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灰色的童年（1936一l951）
　　　　
　　　　一． 苦难中降生
　　　　
　　　　我祖籍是在浙江省湖州市乡下一个叫＂贤家湾＂的小集镇上。我的祖父叫张楷生，在贤家湾有一幢三开间门面的店铺，上下有二层，底层开着闻名乡里的＂张天真药材店＂，楼上就用来住家。
　　　　
　　　　我祖母姓陈，叫秀英，出身于书香门第，婚后，按祖上规矩，省了名字，人称张陈氏。
　　　　
　　　　祖母知书达理，不仅是居家理财的好手，而且还助夫经商，礼贤乡亲，极得人心，被乡人誉为＂女托天＂。
　　　　
　　　　祖父母生有一女二子，以大毛二毛三毛作乳名。
　　　　
　　　　大毛是我姑母，二毛是我父亲，三毛是我叔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内战乱不断，乡间也受害非浅，常有强盗出没，杀人劫财放火，弄得人心惶惶没安全感。
　　　　
　　　　有那么一天，不知是强盗开枪还是放火，全镇陷入火海之中，竞然三天三夜不熄。“张天真药材店”就在大火中化为灰烬。祖父气急攻心，就此一病不起，祖母在一无所有的困境中照护丈夫，拉扯儿女忍饥挨饿死里求生，苦苦撑持着凄凉败落的家庭。
　　　　
　　　　屋漏偏逢连夜雨，叔叔张秉乾在河边钓鱼时碰上了土匪兵，从调笑戏弄开头直到残忍殴打，叔叔鼻孔出血不停，三日三夜后血尽而亡。重病的祖父雪上加霜，不久也离开人世。
　　　　
　　　　祖母在毁家丧子亡夫的沉重打击下，泪流成河，脸瘦心碎，但仍未失去头脑，真不愧是压不垮的“女托天”。祖母在料理完后事以后，毅然携子拖女离开了令人伤心的贤家湾，去到一个叫林塘湾的小村庄寻出路求生存。
　　　　
　　　　祖母就靠一手好针线替村人缝衣补袜养家糊口。凭着她的勤劳和毅力，勉强在村里人帮助下苦度光阴
　　　　
　　　　几年后，我姑母大毛长成大姑娘，嫁给“加伦绸布店”的年轻账房许佩卿为妻。许佩卿原是祖父药材店的学徒，家境尚可，婚后也不忘接济乡下受穷的丈母，但我祖母为人很硬气，宁愿忍冻挨饿，轻易不肯接受外人的帮衬，何况她十分体凉女婿也不怎么富裕，所以家无存粮也会不生不响勒紧裤带不肯随意向人伸手。家里剩下母子二人，生活真是难说的清苦，但依旧坚持顶着熬着挨日子，可见我父亲是在煎熬中长大吃尽了苦头。
　　　　
　　　　父亲童年很苦，但仍比同龄穷孩子有福气，那是因为祖母能断文识字，从小就跟着祖母识文断字，十三岁时就稍通文墨，后来在姊夫许佩卿关照下，到一家布店做学徒。那时父亲年少气盛，又精明能干，做学徒不足一年，竟敢离店外出跑单帮。姊夫借给他本钱，装备起一个小布包，就此走南闯北做生意，十四岁的孩子就有此胆识，使祖母觉得欣慰。
　　　　
　　　　父亲做生意有了收入，人也更加老练，祖母怕日子长了，要耽误儿子前程就打发他到南京乡下去投靠教书为生的三舅公，三舅公早就在离南京不远的江苏当阳县博望镇水南村办一所私塾学堂，无儿无女孤身一人，见了父亲，就像是自己的儿子一样欢喜，尽心尽力培养父亲，所以父亲从小虽没上学读书，但却比不少上学读书的人还能写会算，而且毛笔字写得雄劲有力，这都是受益于三舅公。
　　　　
　　　　再后来，三舅公替父亲订了一门亲，姑娘是当地丁旺村丁昌锦的女儿，名字叫桂枝。事隔不久，祖母卧床生病迟迟不见好，三舅公得信后就命父亲携未婚妻桂枝回家探母。祖母一见他俩心里欢喜，只怕自己病重难好，催着他俩拜堂完婚。父亲从小孝顺母亲言听计从，当即同意成婚，用来为祖母冲喜。结婚以后，祖母心宽意满，竟然重病减轻慢慢痊愈，从此一家三口，相依为命，丁桂枝就是我的亲生母亲。
　　　　
