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对学术界动态不大关注，近日却因为文怀沙一事而再次关注一个叫徐晋如的学人。文怀沙老人家99岁或88岁，对我来说都一样，他的学问人品如何我不知道，不以置评。但是徐晋如对老人家的批判，用词比较极端，锋芒毕露，生机勃勃，令我不得不刮目相看。在网上搜索一下他，有这样的介绍：“徐晋如：男，江苏盐城人，生于1976年，原名侍卫华，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后转学北大，现就读于中山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精通格律诗词，有《胡马集》和《红桑照海词》”。
　　　　三十三岁的青年学子，在古典诗词方面有如此成就，令人敬佩，想必又一个“国学大师”正在成长中。遂到他的博客学习。他的博客名为“不和谐的儒家”，进入之后顿感剑风拂面，有文字是这样解释的：
　　　　真正的儒家
　　　　永远不会教人安稳地做奴隶
　　　　真正的儒家
　　　　永远不会和独夫民贼讲和谐
　　　　他只会说
　　　　闻诛一夫纣也
　　　　未闻诛君也
　　　　此等解释性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威武之气，与我以前所了解的儒家学说相去甚远，突然感觉自己浅薄了。原来儒家学说别有洞天，让徐晋如窥见了。我学浅，这几行文字后三行虽知道有个暴君“纣”，别的意思就不解了。前四行文字显然不是用于今日中国，令我疑心徐君的思想其实还徜徉在上世纪某个年代以前。不过我想大凡“国学大师”，一般都是生活在过去的时光的，很正常。再一看他的自我介绍，不禁哑然失笑：“诗人、学者，保守主义思想家，本科期间先后就读于清华和北大……”并解释说他是1952年以来“唯一”在这两所学校都读过书的人。说实在的，不解释还能让我多几分敬意，一解释就弄巧成拙了，反映了徐君浮躁的功利心。
　　　　作为一种自我炒作手段，自己把自己归到某个主义里头，并且动不动就是“思想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人的思想是保守还是不保守，最好由旁人来评说（如果有人评说的话），自己说自己是“保守主义思想家”，令我疑心“保守”一词是褒义。他自称为思想家，又令我不得不去读他的文章，以考证他是否已跻身“思想家”的行列。
　　　　
　　　　一、关于“十博士炮轰于丹”
　　
　　　　2007年3月，徐晋如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的文章发在某论坛，直指于丹《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庸俗媚俗，认为“中国文化已经到了最危急关头”，必须让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下课并向全国人民道歉。这篇文章来势汹汹，一看就是吃不着葡萄的心态，借攻击于丹来炒作抬高自己的文字。特别是那一句“中国文化已经到了最危急关头”这一句，语不惊人誓不休，让我想起了国歌诞生的年代，这都哪儿跟哪儿呀？我一笑置之，未发一言。但是北大、清华、北师大、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院校的九位学者（两名博士、六名博士生、一名学士、一名硕士生）签名支持，一时间颇有些声势。这就是所谓“十博士炮轰于丹”事件的始末，其实没有“博士”多少事。
　　　　在该文中，徐晋如主要表达了三个意思：1、中国传统文化是神圣的，人们应该有敬畏之心，不应如于丹这般评说，庸俗，媚俗；2、对“无良媒体”吹捧于丹大为不满，认为“社会的生活标准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句话我至今不明其意）；3、“那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学问充盈的人士会变得很穷，而那些最浅薄的作者，却可以通过廉价推销作品获得大大的财富。”这段话让我闻到了徐晋如浓郁的醋味儿，想必他的书卖得很不理想。
　　　　综合上述三层意思，徐晋如说到底只是不满于丹名满天下，不满她得到了巨大的金钱回报，写文章抒发一下郁闷之气而已。至于第一点，都是老生常谈的话，只不过他用了“最危急”三个字来吸引眼球，没有新意。这么一篇文章，竟然有两位博士签名支持，令我对博士这个学位的含金量有点儿茫然了。
