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五
　　　　
　　　　道家有一道符，叫催命符，据说发出之后有“催命”的功能，然而似乎不怎么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遂日见没落，最后沦为了人所共知的“骗人的鬼话桃符”。但谁也不曾料到，这道催命符竟以“高考录取通知书”的面目，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悍然复活。
　　　　
　　　　“早知如此，我宁愿不考大学，守着父母在家务农。”——这句话是山西省榆社县西马乡新村的陈力（化名）说的。他600分的高考分数，本是全家的一个喜悦，而这喜悦背后的经济重压，却让他43岁的父亲服毒自杀，这一天是2007年6月19日。
　　　　
　　　　一个星期后，同样在山西，同样在这个黑色六月，翼城县唐兴镇南官庄村贫困农民李海明，因女儿铃铃高考超过二本录取分数线，把自己吊死在土窑的门框上。
　　　　
　　　　前年，首都北京郊区的一位父亲，在接到儿子的录取通知书后，急得喝毒酒自杀。去年在重庆，一位母亲累死在自家的猪圈旁：为女儿准备的大学学费成了自己的丧葬费。
　　　　
　　　　在贵州，一位读小学的女孩子，安慰自己那为哥哥大学费用而操劳奔波的妈妈：“娘，明年俺也去卖淫！”在湖北武汉某高校，对那些在报名处前徘徊的贫困家长，校方斥问：“没有钱？你们来干什么？”
　　　　
　　　　对这样不和谐的事情一再发生，因额外掀起过学习“回信精神”新高潮而愈加与时俱进的教育部，是研究制订并下达了一道先进得“当今世界殊”的举措：禁止新闻媒体报道与高考有关的“负面新闻”。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特别重视教育尤其是支持义务教育的学派，是共产主义者。在他们设计、构建自己的“乌托邦”时，无一例外都把教育、甚至是义务教育作为了实现手段。且不说教育部是否有权“封杀”新闻媒体，我只是奇怪：教育部的小大官员，为何就不从共产主义先贤身上吸取点有益于人民的“精神”呢？
　　　　
　　　　当然，在教育的问题上，人们期冀的还是他们的政府能有所作为。一届政府，是否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或民主执政，作为人民，并不怎么关心，也关心不上；但人民却关心自己的子女能否受到教育，中国人传承已久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情结，就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也没有被割舍掉，更何况生活在“唐宋以来最高盛世”的人民呢。
　　　　
　　　　据《工人日报》载，早在1999年，中国领导干部出国培训学习费用即达3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400亿元整；此费用“后来”既使超越不了中国GDP的增幅，估计也不会低到哪儿去。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哪怕在数年前，仅仅在这一项开支上，各级政府稍稍“节约行政”，就应该可以较好地解决贫困家庭的入学问题，遑论其它。
　　　　
　　　　今天的人民回望执政者的历史时，他们看到执政者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不是高楼或水坝，不是高速公路或磁悬浮铁路，不是浦东或滨海开发区，也不是世博会和奥运会，而是具有良好素质的国民。“本届政府”如果能消灭“通知书催命符”，让更多的贫困学子进入高等学府，那么，在温总理即将代表“本届政府”向人民提交的“答卷”上，至少可以大大提高其含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