　　　　父母婚后日子好转，母亲丁桂枝在当地蚕丝作坊里做工，父亲仍跑码头做零头布小生意，慢慢有点积蓄，就在“南栅”小镇上租了个店面，开起“张同和布庄”，仍专做零头布生意。因为价廉物美，很配乡下穷人口味，所以生意越做越好。一九三一年，母亲桂枝十月怀胎，顺利产下头生女儿，取乳名“安初”，后来又起名叫张剑萍。她就是我一生中唯一相亲的胞姊，相依相护了一辈子。大约又过了二年，母亲生下第二个女儿，取乳名“安美”，也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重男轻女，我的二胞姊被送给了人家，从此就失去了联系，好坏不得知。
　　　　
　　　　过了几年安定生活，父母就掉以轻心，不注意防范灾祸，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布店突然起火，睡梦中只逃出了一家性命，拚死拼活赚得的家产全部化作灰烬，几年辛苦废于一旦，父亲顷刻又沦为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那时，正值日寇侵华国难当头，农村破产．经济萧条．蚕丝作坊关闭，母亲失业．一家四口度日如年，在万般无奈之下．父亲挑起了货郎担，本钱是东拼西凑借来的，少得可怜，只能弄点盐酱火柴之类小商品，走村串巷摇鼓叫卖，天天东奔西走风雨无阻以求维持一家的生存。
　　　　
　　　　然而战火连连民不聊生，父亲尽管精明，且能吃苦．但乡下人无钱购买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货郎担生意清淡，别说东山再起，就是维持一家人糊口也成万难，所以一家人只能挣扎在饥饿线上。
　　　　
　　　　一九三六年冬天，母亲又在阵痛中煎熬，我这个不知体谅父母艰难也不懂世事险恶的楞头货，终于冒冒失失地降临到苦难的人间。可怜的母亲，本就在无衣无食的状况下苦挨时日，我的出生使母亲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于是产后身体极度虚弱，祖母和父亲急着四出求告，但仍无法给母亲找来那怕一点点可吃的营养品，母亲几经折磨手脚无力，疲软衰弱，再也抵御不了病菌的侵入，产后不久就染上了伤寒，从此卧床不起。当时的环境健康人也不好过，生病人就只有死路一条，就是有钱也找不到医生，更何况家中早己山穷水尽无钱可用。幸亏祖母经验老到聪明过人，她千方百计觅土方找草药，早晚精心护理，母亲竟然稍有好转，那时父亲的货郎担不敢一日停息天天早出晚归，在风雨中奔波。
　　　　
　　　　我的降生给全家带来无穷的麻烦，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母亲，她的生命危在旦夕，而父亲则忧心如焚还得疲于奔命，祖母日夜护理母亲已劳累过度，可还得费尽心计喂好我这个无奶可吃的婴儿。可怜祖母迈着小脚在村里为我讨奶水，实在讨不到就用薄粥汤来灌我，我能成活就赖于祖母一人，当时母子两条命都靠祖母一手维持，可敬的祖母就是没有一句怨言，默默地忍受着一切苦难。
　　　　
　　　　祖母的坚定沉着就是一家人的支柱和灵魂，苦难压不垮她，死神吓不倒她，在她不辞辛劳的调理之下，病入膏肓的母亲渐渐有了生气，而我这个无奶可吃的小孩儿竟然千难万险地存活下来了。
　　　　
　　　　日子飞快，一晃我已满三个月，母亲仍然好好地活着，奇迹般地慢慢恢复过来了。要是不发生祸事，母亲也许就不至于丧命，但老天不长眼珠，还是把巨大的灾祸降到了我家。到我懂事以后祖母告诉我，就在我刚满三个月的时候，万恶的日本鬼子闯进了我家，口喊“花姑娘”扑向卧床的母亲，祖母在鬼子的刺刀下毫不畏惧，伸开双臂拦住鬼子，大声喝斥道“不要过来，伤寒病会传染的”，可野兽们怎肯罢休，猛地一脚踢翻了祖母，用刺刀挑去盖在母亲身上的棉被，他们一见病得脱形的母亲，才知遇到了最可怕的疾病，慌忙掩鼻而逃，母亲总算保住了清白，但已吓得昏死过去。
　　　　
　　　　经此一劫，祖母下决心像别人家一样举家逃难，等到天黑父亲做生意回家，祖母就要他叫人用门板抬上母亲，挤上村里逃难的无篷木船和大家一起躲到风吹雨淋的野地里去，以免再受日本兵的凶暴侮辱。可怜重病在身的母亲怎经得起野地露宿之苦，寒风冷冻之下已是奄奄一息，本有好转希望的亲娘，终于忍受不了折磨倒在父亲的怀抱之中一命呜呼，就此留下了嗷嗷待哺的我，永远闭上了双眼。我那时实在太小，什么也不明白，所以直到现在脑里始终没有留下亲娘的丝毫印象，成了不孝之子。
