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十年
  引言
  上世纪6070年代,我们国家处于剧烈的动乱时期,又正值本人从少年到青年的过渡时期,好像每时每刻都在经历很多的事情。 50年后的今天,本人已经过上了平静、安逸的退休生活,回顾往事,青少年时代经历的往事历历在目,颇有感触。闲来无事,把在农村的一段生活经历用笔记录下来,也是一个趣事。本文所叙述的事情,完全是当年的亲身经历和当时感受。
  我的 “农村十年”,与文革10年有很大的交集,但不完全重叠。“农村十年”从1968年10月开始,跟随家庭下放到农村,开始了乡村生活,那时我14周岁。到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作为有深深历史印记的7778届大学生,1978年10月入大学,整整十年,24岁上大学,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
  一、拔营起寨
  随着一阵汽车的轰鸣声,又一支由军用卡车组成的车队出发了,位于莲塘伍农岗的江西农学院,最近天天在上演这一幕。没有欢送的人群和仪式,车上的人丝毫没有旅行出发前的兴奋,只是沉默着收拾好东西随着队伍出发。
  这一天是1968年10月27日,我们全家随着这支车队,离开了莲塘伍农岗,离开了江西农学院。从幼儿开始,我就在这里生活和学习,这里留下我童年的回忆和少年的生活。现在也想不起当时的心情,不舍?迷茫?失落?兴奋?还是解脱?也许什么也没有,只是一种忙乱,一种被裹挟的忙乱。
  1968年10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伟大领袖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最高指示。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
  在我们江西,由于省革委会当权者的思想比伟大领袖还要左,索性“五•七干校”也不要办了,把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下放农村,再有伟大领袖一句调侃似的名言:“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位于南昌市城郊的江西农学院就首当其冲了。
  在那个年代,号称执行最高指示不过夜,从10月初最高指示发表到10月27日我们离开,只有20来天。这其中有多少事情要办,真是难以想象,也就是这22天,“牛鬼蛇神”完成了向“五七大军”的转变,整所大学就这样拔营起寨,江西农学院,一个完整的现代大学,就这样在历史上消失了,从1968年10月开始,就再也没有江西农学院了。若干年后,到故居怀旧,所看到的只是被几个单位划分后的农学院遗址。
  早晨,天蒙蒙亮,到食堂领了作为当天早饭和中餐的馒头,这是在农学院食堂最后的用餐。由于车队已经在头一天把家里的大部分行李和家具装了车(也就是单位把租借给我们的床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了我们),当晚没有床和行李,我都记不起来了在农学院住过的最后一夜是怎么渡过的。
  其实当时的心情还是有点小小的兴奋和解脱,因为在20天之前,父母亲还都是“三查对象”,父亲被关在牛棚里天天劳动,晚上不得回家,母亲晚上可以回家,但也要参加牛鬼蛇神的劳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2年多了,可能大家对于斗来斗去都感觉到厌倦,在牛棚里,没有批斗会,也不用写交代材料,作为“牛鬼蛇神”也只是劳动,这算是一类人对于另外一类人的羞辱吧。是应该的换一种斗争的形式了,可能伟大领袖也看到了这一些,于是关于干部下放农村劳动的伟大指示发表了。瞬时,牛棚统统取消,绝大部分的“牛鬼蛇神”都解放了,可以与其他教师干部一样,作为下放干部参加“五七大军”。
  一支由军用卡车组成的车队,载着我们出发了。车队是按县划分的,我们是到靖安县,人员是坐的客车,家具行李是用卡车装载的,两户家庭一个卡车,与客车同行。
  大约在中午时分,车队到了靖安县城,靖安县是江西省中部偏西北的一个山区小县,当时人口约7万,县城很小,据说有一万人口。县城只有一条街道,从南至北大约有200300米,县城全部逛一逛大概半个小时,这还是我2年以后到县中读书时才体验到的。在县城的街道上,沿着街道的方向向北看去,可以看到高山,我当时心里想:哦,这就是山区了,我们的住地不知道是否有野兽哦。
  吃过中饭,车队继续出发,下一个目的地是我们下放的公社 宁寿公社。父亲告诉我,由于靖安县大部分的公社都是山区,不适合搞农业,只有宁寿公社山地较少,那里基本上都是平地和农田,适合农业生产,考虑到我们这些下放干部都是农业大学的老师,还是要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所以农学院下放来的教师干部全部到宁寿公社。县城到宁寿大约有20公里,当时已经有乡间的小公路可通汽车,车队还要继续前进。
  从县城到宁寿的公路,要跨越县城旁边的一条小河,小河是北潦河的南支,没有能供汽车过河的大桥,汽车过河是用渡船,河面上有一艘可以供汽车摆渡的渡船,渡船没有动力,一根钢丝绳拴在河的两边,渡船上有铁环套在钢丝绳上,人拉着钢丝绳向一边用力,船就可以移动了。河面很窄,还没有等我体会到人力渡船的味道,过河就已经结束了。
