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十年
　　引言
　　上世纪6070年代，我们国家处于剧烈的动乱时期，又正值本人从少年到青年的过渡时期，好像每时每刻都在经历很多的事情。 50年后的今天，本人已经过上了平静、安逸的退休生活，回顾往事，青少年时代经历的往事历历在目，颇有感触。闲来无事，把在农村的一段生活经历用笔记录下来，也是一个趣事。本文所叙述的事情，完全是当年的亲身经历和当时感受。
　　我的 “农村十年”，与文革10年有很大的交集，但不完全重叠。“农村十年”从1968年10月开始，跟随家庭下放到农村，开始了乡村生活，那时我14周岁。到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作为有深深历史印记的7778届大学生，1978年10月入大学，整整十年，24岁上大学，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
　　一、拔营起寨
　　随着一阵汽车的轰鸣声，又一支由军用卡车组成的车队出发了，位于莲塘伍农岗的江西农学院，最近天天在上演这一幕。没有欢送的人群和仪式，车上的人丝毫没有旅行出发前的兴奋，只是沉默着收拾好东西随着队伍出发。
　　这一天是1968年10月27日，我们全家随着这支车队，离开了莲塘伍农岗，离开了江西农学院。从幼儿开始，我就在这里生活和学习，这里留下我童年的回忆和少年的生活。现在也想不起当时的心情，不舍？迷茫？失落？兴奋？还是解脱？也许什么也没有，只是一种忙乱，一种被裹挟的忙乱。
　　1968年10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伟大领袖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最高指示。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
　　在我们江西，由于省革委会当权者的思想比伟大领袖还要左，索性“五•七干校”也不要办了，把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下放农村，再有伟大领袖一句调侃似的名言：“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位于南昌市城郊的江西农学院就首当其冲了。
　　在那个年代，号称执行最高指示不过夜，从10月初最高指示发表到10月27日我们离开，只有20来天。这其中有多少事情要办，真是难以想象，也就是这22天，“牛鬼蛇神”完成了向“五七大军”的转变，整所大学就这样拔营起寨，江西农学院，一个完整的现代大学，就这样在历史上消失了，从1968年10月开始，就再也没有江西农学院了。若干年后，到故居怀旧，所看到的只是被几个单位划分后的农学院遗址。
　　早晨，天蒙蒙亮，到食堂领了作为当天早饭和中餐的馒头，这是在农学院食堂最后的用餐。由于车队已经在头一天把家里的大部分行李和家具装了车（也就是单位把租借给我们的床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了我们），当晚没有床和行李，我都记不起来了在农学院住过的最后一夜是怎么渡过的。
　　其实当时的心情还是有点小小的兴奋和解脱，因为在20天之前，父母亲还都是“三查对象”，父亲被关在牛棚里天天劳动，晚上不得回家，母亲晚上可以回家，但也要参加牛鬼蛇神的劳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2年多了，可能大家对于斗来斗去都感觉到厌倦，在牛棚里，没有批斗会，也不用写交代材料，作为“牛鬼蛇神”也只是劳动，这算是一类人对于另外一类人的羞辱吧。是应该的换一种斗争的形式了，可能伟大领袖也看到了这一些，于是关于干部下放农村劳动的伟大指示发表了。瞬时，牛棚统统取消，绝大部分的“牛鬼蛇神”都解放了，可以与其他教师干部一样，作为下放干部参加“五七大军”。
　　一支由军用卡车组成的车队，载着我们出发了。车队是按县划分的，我们是到靖安县，人员是坐的客车，家具行李是用卡车装载的，两户家庭一个卡车，与客车同行。
　　大约在中午时分，车队到了靖安县城，靖安县是江西省中部偏西北的一个山区小县，当时人口约7万，县城很小，据说有一万人口。县城只有一条街道，从南至北大约有200300米，县城全部逛一逛大概半个小时，这还是我2年以后到县中读书时才体验到的。在县城的街道上，沿着街道的方向向北看去，可以看到高山，我当时心里想：哦，这就是山区了，我们的住地不知道是否有野兽哦。
　　吃过中饭，车队继续出发，下一个目的地是我们下放的公社 宁寿公社。父亲告诉我，由于靖安县大部分的公社都是山区，不适合搞农业，只有宁寿公社山地较少，那里基本上都是平地和农田，适合农业生产，考虑到我们这些下放干部都是农业大学的老师，还是要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所以农学院下放来的教师干部全部到宁寿公社。县城到宁寿大约有20公里，当时已经有乡间的小公路可通汽车，车队还要继续前进。
　　从县城到宁寿的公路，要跨越县城旁边的一条小河，小河是北潦河的南支，没有能供汽车过河的大桥，汽车过河是用渡船，河面上有一艘可以供汽车摆渡的渡船，渡船没有动力，一根钢丝绳拴在河的两边，渡船上有铁环套在钢丝绳上，人拉着钢丝绳向一边用力，船就可以移动了。河面很窄，还没有等我体会到人力渡船的味道，过河就已经结束了。