　　　　
　　　　母亲去世后，祖母代替了母亲，她用豆渣菱禾煮薄粥汤毫不气馁地把我拉扯大，已经六岁的安初姐姐是祖母的得力助手，领我带我哄我成了她的重要生活内容，父亲还是挑货郎担做生意，一家人日子过得风雨飘摇。父亲是个孝子，对祖母百依百顺从不违抗，然而艰难的环境逼得他下狠心偷偷作着准备，想抛下老母幼子离家外出去找生路，深明大义的祖母得知父亲的打算并不加以阻拦，相反默默地为他收拾衣裤打好包裹，一手抱着我一手牵着姐姐送父亲上路，不说话不流泪，用深情的眼神注视着父亲一步步远去，这眼神寄托着一个慈母万般万难的哀思和期盼。
　　　　
　　　　
　　　　二．受虐待的少爷
　　　　
　　　　一九三九年我已有四岁。父亲离家后就一直杳无音讯，祖母只有叹气的份，在耐心等待中天天为父亲祈祷。忽然有一天喜事降临，有人给林塘湾我家送来一张纸条，竟是父亲的手迹，纸条写着让送信者把我带到父亲那儿去，而祖母和姐姐暂时还得留在林塘湾，等今后有了办法再接到父亲处。那个送信人是个满身鱼腥味的捕鱼人，篷头赤脚破衣褴衫如叫化子一般，但因他有父亲的亲笔信，祖母就很相任他，同意让他带我走。
　　　　
　　　　我被抱上了一只小得不能再小的摸螺蛳的破网船，船篷上到处是破洞，直透风雨。船主说接张家小少爷到菁山去享福了。就这样我第一次莫名其妙地被人叫做“小少爷”。
　　　　
　　　　小船一摇一晃，我也就在船舱中睡了醒醒了睡，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二天或者三天，小船终于泊了岸，说是菁山到了。这渔人把我交给了父亲，父亲高高兴兴抱着我，要我对一个穿着很时髦的漂亮女人叫“姆妈”，我第一声叫姆妈却不是亲生的娘亲。也就从那时开始，我就有了个相依相克纠缠了差不多一辈子的后母。后母姓俞，名顺芝，浙江菁山当地的山里人，不识字也不讲礼节，人长得有模有样鲜艳可人，但脱不了山里人的粗俗和野气，待人处事单凭心境好坏，喜怒哀乐全在脸上而且还变化无常，一会风一会雨，让人捉摸不透，根本不能和豁达开朗、和善慈祥的祖母相比，也完全不同于温顺柔弱的亲生母亲。她是另一类女性，没有头脑，一触就跳。发起脾气来，刁蛮、凶狠、无赖、放肆，无人能受得了。这就决定了我受苦受难的命运无可避免。在她手下过日子，时时刻刻都会心惊肉跳。
　　　　
　　　　当时父亲在菁山镇上开了一个点心店，雇了一老一小二个伙计，从早到晚生意接连不断，日子过得像模像样，而我呢，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张记点心店的“小开”，伙计们全叫我“小少爷”。
　　　　
　　　　我的出现可真让那个不甘寂寞的后母着实新鲜了一阵子，她对我又亲又抱买糖做衣，人前人后见人就夸我长得帅气皮肤雪白，不哭不吵像大人一样懂事等等，竟然似觅到个无价之宝那样欢天喜地。这一种表演立即得到许多人的赞赏，都说我福气好，得到了一个少有的好后母，比亲生的还宝贝。父亲看到后母如此表现也就放宽了心，很欢喜地把我交托于后母，让她全权照料我的生活。
　　　　
　　　　受宠的日子无比美好，可惜好景不长。半年以后吧，后母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下了一个妹妹，起乳名叫安芳，后来学名叫张丽娟，安芳妹妹注定要成为我的又一个克星，她一出世就彻底夺走了后母待我的亲热和宠爱。没有修养的后母强烈地表露出她早就具备的排他性，开始显露出对我的讨嫌。她第一个措施就是以照顾妹妹为理由将我赶出卧房，让我去楼下后房与雇工老人合铺睡觉，接着又冠冕堂皇提出男孩子不能娇生惯养要从小学会干活，于是就指派我早起扫地烧火，饭后揩桌子洗碗，空下来领妹妹。那时我还不到六岁，但后母已把我当作大人了。
