来看看，本文就不再啰嗦了。本文照例不属于本人的正式文字，因此写完即发，不再校对，只要不影响意思的阅读和接受即可。本人从早上八点开始撰写，到最终完成用时一个半小时，说这句话当做本文结尾的时候，又是一种蹭流量的方式，你看明白了吗？

　　2019。6。26山东于沧海（于成我）作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