　　下午我们到达宁寿，我们家下放的村庄叫宁寿公社（相当于现在的区或者镇），两里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百鹭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自然村），公社到百鹭村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继续行程。在公社下车后，百鹭村有两个人来接我们，其中有一个是生产队的副队长M，宁寿到百鹭村有大约1。5公里的陆路，也有水路相连接，是北潦河的另外一条支流，水路与陆路的路程差不多，来接我们的人是撑了一艘船来的。非常朴实的农村劳动力，没有什么话。我们的行李车就停在河边，他们问清楚哪些东西是我们的，就埋头搬行李，我们行李中有一箱是书（哎！臭知识分子），当时在南昌搬家上车时，全家使尽了力气才搬上汽车，但是在他们的手下，轻而易举地用一只手拎上船，真是感叹。
　　船顺流而下，行船大约1小时，沿途的风景很美，对于我来说可以称得上是新奇。河水有的地方比较深，被称作是“潭”。有的地方比较浅，被称作是“滩”，在潭上航行用的是摇撸，遇到滩就比较难行了，有的地方人要下船，用人力推着船前行，幸好是顺水，如果是逆水就很困难了。

　　（村前的小河 怀旧时的实景拍摄）
　　可惜那个时候没有雅兴来欣赏风景。大概在下午4点钟左右，到了百鹭村。村庄在河边，从村庄到河边很近，一条小路沿着田埂的走向到河边，稍有弯曲，村上的人到河边洗衣、挑水都是沿这条小路。百鹭村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村庄，我们的船靠岸的地方，有几棵柑橘树，满树金黄色的柑橘，很是漂亮，树上有人在采摘柑橘，问给我们搬行李的人，是不是下放的人来了，操当地口音，大概的意思还是能懂的。河岸到水面大约有2个人高，河边一排柳树，夹杂着一些野草，绿油油煞是好看。河岸上就是农田，村庄前面是一片待收割的水稻，已经黄了，现在想起来真有一点田园牧歌的味道。
　　给我们安排的住处有两间住房，一间在一个老式天井房的最南边，现在想来大约有6平方米，因为安置了一张床以后。就只剩下一个过道了。另外一间是附属于厢房的附属建筑，比正房稍大，可以放下两张床，这样我们一家5口（我是老大，还有弟、妹各一个）就有可以有睡觉的地方了。

　　（住房 怀旧时的实景拍摄）
　　我随着第一担行李到了我们的住处，卸下行李后，接待人员又到河边挑行李去了，我负责看行李，有一段短暂的宁静，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一个老太太边看孙子边做针线，估摸60岁左右，有几只鸡在旁边觅食。老太太与我寒暄：“南昌来的？我年轻的时候也去过南昌的”。我胡乱回答，老太太讲话我也听不大懂，也没啥可说的，谈话也就终止了。安静下来，我陷入了沉思，我突然感觉到，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懂事了，开始在想以后的日子，是不是就要一辈子在这个村庄生活？村里的农民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因为老太太把去过南昌作为一种很荣耀的经历，自己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去南昌？一缕西斜的阳光照了进来，射到尚未解开的行李上，心里有一种苍凉的感觉，感觉要流泪，要知道，我那时还是一个孩子，距离14岁生日还有2天。
　　当年的五七大军除了下放干部以外，其组成还有另外两支部队。
　　人数最多的是下乡知青，他们是根据伟大领袖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而到农村来的。在1968年下放到靖安的知青，基本上都是南昌知青。到1970年3月，又有一大批上海知青下放到靖安，由此形成了靖安知青的两支主力部队，至于后来我在县中毕业后又重复下放当了知青的，那只能算是知青的杂牌军了。这些知青，后来绝大部分都回城了，没有回城的人是两种人，有一部分在当地已经获得了比较好的身份，比如成了国家干部。另外一部分是由于婚姻的原因没有回城。
　　当年，下放大军还有另外一支队伍，他们连“五七大军”的身份都没有获得，被称作“下放户”。“下放户”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城镇居民。他们没有在城市里没有“正式”的工作，只是在城里摆个小摊，搞个理发店之类的活计谋生。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创造性的发展了伟大领袖的思想，提出：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既然不能在城里吃闲饭，那就到农村去吧。据我观察，这部分人还真不少，光是在百鹭村就有两户“下放户”，都是拖儿带女几口人的。比较下放干部和下放知青，这一部分人最惨。下放干部虽然人到了农村，但是他们还是有工资的，而且这个工资与农村的人比较，还是相当可观的。虽然下放了，由城市到农村，落差比较大，但由于口袋并没有瘪下去，有的人由于到了农村还可以种菜节省一点开支，经济上可能更宽裕。下放知青由于国家的补助政策，开始每个月有一定的生活补贴，后来虽然没有补贴了，但还有家庭的支持，生活不至于过分落魄。而这些“下放户”，在城市里本来就属于社会的底层，原来一点赖以谋生的手段，到了农村就完全丧失，完全要与农民一样做农活挣工分吃饭，他们又没有作田的本事，真的很苦。
　　百鹭村没有设知青点，所以没有下放知青，但是有两户下放户，除了我们一家下放干部还有另外一家下放干部，只是有一个女教师带3个女儿下放在百鹭村，原来是公社小学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