　　　　
　　　　从这以后“小少爷”己名存实亡，而且一下子沦为了“小佣人”。不过那时候我并没有吃多少苦，因为还有一老一小两名伙计不时护着我。他们常常瞒着后母帮我干活，他们喜欢我，待我特别好，我也就有了一定的依靠。然而事有多变，过不多久，不幸的灾祸无声无息地突然降临了。那是某一天的夜晚，小镇街道上响起了枪声，连续不断，响了好长时间。第二天天亮，全镇陷入了恐怖之中，日本鬼子大批出动，满街都在追人抓人打人，被抓的人都被五花大绑，浑身被打得皮开肉绽血流不止。我亲眼目睹一个大汉两眼淌血己被挖了眼珠，头部肿得像个东瓜，脸已分不清嘴巴鼻子，腿脚也被打断，无法走路，完全由日本鬼子拖着在地上移动。我害怕极了，哇地大哭起来。镇上的店家都关了门，行人几乎绝迹。如此连续好几天，人们白天怕鬼子杀人，晚上怕土匪开枪，逃也不是躲也不成，人心慌乱成一锅粥。
　　　　
　　　　后母有个弟弟在日本鬼子军营里烧饭，镇上一些商家就要父亲出面给为日本人烧饭的那个小舅子通话，给日本人送东西求情，希望能让店家开门做生意。父亲当仁不让一口允应做了联系人，不料日本鬼子见了父亲后就不让他走，要他出面维持好镇上的秩序，硬要他出任镇长。父亲要是不答应，他们就要继续抓人杀人全镇戒严不准做生意。商人们无奈，一而再再而三要父亲应承下来，父亲实在推辞不了，就接手做了伪镇长。说也真灵，父亲一当伪镇长，日本兵果然停止抓人杀人，夜晚的所谓土匪枪声也不再出现，一、二个月中竟然太平无事，小镇也就重新热闹起来。然而平静中又在孕育新的灾祸，直到又一个深夜，可怕的枪声突然响起，集中指向日寇营地，烧饭的后母弟弟不幸中枪死亡。父亲害怕受拖累，连夜收拾细软，乘黑夜日本兵不敢出来，偷偷地雇了条小木船带着一家人逃离了菁山镇。
　　　　
　　　　父亲带我们离开是非之地后显得非常轻松，立即改行做贩运木材的生意。湖州多山，山上林木遍地，把当地人砍下来的柴爿木料运到上海能赚大钱，一船来回一次上海一般有一个月时间。父亲在湖州市内花露桥堍租下一幢二层楼房子，把家安顿下来，他就抽身出门贩运木料，每运一次，总能回家休息几天。就这样我和母亲妹妹在那幢楼房里安定过日子，一晃就过了一年多。那时我已六岁有余，可还没上学读书。在这段时间里，父亲一出门，母亲就主宰一切，她说的话我必须照着做，否则巴掌拳头随时会落到身上。
　　　　
　　　　母亲极其宠爱妹妹，“阿囡、心肝、宝贝”成天喊在嘴上，妹妹一笑天下太平，妹妹一哭天下大乱，我最害怕妹妹哭，按照惯例，妹妹一哭母亲就会去抱去哄，要是哄好了，我就算躲过一劫，要是哄不好，母亲就会开骂发脾气，接着是甩东西打人，而发泄的对像竟然不是妹妹而必然是我。唯有我才能充当母亲的出气筒，我只有自认倒霉等着挨打，时间一长竟成了习惯，母亲要打就打想骂就骂，我决无半点反抗。不过有父亲在家的时候，母亲绝对会做好人，极会演戏，一切恶毒的言行隐藏起来，待我分外亲热，说不出的关怀备至，但一等父亲出门立即变脸，横眉裂眼，随意折腾，一点顾忌都没有了
　　　　
　　　　打骂倒是小事，最受不了的是不让吃饱肚子，每餐只许盛一碗饭，吃完就不准再添，而且一碗饭只许夹一筷萝卜干或者咸菜，若是想再夹菜，母亲就会恨得咬着牙说“咸死你”，我盛饭时想多装一点，偷偷往碗上压一压，母亲的竹筷就会突然落到头顶上。有一次下午，我肚子饿得厉害，两眼无奈地紧紧盯着高高吊在半空的竹饭篮，那里装着白米饭，我多么希望竹篮能突然掉下来，好让我吃个饱。我流着口水呆呆地痴想之际，灵感突现，惊喜发现饭篮距楼梯不远，要是借着楼梯的高度冒点风险也许有望勾到饭篮。于是我上了几级楼梯左手拉住扶手，将上半身探出荡在半空，再伸右手去勾饭篮，果然一举得手勾到了饭篮。迅速拉近身旁，空出手来狠抓了一大把冷饭，随手放去了竹篮，急急逃离现场，躲到门外去享用美餐。然而就在那时后母无意间下楼，并没有能当场抓获小偷，但发现了摇荡着的吊篮，她略一思索就洞穿了饭篮的秘密，很快就在屋内屋外仔细搜查。等到她出现在我面前时，那饭团还没有全部消灭，因此而人赃俱获不容抵赖。母亲冷笑一声，举手就把我咬着的饭团打落在地，然后大叫：“安芳，快下来看，姆妈捉着了一只偷饭吃的大老鼠啊”。妹妹笑着跳着在母亲的指挥下举起小手打我的嘴巴，一面还唱着：“偷饭老鼠抓到了”。比我小五岁的妹妹聪明灵利，她早就学会了不动声色地欺侮哥哥。她知道我肚子吃不饱常常要嘴馋，就会故意在我面前慢慢地啃肉馒头或香香的奶油饼干，引得我瞪眼吊睛不断咽口水，她才开心地又唱又跳逃开去，从来不肯发善心分一点好东西给馋嘴哥哥尝尝。