　　　　于丹在“百家讲坛”讲孔子、庄子，她的《论语心得》我是看过的，《庄子心得》没看。当初我看琼瑶的书也是这样，看一本基本就够了。说于丹庸俗媚俗，我不敢苟同。我不认为她对孔子的解读是“亵渎了圣人”，“无敬畏心”，因为《论语》本身的作用就在于教化大众，当然应该讲得通俗易懂。至于她的解读是否正确，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完全可以在学术上争鸣一番，大可不必“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这样的语气让我想起了姚文元。我认为于丹把《论语》讲得通俗易懂，对普及中国儒家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于丹之流”在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层面的意义。
　　
　　　　二、汉字简体化是“民粹主义”吗？
　　
　　　　二十多年前，我的一位恩师曾经说过汉字不应该简化，因为每一个繁体字本身都蕴含着很多我们民族文化信息。那时我不懂这些，到现在我却是赞成汉字简体化的，写起来方便，也丝毫不影响表情达意。
　　今日在徐晋如的博客里，看到了《汉字简化和拼音化贻害无穷》一文，借季羡林之口表达了他对汉字简化的不满。由于引文拐了几个弯，我不知道这是否季羡林老先生的本意，不多评论。即使是老先生的意思也不奇怪，近百岁年纪的人要改变一些观念不容易。徐晋如就此大做文章，认为汉字简化和拼音化是“民粹主义”。
　　　　我不明白徐晋如为何那么喜欢用“主义”一词，难道“主义”了，就有文化了吗？搞得我查了半天才知道，所谓民粹主义，是19世纪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可直译为“平民主义”，其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
　　　　徐晋如把“民粹主义”用在汉字简体化方面，有点匪夷所思，可能是因为他不喜欢“文化平民化”所知。汉字的简体化实际上和政治没有太大关系，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曾经试图推行汉字简化，但是由于民心已失，没有推广开来。再往前看，汉字简化古已有之，我引用某人的两段话来说明这个情况：“简体字的主要参考来源是王羲之的正草十七帖，年龄也在1500年左右。也有部分从宋朝徽宗的行草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中衍出，虽晚了近500年，但于今日来说，也是古董文物得可以。所以实在来说，简体字……是我们祖宗的宝贝遗产。我曾有幸与几位来自台湾，国学根底很深的老先生聊过简体字问题，对于简体字主要源于草书这一点，他们是知道得很清楚……那本身就是正草的写法。”
　　　　这一段文字解释了我们现在的简体字的根源所在，也许不尽然如此，但是和徐晋如提到的“民粹主义”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反对汉字简化的一个理由，是繁体字符合汉字造字规则，虽然难写，却比简体字容易认。其实汉字演变到楷书，不管繁简，都已是面目全非了，真想知道一个字的由来，至少也必须懂得小篆甚至甲骨文……用繁体字的各位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当初认字时有多少是通过了解字源才记下的？恐怕绝大部分字都是靠死记硬背记下的吧？既然都是死记硬背，当然是笔划简单的简体字好记好认好写。”
　　　　这段文字请徐晋如留意，不需要我多解释了吧？他今日饱读诗书，我估计全是拜简体字所赐，简体字丝毫没有影响他今日“学问充盈”。
　　　　新中国推广简体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大好事。
　　　　当然，徐晋如可以不这么认为。
　　
　　　　三、汉语拼音化是“殖民主义”吗？
　　　　
　　　　徐晋如认为汉语拼音化是“殖民主义”，这让我很惊讶！为此我先借助一些资料，对此问题进行一下解读。
　　　　为了学习汉字方便，中国人以前自己创造过“直音法”和“反切法”来为汉字注音。直音法盛行于汉代，很简单，如“爱”字，直音法注音是“音艾”；反切法自东汉开始流行，复杂一些，如“红”字，注音为“胡笼切”，意思是取胡字的声母“h”，笼字的韵母和声调“ong”，拼成“红”字的音“hong”。“反切法的发明，是我国汉语注音方法的一大进步”。但是这两种注音方法都没有突破汉字形体的限制，局限性很大。