  下午我们到达宁寿,我们家下放的村庄叫宁寿公社(相当于现在的区或者镇),两里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百鹭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自然村),公社到百鹭村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继续行程。在公社下车后,百鹭村有两个人来接我们,其中有一个是生产队的副队长M,宁寿到百鹭村有大约1。5公里的陆路,也有水路相连接,是北潦河的另外一条支流,水路与陆路的路程差不多,来接我们的人是撑了一艘船来的。非常朴实的农村劳动力,没有什么话。我们的行李车就停在河边,他们问清楚哪些东西是我们的,就埋头搬行李,我们行李中有一箱是书(哎!臭知识分子),当时在南昌搬家上车时,全家使尽了力气才搬上汽车,但是在他们的手下,轻而易举地用一只手拎上船,真是感叹。
  船顺流而下,行船大约1小时,沿途的风景很美,对于我来说可以称得上是新奇。河水有的地方比较深,被称作是“潭”。有的地方比较浅,被称作是“滩”,在潭上航行用的是摇撸,遇到滩就比较难行了,有的地方人要下船,用人力推着船前行,幸好是顺水,如果是逆水就很困难了。

  (村前的小河 怀旧时的实景拍摄)
  可惜那个时候没有雅兴来欣赏风景。大概在下午4点钟左右,到了百鹭村。村庄在河边,从村庄到河边很近,一条小路沿着田埂的走向到河边,稍有弯曲,村上的人到河边洗衣、挑水都是沿这条小路。百鹭村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村庄,我们的船靠岸的地方,有几棵柑橘树,满树金黄色的柑橘,很是漂亮,树上有人在采摘柑橘,问给我们搬行李的人,是不是下放的人来了,操当地口音,大概的意思还是能懂的。河岸到水面大约有2个人高,河边一排柳树,夹杂着一些野草,绿油油煞是好看。河岸上就是农田,村庄前面是一片待收割的水稻,已经黄了,现在想起来真有一点田园牧歌的味道。
  给我们安排的住处有两间住房,一间在一个老式天井房的最南边,现在想来大约有6平方米,因为安置了一张床以后。就只剩下一个过道了。另外一间是附属于厢房的附属建筑,比正房稍大,可以放下两张床,这样我们一家5口(我是老大,还有弟、妹各一个)就有可以有睡觉的地方了。

  (住房 怀旧时的实景拍摄)
  我随着第一担行李到了我们的住处,卸下行李后,接待人员又到河边挑行李去了,我负责看行李,有一段短暂的宁静,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一个老太太边看孙子边做针线,估摸60岁左右,有几只鸡在旁边觅食。老太太与我寒暄:“南昌来的?我年轻的时候也去过南昌的”。我胡乱回答,老太太讲话我也听不大懂,也没啥可说的,谈话也就终止了。安静下来,我陷入了沉思,我突然感觉到,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懂事了,开始在想以后的日子,是不是就要一辈子在这个村庄生活?村里的农民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因为老太太把去过南昌作为一种很荣耀的经历,自己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去南昌?一缕西斜的阳光照了进来,射到尚未解开的行李上,心里有一种苍凉的感觉,感觉要流泪,要知道,我那时还是一个孩子,距离14岁生日还有2天。
  当年的五七大军除了下放干部以外,其组成还有另外两支部队。
  人数最多的是下乡知青,他们是根据伟大领袖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而到农村来的。在1968年下放到靖安的知青,基本上都是南昌知青。到1970年3月,又有一大批上海知青下放到靖安,由此形成了靖安知青的两支主力部队,至于后来我在县中毕业后又重复下放当了知青的,那只能算是知青的杂牌军了。这些知青,后来绝大部分都回城了,没有回城的人是两种人,有一部分在当地已经获得了比较好的身份,比如成了国家干部。另外一部分是由于婚姻的原因没有回城。
  当年,下放大军还有另外一支队伍,他们连“五七大军”的身份都没有获得,被称作“下放户”。“下放户”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城镇居民。他们没有在城市里没有“正式”的工作,只是在城里摆个小摊,搞个理发店之类的活计谋生。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创造性的发展了伟大领袖的思想,提出: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既然不能在城里吃闲饭,那就到农村去吧。据我观察,这部分人还真不少,光是在百鹭村就有两户“下放户”,都是拖儿带女几口人的。比较下放干部和下放知青,这一部分人最惨。下放干部虽然人到了农村,但是他们还是有工资的,而且这个工资与农村的人比较,还是相当可观的。虽然下放了,由城市到农村,落差比较大,但由于口袋并没有瘪下去,有的人由于到了农村还可以种菜节省一点开支,经济上可能更宽裕。下放知青由于国家的补助政策,开始每个月有一定的生活补贴,后来虽然没有补贴了,但还有家庭的支持,生活不至于过分落魄。而这些“下放户”,在城市里本来就属于社会的底层,原来一点赖以谋生的手段,到了农村就完全丧失,完全要与农民一样做农活挣工分吃饭,他们又没有作田的本事,真的很苦。
  百鹭村没有设知青点,所以没有下放知青,但是有两户下放户,除了我们一家下放干部还有另外一家下放干部,只是有一个女教师带3个女儿下放在百鹭村,原来是公社小学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