　　　　
　　　　天一冷妹妹穿得又暖和又漂亮，我却还光着脚穿一双头上张了嘴的破单鞋，衣裤又薄又小，早晚时候总是要冷得嗦嗦发抖。出于人的本能，往往会不自觉地靠近烧着火的灶堂口，借火取暖。有一天母亲在烧火，我就抖抖擞擞一步一挪向灶堂前挨近。也许是太兴奋了挨得过头了，靠到母亲身上去了。这下可糟了，母亲猛然大吼一声，迅捷异常地抽出己在灶火中烧红了多时的火钳，冷不防砸在了我赤裸的左脚上，一击之下还恶狠狠地喊：“我让你烘火！好好舒服舒服！”。红头火钳正砸在我第二第三脚趾之间，顷刻烧破外皮鲜血直冒，我痛得滚在地上嚎哭，抱着脚趾哭了好久好久。后来我只记得跛脚了好多日子，慢慢才恢复过来，至今还留着很大一块疤痕。从此母亲那心狠手辣的举动让我一见她的影子也会吓得发抖，一听到她的声音就想尿尿，比老鼠见猫还恐惧。然而每当母亲动手惩罚我的时候我竟然不敢哭出声来，拼命忍着委曲的泪水，大气不出躲到一边，缩在一个暗旮旯里偷偷落泪。
　　　　
　　　　母亲不但凶狠，而且十分虚伪。绝对不让父亲知道对我的种种虐待。每当父亲回家休息的前一天，她就会忙着替我洗澡换衣服。把妹妹的糖果装到我的衣袋里，把我收拾齐整才让父亲见我。在我印象中那时母亲绝对害怕父亲，而且会想尽办法讨好父亲。当父亲见我穿得干干净净，和妹姝一样有糖果吃，以为母亲很公平没有偏心就会笑着夸母亲。母亲有时也会有所疏忽，使父亲偶然发现一些我受虐待的蛛丝马迹，于是夫妻间就有磨擦，从小声对话到大声叫骂再后是大打出手。若是母亲遭了打我就更害怕，因为父亲一走我将更受罪，再讨饶也无用，母亲那口毒气非出在我身上不可。所以每当我见到父亲想扑上去哭个痛快时会立即忍住，偷偷瞧一下母亲的脸色，然后装出一副笑脸来。我已经看到母亲用眼神在命令我，要让父亲觉得我又幸福又开心，否则就会对我不客气。我不敢对父亲说话，怕引起母亲怀疑。甚至我不敢吃一粒装在衣袋中的糖果，因为那是临时用来欺骗父亲的，过后还得如数归还给妹妹，少一粒也要挨打。大概这就是我后来事事胆怯处处逆来顺受不敢作任何抗争的缘故。就这样我从小被母亲训练成一个窝囊废，长大到老也变化不大。
　　　　
　　　　老古话“夏天的日头晚娘的拳头”，此仍真理，我深信不疑。原本就是胸无点墨的深山蛮女子，一旦做了晚娘，而且又有了自己的亲生子女，就自然而然会丧失理智用偏心来对待前妻儿女，那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上对她来说虐待一个惹她生气的幼小生灵根本算不上什么伤天害理，相反她会觉得痛快，有泄愤的快感，很解气。
　　　　
　　　　三、 沦落长兴镇
　　　　
　　　　住在湖州的日子很平静，附近没有人家，我们也不和人家往来。但不知为什么父亲好久不见回家来。后来有一天，母亲突然收拾行李变卖家什，贸然雇了黄包车带着妹妹离家而去，什么话也不对我说，剩下我一个人，真不知怎么办好。一幢诺大的空房子只让一个小孩子守着，无人理睬实在很害怕，而且还无人烧饭，饿了只能扒剩下的冷饭。一到天黑更加吓人，不敢睡在屋里，就搬一只小竹凳坐在门外，看着街上来来去去的行人，不时向远方探望，寻找父亲的身影。那时候我尽管非常害怕凶狠的母亲，但仍然希望她能出现在我面前，就是骂我打我也好，然而很可惜我什么也没等到。时间很快过去，夜深了我两眼睁不开了就坐在凳上睡着了。醒过来天已大亮，还下着毛毛雨，我身上的衣服也淋湿了。正在无法可想的时候，却来了一个穿皮鞋的叔叔，他把我抱进屋里，替我换下湿衣裳，然后说要带我去找父亲。我惊喜万分扑在他怀里大哭。后来跟着陌生叔叔走了很多路，进了一个有持枪警察守大门的院子，再进入一条阴暗的长廊，弯弯绕绕兜了个大圈子，最后果然见到了父亲。父亲一把将我紧紧抱住，过了好久，才对周围席地而坐的几个陌生人介绍说：“我儿子，一个好孩子！”。听他这样说，我忍不住热泪如雨下，两手紧紧抱住父亲的脖子，尽情享受起这份难得的父爱。