　　　　1583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到中国，并于1605年出版了《西字奇迹》一书，第一次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读音。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一书，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他的拼音方案是在利玛窦的基础上修改成的，史称“利玛方案”，给我国后来的音韵学者以很大启发。1918年，汉语注音字母公布，至1958年2月11日，经全国人大批准，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公布。
　　　　这就是我国汉语拼音形成的由来，这其中虽然有外国传教士的功劳，但是实在看不出和“殖民主义”有什么关系。而在徐晋如的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五四的大佬们信奉中国文化邪恶论，他们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要使中国不亡，非得破除‘记载道教妖言的汉字’不可。这些教授中国其人，中国其血，却对自己的文化充满刻骨的仇恨。在全世界所有被压迫的民族，找不到这样的教授。他们都是骨子里的洋奴。”我孤陋寡闻，不知道他说的那几位教授是谁。即便中国有这种人也不奇怪，但肯定不代表主流思想。好端端的汉语拼音，让国人方便学习汉字，徐晋不知如何竟得出了“汉字要搞拉丁化、罗马化，亦即搞拼音化，就正是洋奴心态的集中体现。”
　　　　写下了这一结论，他却又不详加解说，真是莫名其妙之至！
　　　　
　　　　四、汉语拼音让国民素质下降了吗？
　　
　　　　徐晋如接着说：“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所有国家的母语教育，都不会采用类似汉语拼音这样的方法。任何一个国家的母语教育，都是教学生在短期内认识大量的单词，然后再大量阅读。”
　　　　我只懂中文，这段话实在把我欺负得够呛，不知道国外的母语教育是怎么进行的。但是我至少还知道，每一个英语单词之后都有音标，音标是为了学习英语单词用的，如同拼音是为了学习汉字用的一样。
　　　　怎么样才能在短期内认识更多的字呢？除了借助汉语拼音，或者以前的直音法、反切法等辅助工具之外，就是死记硬背了。要不就是在教学生认识这个字之前，先带他们去研究一番甲骨文？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到还有什么简便的办法了。
　　　　那么，徐晋如认为我们应该怎么进行母语教育呢？
　　　　他说：“中国传统的教育，都是在一年的时间内让学生认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中的常用字，这样就从第二年开始读《四书》，那个时代，一个十岁左右的学生读完五经，十五岁的学生读完十三经，根本不成问题。而把时间浪费在汉语拼音上的当代学生怎么样，到六年级了还不认识三千个字的一抓一大把。造就这样的素质，我们还能不反思语文教育尤其是汉语拼音教育吗？”即使真如徐晋如所言，古代对汉字的教育也肯定离不开直音法和反切法。汉语拼音并不复杂，再怎么愚钝的孩子，一个月下来应该都学会了，怎么就浪费时间了？难道让我们抛弃简单易学的汉语拼音，而去推广对汉字的繁体字死记硬背这样笨拙的学习方法吗？难道对于徐晋如来说，汉语拼音需要用皓首穷经的毅力来学习吗？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比较简单，如果今天的课本是这三样，我认为用不着一年，半学期足以倒背如流了。但是十岁以前读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我倒是怀疑“学问充盈”的徐晋如是否翻阅过这些书了。
　　　　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合称十三经，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洋洋大观。这些经典，泛泛地不求甚解地读一遍，估计要不了一年时间，用不着到十五岁才读完。但光是一部《周易》，自古以来却让多少学人熬白了头发！
　　　　难不成古代的孩子个个都是神童，十五岁以前已是“国学大师”？
　　　　徐晋如张嘴就来，不一定是好习惯呀。
