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探访九一三事件
　　一、“五七一工程纪要”，为何成谜？

　　   无论是“四人帮”时期的“中央文件”，还是后来的特别法庭，都认定“五七一工程纪要”，是林彪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既然如此，“四人帮”时期的“中央文件”和特别法庭，就应该按照所谓6个W的基本要求（即指该“纪要”是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炮制？炮制的原因、内容、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被发现的全过程。），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但是，事实却是远非如此。

　　   （1）有三次重要的时间节点，官方本应该对此作出交代，但却没有交代清楚。

　　   第一次是毛泽东时期。中央为林案下发了许多“正式文件”，但都没有对关于571纪要的6个W的问题，交代清楚。

　　   第二次是邓小平主政的公审期间。对于571纪要，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证据的起草过程、发现过程、究竟是谁的笔记？事前是否是林彪授意？事后是否经过林彪批准？究竟有哪些人知道？等等重要情节，法庭本应该依法进行细致的当庭举证、庭调和质证，但却没有。

　　   第三次是图们、肖思科出书期间。作为参与林彪专案和公审“最权威”的直接当事人图们和肖思科，对于他们的这段历史经历，曾多次出书，向公众详细介绍林案。但是，他们对上述问题，竟也没有交代清楚。

　　   面对这样明显的证据瑕疵，民间人士们对“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提出质疑，是合情合理的。

　　   （2）在许多重要当事人和中央文件中，对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究竟是在哪里被发现的？如何被发现的问题的叙述，存在着许多相互矛盾的情况。毛泽东时期的中央文件中说，“纪要”是在空军学院的一个“秘密据点”的保险柜内查到的；但当时中央专案组组长纪登奎却说，“纪要”是在被迫降的直升机上缴获的；8341部队的张耀祠也给出和纪登奎相同的回忆。面对如此混乱的情况，民间人士们对“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提出质疑，是无可指摘的。

　　   （3）业已查明的事实与当年官方的“结论”之间，相距太大。

　　   官方当年的结论，把“五七一工程纪要”说成是林彪授意林立果搞的“纲领性”文件。但是，至今却找不到林彪授意和批准该“纪要”的任何真凭实据。林彪集团的“主犯们”和当时所有活着的林案涉案人员，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武装政变的纲领”。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面对着如此令人尴尬的事实，民间人士们对“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提出质疑，是情理之中的事。

　　   以上三点，充分说明了“五七一工程纪要”，何以成谜的真实缘由。为什么说这个问题是“谜”呢？就是因为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有着明显的“破绽、猫腻和疑点”，或者该说清楚的，至今却还没有说清楚！

　　   多年来，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之谜的问题，一直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

　　   （1）官方从维护对林案判决的政治需要出发，认为“确有其事”，但却拿不出林彪与之有关的确凿证据。

　　   （2）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对于个人崇拜的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从这个情结出发，这些人认为惊世骇俗的571工程纪要，“理应存在”！

　　   （3）纯粹从“证据”的角度出发，认为“571工程纪要”存在的事实证据，不够充分，还有破绽。比如：既然李伟信等人已经彻底清扫过秘密据点，那么，就不应该在这个秘密据点的现场，再出现“571工程纪要”等几本书，就不应该发生由一个局外人王兰义，“捡了这个漏”的蹊跷事。如果这个问题不查清楚，就轻易论“571工程纪要”的“有、无”和“真、假”，未免唐突。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舒云、史学、何蜀等人。他们从来没有对这个重要问题，简单地妄下“是与非”的定论，而只是为人们提出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他们认为鉴于目前相关证据，尚不充分的状况，现在的问题应该是继续寻找证据，从而先解开其中一个一个的“谜”，然后，才能对林案下准确、全面、公正和历史的结论！

　　   必须指出的是，正是张聂尔、邵一海、舒云、史学等许许多多民间林学人士“言之有理”的质疑和“艰苦卓绝”的查实工作，才逐步填补了本应该由官方交代清楚的证据空白，才使今天人们的认识，能逐步地接近客观事实的真相。这是思想解放的结果，也是民主进步精神的体现！

　　   那种对民间人士们的工作，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甚至报以蔑视和敌意的做法，不仅不利于最后查清林彪事件的全部真实面目，而且是一种典型的“帮派史学”的表现。你如果真的有什么“先见之明”，何不在当初就站出来，头头是道地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疑点和真相，一五一十地展现出来，以服天下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