　　　　
　　　　在父亲那儿停留了半天，吃了一碗阳春面，味道真是可口。吃好面就由原来那个叔叔抱我离开，直接送我去了林塘湾。于是出乎意料地见到思念久久的祖母和安初姐姐。祖母含泪吻我，把我抱得极紧，生怕我会飞走似的。姐姐盛粥给我吃，泪汪汪地望着我，我感觉到亲人的爱是那么甜蜜那么幸福。我以为从此就摆脱了可怕的后母手掌，心里一乐，舒心地大吃一通。
　　　　
　　　　后来祖母告诉我父亲住的那地方叫做牢房。原来父亲在回家休息的路上，遇到一个菁山人，就被他拖住了。父亲在菁山做过三个月的伪镇长，日寇投降后国民党警察局没有找到父亲，想不到被一个菁山人无意中碰上了，如此就进了大牢。父亲被抓以后，母亲先得到消息，她吓得半死，就糊里糊涂匆匆带着妹妹躲到山里娘家去，把我丢下不管了。我那时太小，对大人的事似懂非懂，不过有一点是明白的，那就是父亲倒了霉，我们又要吃苦了。祖母很镇静，只有她沉得住气，家里出了如此凶险事，她竟毫不畏惧。第二天竟然送我到一所学堂去见先生读书。就是那一次，学堂先生给我起了个学名叫张企良，又安排我座位，发我二本书，我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学生生活。
　　　　
　　　　姐姐比我大五岁，但祖母不给姐姐读书，她说男孩子大了要出门做事，所以一定要识字，女孩子大了在家里干活，不识字也无所谓。这样姐姐就没有进过一天学堂，把上学的机会留给了我。祖母说家里再苦也要咬紧牙关让我上学读书，决不动摇。
　　　　
　　　　然而只过了三个月，我还是被迫辍学了。那是因为父亲的案子判定下来，刑期是二年，判刑后就要从湖州看守所转到长兴监狱去了。其实那时不少真正的汉奸摇身一变成了革命者，像父亲这种无钱的小脚色才做了替死鬼，服刑也是必然的事。
　　　　
　　　　父亲要在长兴监狱关二年，祖母毫不犹豫作了决定，要带姐姐和我去长兴陪伴父亲，在那里寻活谋生可以就近照顾牢中的父亲，直到他刑满释放为止。祖孙三人立即动身，风尘仆仆赶到长兴镇，祖母找了不少地方，总算免强租到了一楼一底带灶间的小房子，我们三人住了几天后，母亲带着妹妹也赶来了，如此我们一家算是在长兴会齐了。患难之中倒是很团结很好商量，那时一切都由祖母安排。母亲和妹妹住在楼上，祖母、姐姐和我三人合住楼下，安顿下来以后再分头去找活干。
　　　　
　　　　长兴镇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是那座林石桥了，那是一座高高的石拱桥，桥上面已损坏了好多石级，过桥如不小心就可能有危险，所以在我的感觉上好像桥高得可怕。我记得那时唱山歌似地说“不得了，林石桥，上桥如爬山，下桥吓破胆＂，当然夸张了些，不过在小孩看来桥确实高得可以了，每次走过大石桥，我那两条小腿会软得发抖。
　　　　
　　　　在长兴的二年里，祖母重操旧业替人缝补衣袜做针线活儿挣钱养家，姐姐十多岁了，她已经能挎起香烟篮头到街上茶楼酒肆兜生意挣钱。我也七岁大了，念不了书，干活又没力气，但也不能闲着，祖母安排我去野外拣柴爿，不管树枝．木块还是小竹子，好烧就行，拾回家来煮水烧饭可省下买柴的钱。从此我每天拿个小竹框，去竹园树林河滩坟地转圈子，一天能拣到几框烧柴。日子长了就更有经验，拾的硬柴越来越多，到后来，除给自己家里烧灶用外，还能把多余下来的硬柴卖给别人，为家里挣些小钱。妹妹当然不用干活，她太小了自顾自还不成呢。母亲就是领妹妹，同时还得跑监牢照顾好父亲。祖母不再安排母亲找活做，母亲也没主动去争钱，一切就顺其自然了。
　　　　
