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国和我
　　费起充
　　离休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指离休干部的群体，他们对改变祖国的命运作出重大贡献。把这个群体比作大海，那么我是沧海一栗。在离休干部中，有邓小平，陈云，朱镕基等革命家，也有在革命和建设中作出杰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们，与他们相比，我的作用小之又小。如以我和我的祖国为题，我难以下笔，反之，祖国的命运与我的命运休戚相关，祖国受苦，我亦苦，祖国好，我亦好，故而选题：“我的祖国和我”。
　　一、九岁一场链球菌脑膜炎抹去了我的童年记忆。
　　二、祖国破碎我为奴，一九四零年的一天，语文老师为我们上《最后一课》（法国的），这时楼下（浙光中学校址在福州路现上海书城对面的顶楼）传来日本鬼子坦克车由东向西的隆隆声，仿佛坦克的履带在我的心头碾过，从此，我成为亡国奴。鬼子把日文作为奴化教育工具，外文课只能教日文，日文课上老师要我背诵片假名，还要横背。我背道“阿克萨塔纳，阿妈养个爷”引起哄堂大笑，以示反抗。鬼子抢粮运走，上海人只能买到掺了的砂的碎的秈米，经过漂洗才能熬粥煮饭，更窝火的是见了鬼子要低头鞠躬，我家住在虞洽卿路平乐里现西藏中路，隔壁基督教慕尔堂是日海军驻扎地，有鬼子兵站岗。有一天，大雨，一个拉着载货的榻车夫，戴着草帽，低头迎风拉过岗哨，没低头鞠躬，被东洋鬼子用军棍打得头破血流，我呢？宁可多走路，绕着走，也不向鬼子低头鞠躬。
　　三、抗战胜利，上海人欣喜若狂，不幸的是好景不长，我的祖国苦难依旧，国民党接收大员满天飞，“五子登科”，腐败、黑暗、反动、独裁，统治着国人。
　　1943年开始，失学，失学，还是失学。除了学点太极拳、围棋，剩下的沉迷于还珠楼的《蜀山剑侠传》、《青城剑侠传》。我生活在彷徨、迷茫、苦闷、无助之中。
　　四、19461949，我的祖国由旧到新大转折，我从一个无知青年到共产党员的大转折。
　　失学的日子一长，慢慢地觉得要学点正经的东西，正规中学，没钱，上不了。于是，去补习。育才中学有两所夜校，楼下是由三青团办的中正夜中，楼上是上海市职业补习学校。楼下、楼上我都上。一段时间，我发现上、下质量悬殊，我向楼下的同学介绍，我不想拆台，谁知号召力不小，大批学员仿效我上楼。触犯了中正夜校的利益，我被开除，自己没把学校办好，怪到我头上，没道理呀！我就到三青团团部（现西藏中路工人文化馆）找校长费叔轰（上海市三青团头头）评理，谁知校长不但不讲理，还令两个腰里别着手枪的彪形大汉毒打我一顿，赶出大门。原先只知道国民党是三民主义，孙中山讲“天下为公”，毒打之后，我才知道国民党三青团是一帮打人不讲理的东西，这段经历有二点收获：一是看到国民党三青团的嘴脸，二是结识了职补校的学友吴贤良（春昌公司职员，地下党员）。1947年家境稍好（父是丹麦大北电报局退休，此时领到一笔养老金），我就上了市北中学，同桌薛葆泰也是地下党员。在吴、薛二位同志的帮助下，我参加了学生运动。1948年参加地下学联。1949年2月在复兴中学入党，成为一个共产党人。我的祖国大转折，我也大转折。
　　五、1949年10月1957年10月，我的祖国一年比一年好，我也一年比一年好。1949年7月，我北上中央团校学习，50年回上海工作，55年考上华师大。团校时从一天两餐到三餐。供给制每月20元，包干制每月34元，工资制每月70元。1955年上华师大，调干金是29元，生活更丰富。
　　六、1957年10月1987年12月，我的祖国遭难，我也遭难。指标害人不浅。58年10月“反右”基本结束，由于指标没完成，需要“补课”，把我“补”进去了。原支部书记后来告诉我，先是给我开除党籍戴上帽子，后发觉条件不够，改为开除党籍不戴帽，后觉得还是不够条件，改为不戴帽子不开除，劝退党，还得自愿。不自愿行吗？四班（我是三班）团员王笃猛，先是警告，不服。改为严重警告，不服。改为留团察看，不服。改为开除团籍，不服。帽子戴上，不服。送去劳教。能劝而不退吗？按指标揪右派能“实事求是”？不“实事求是”断送了我的政治生命。
　　“文革”开始，我这个退党分子一下子又成了“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一天晚上，我被拖进了黑暗空教室，四周是红卫兵小将。我站在圆心，随即被打过来打过去，打还不过瘾，把我用麻袋套起来，拍到明亮的体育室，用扁担、铁棍打，把我打晕了。小将们害怕了，我猜想小将们认为我罪不该死，总算有点“实事求是”。于是拿来缝被子的长针，刺了我的脚底心把我救活了。现在我觉得正是这一点“实事求是”救了我的命。“实事求是”就是我的生命。不过当时只觉得浑身疼痛，想不到这些。打了一顿还没完，接着是坐喷气式飞机。挂牌子90度弯腰批斗会，还有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实在受不了了，想跳荻泾（顾村中学附近的河）。思想斗争一夜，没跳。一是想到了中央团校时石田家英老师在我的笔记簿首页上题的词：“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想到毛泽东往年的教导，要“实事求是”，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会“实事求是”的。二是舍不得离开我的老母亲。“实事求是”，第二次救了我的命。说“实事求是”是我的生命一点也没有错。
　　七、1987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小平同志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的祖国越来越好。拨开云雾见天日，这“天日”就是“实事求是”，我也越来越好。
　　已故离休干部李拂先生赠诗一首：“起居延吉，心长泰；充宇蜂花，笔亦香。”我的住址：延吉东路18号606室，即“充宇”。我屋顶上养蜂种花，桃花23棵，我种出的水蜜桃最好吃，是一项帮贫扶困的好资源，凡和上海地质气候相近的贫困地区，可在7月下旬派人前来品尝，吃的好，把核带走；吃的不好，留下桃核，分文不收。除桃花，还有兰花、玳玳花、金桔、桔、葡萄、金银花等等。我是个消费者，还是一个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只是不进入流通。我又是精神财富的生产者。我在《火红年代》、《上海党史通讯》等书刊上发表党史的文章和史料多篇。我在《蜜蜂杂志》、《老同志之友》、《劳动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养蜂有关文章64篇，均有稿酬。还获得蜜蜂防盗器发明专利4项。我的祖国会越来越好，我也越来越好。我将用我的余生研究我的祖国我的党和我的生命“实事求是”的永续，以保证我的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2019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