　　　　正如徐晋如所说：“汉语拼音对于文化素质的提升毫无助益。”但是汉语拼音能让人知道该汉字怎么读，认识了汉字，自然就能学习文化，有了文化，素质自然就会得到提升。这样浅显的环环相扣的道理都不懂，竟然敢炮轰于丹，真的是无知者无畏！
　　
　　　　五、关于“国诗”命题
　　
　　　　在徐晋如之前，我是没听过“国诗”一词儿的，尽管唐诗宋词元曲我都知道一些，远一点的楚辞，更远一点的诗经，更广泛一点的民间顺口溜，也略有涉猎。徐晋如在推行他的古典诗词教育的时候，统一用“国诗”一词概括了所有的诗、词、曲，让我想起了“国学”。国学是个大命题，其实已经涵盖了中国文学的内容，这其中当然包括诗歌。徐晋如非要另起炉灶，祭出“国诗”大旗，本也无可厚非。易中天在给我的一个朋友的书作序时说过一句话：“著书易，立说难。”
　　　　要开宗立派，的确不是写一本书那么简单。饱学如徐晋如，当然明白个中道理。易中天可能不明白的是，开宗立派其实也不难，有个最简单的做法，那就是搞出一个什么主义，或者生造出一个什么词。但是无论是国诗、省诗、市诗、县诗、镇诗还是村诗、家诗，诗还是诗，词还是词，曲还是曲，中间虽有千丝万缕的相通之处，细微处却还是有很多分别的。
　　　　关于国诗，徐晋如在博客上已经写了三十篇文章加以推广，而每一篇文章的前面都有一个名词解释：“国诗——产生于古典中国，却在现代社会依然葆有其美妙青春的诗、词、曲，是我中华民族所独有的诗体，她是以‘韵’、‘声’、‘调’三位一体为基本特征的诗体。……”这个解释虽然笼统，大体上还是不错的，至于古典诗词“在现代社会依然葆有美妙青春”，我认为只能算是徐晋如随口一说了，请参照当代离退休人群中比较盛行的“老干体”。
　　　　记得毛泽东在1957年把他的十八首诗词交给刚创刊不久的《诗刊》发表的时候，还担心误导了新文化运动之后年轻人。果不其然，诗词发表后，全国人都争相做诗填词，很是青春了一阵。到了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古典诗词又返老还童了一番。当代史上除了这两次，我们不得不痛苦地看到，中国的古典诗词不可逆转地衰落了。徐晋如不承认这个事实，硬要说“依然葆有其美妙青春”，也随他，只是不明白他为何要把自己的眼睛蒙起来。
　　　　青春就青春吧，反正各有各的活法。但是在徐晋如“国诗”的“名词解释”里，却是这样评价新诗的：“作为她（指国诗）的天敌新诗，其实毫无民族性可言，是民族虚无主义和殖民意识的产物。这是新诗九十年最大的秘密。为了让这种向西方乞灵的殖民心态不再侵污当代人的心灵，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有必要厘清新诗背后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他认为只有“统称国诗，才配得上她（国诗）作为全民族共同诗体的身份，才能把新诗殖民化的本质暴露于阳光下。”
　　　　五四之后的白话文运动发展到今天，却原来背后还有这样不可告人的秘密，我目瞪口呆了，同时也终于明白，他那么喜欢使用“殖民主义”一词，原来是把所有外来的东西，都当作“殖民主义”来看待了。徐晋如为了推行“国诗”，其志可嘉，其心却可悯。
　　　　谁说的忘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任何一个时代，它的各个方面都在发展变化，文学也一样，这其中当然包括各种变革。白话文运动就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变革。在《诗经》的年代，如果出现了一首七律，估计徐晋如也会给那首七律套上一个“殖民主义”或者“民粹主义”或者一个别的什么主义的帽子。既然如此，我建议徐晋如还是回到山洞里去吧，那儿清净。你现在住的那所房屋，以前叫“洋房”，是“殖民主义”的产物，“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关于徐晋如，暂时就说这么多，已经觉得自己很“无聊主义”了。借用他的老校友胡适说过的一段话结束本文：“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胡适这话说的年代距今已经很久远，但今天听来似乎就是为徐晋如之流准备的，为他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殖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还有“国诗”。
　　　　我猜测他还会有别的“主义”出现，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