　　　　环境的艰难亲人的相聚使我的生活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比较突出的是母亲的态度完全起了变化，她再也不像在湖州时那样折磨我，相反会在祖母面前夸我几声，至于我要吃多少饭能干多少活她也一律不加干涉。祖母．姐姐和我就只管拼命干活，要尽力挣钱来买米买菜付房租，若是有了点多余，祖母就全交给母亲，由她去牢里打点或给父亲买些吃的穿的用的东西。因为挣钱不多，我们吃得很苦，差不多每顿都是薄粥，有时还会加点菜叶豆渣之类很便宜的东西，只有妹妹可以特殊，她能吃到馒头或大饼，祖母说，妹妹人小不懂事，吃不了大苦得让着她点。事实上比起湖州时候的生活来，妹妹也确实苦得多了。
　　　　
　　　　姐姐是全家挣钱的主力，她每天一早出门，天黑才能回家，东奔西跑就可兜售许多香烟，赚到需要的救命钱。因此祖母一直说姐姐最懂事。中饭我们都吃粥，只有姐姐特别优待，祖母专门给她烧干饭，盛好一大碗，又在饭上加上豆腐小虾肉骨头之类的小菜，装进一只小长篮，然后命我提上篮去大街上找姐姐送饭。姐姐吃饭时我在一边待着，有点眼馋，常常口水欲滴，她知道我中饭没有吃饱，往往就会省下一点饭菜装着吃不下了的样子，要我替她吃掉。每逢这种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想哭的冲动，我知道姐姐从小疼我爱我，有吃的就要留给我，待我真是太好了。
　　　　
　　　　天一黑姐姐准回家，只是累得倒床就睡觉，我当然也会很快躺下睡觉，只有祖母还要在昏暗的豆油灯下串针引线一直干到深夜。那时候祖母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痛苦，她是全家的支柱，困难再大，也从没听见她说一句抱怨的话，对父亲也没讲过一句责备的话。她只是说我们苦一点没啥关系，忍一忍熬一熬过去就好了，等你们父亲出来，我们家就会有办法好起来的。其实父亲在菁山时收入很不差，后来在湖州贩木柴条件也还可以，但他人在外面就很少想到家中还有个娘亲，更没想过要接她老人家出来一起享享福，这孝子二字真该加上个引号。等到父亲灾祸缠身落难时，也只有祖母才想到要就近照料儿子。她说过儿子过得好时，自己就该放心满足，从来没想过要跟着儿子去享受。相反如果儿子有难了，做母亲的就应该站出来有难同当，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呀。深沉的母爱才是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父亲精神上始终是富有的，而我的精神财富却贫穷得可怜，因为我出世不足三月，亲娘就离我而逝，从此我就再也无法得到母爱，也就是一辈子也没尝到过母爱的滋味，有的只是遭后母打骂的屈辱，所以父亲比起我来就要幸福了许多。
　　　　
　　　　整整二年，我们挣扎在长兴，过着艰难得不像人过的日子，咬牙忍受盼望父亲出头。父亲终于刑满释放回到了我们身边，我们期盼的好日子就会来了。因为父亲很小就闯荡江湖见过世面，他胆识过人有头脑还会做生意，所以他一有自由，就会谋划东山再起。
　　　　
　　　　果然父亲要带领我们尽快离开倒霉的长兴，然后再作谋生的打算。后来父亲经过慎重思考定下了方略，决定远去上海谋求发展。他说，上海是个好地方，高楼大厦电灯电话车水马龙人头兴旺，低头能在地上拣到钞票，简直就是人间天堂。父亲决定去上海闯荡，祖母和以前一个样，既然是儿子的意思，她就支持。她忙着给父亲整理行装，还尽量多凑点钱，她说穷家富路，出门在外一钱难煞英雄好汉。上路那天祖母亲自送我们登上湖州到上海的大轮船，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留在了家乡，她怕拖累儿子手脚，宁肯一个人返回林塘湾去苦挨岁月。
　　　　
　　　　我那时刚到九岁，当我登上从未见识过的二层大轮船时，就幻想着天堂上海的美好生活，快乐得忘乎所以，早就忘了去林塘湾的祖母是何等的凄凉和孤独！我一个劲地拉着姐姐和妹妹在船台上跳呀唱呀笑呀，多么无忧无虑，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四．大上海的童工生涯
　　　　
　　　　几声汽笛响过之后，轮船慢悠悠靠近上海码头，船一停乘客挤着上岸，我紧跟着父母顺着涌动的人流磕磕碰碰出了船舱，走过跳板跨上码头，激动万分地踏上了大上海的土地。
　　　　
　　　　上海真大真气派，我东张西望满眼惊奇又是满腹的问题，马路好大汽车好多，男人女人都穿得好时尚好漂亮，到处是高楼大厦，一切都如父亲说的一样。不过当我一路走一路找，过了好几条马路仍不见一分铜钿时，心想大上海地上能拾到钱的说法可能是假的。
　　　　
　　　　父亲带着大人小孩去投奔一家亲戚，那地方在西藏南路唐家湾菜场附近，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湖州老乡接待我们，他也是早二年来上海闯荡的生意人。主人十分殷勤随和亲亲热热，让座倒茶，说一路辛苦休息会儿再说。因为天早黑了，他家晚饭早就用过，所以当他知道我们还饿着肚皮时，就张罗家人烧菜煮饭准备热水。他和父亲交谈很热烈，一再鼓励说你们来上海来对了，闯天下第一就要有胆量，没有勇气的人就只能缩在湖州乡下苦一世，上海地方大，人气足，生意好做，你们不用怕，慢慢会好起来，凡事开头难，时间长些总会找到路子，只要能站住脚跟也就有了生路。尽管主人热情好客处处不让人感到拘束陌生，但住房就这么一间，估计不足二十平方米，就他们自己一家己经不很宽敞，而当下要加进我家大小五口，不知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安置我们睡觉。主人如猜到我们的心思一样开怀大笑，说你们在担心今晚要贴在墙上睡不成觉了吧？用不着担心的，抬头往上看，那不是个小阁楼吗？正好给你们一家人派上用场了。我仔细打量，果然看到一只小竹梯塔在门角边上，从梯子上去真有一个高不足一米，宽度约有三米，用木板钉成的，像一只大木箱一样的小天地，名符其实的空中楼阁。爬上去大人只能坐着，小人也站不直，躺倒睡觉倒无碍大局。
　　　　
　　　　这天晚上我们全家先后从竹梯爬进了如鸟巢似的特殊建筑，第一次享受起大上海的天堂生活来了。令人丧气的是大小五个人加上行李包裹挤得难以翻身，大小便更得小心翼翼地从人身上爬过后，才能“嘎吱嘎吱”沿着梯子往下走，极不方便。但能找到这样的安身之地己经是不幸中大幸了，还想挑剔什么呢？
　　　　
　　　　到了第二天，天刚亮父亲就叫醒我和姐姐，要我们拿上小布包跟着他出门上路。我们不知道要去干什么，只是随着父亲急急地在马路上行走，然后又乘坐一辆电车，车过了好多站才下车，接着又走了好长一段路，一直走到了开封路上，找到一个大弄堂，口上有一家小饭店，父亲才告诉我们，以后就让我俩在那饭店里学生意
　　　　
　　　　我们见到了饭店的老板和老板娘，夫妻两长得出奇的肥胖，似乎走路都难，而且都上了年纪，不是六十也要五十出头，父亲要我们叫公公婆婆。原来他们也是湖州同乡，算起来还是远房亲戚。父亲和老板交谈好一阵子，先是诉说一家的不幸，来上海的种种困难，然后很不好意思地要求两老收我姐弟在店里干活，答应不拿工钱只需给些饭吃就行。两老人果然很同情父亲的不幸遭遇，一口答应他的要求，让姐姐和我在饭店里干活。说定以后父亲就起身告辞，姐姐和我送出门外，含着滚滚热泪呆呆地望着唯一依靠的父亲，渐渐消失在远处的人流里。
　　　　
　　　　阿公阿婆说起话来很甜，但分派活儿一点不留情面，姐姐每天负责开店门．排桌凳．洗碗．端盘子．扫地擦桌，反正有空就得干活不许偷懒。而我呢被派为专职拉风箱。那时都不用电风扇，炉堂里的火就靠风箱来控制，饭店关键就靠炉子，所以拉风箱可是很吃紧的活儿。但我以为拉风箱么一进一出来来回回，很是轻松，容易对付，谁知一天拉下来就脚瘫手软腰酸背痛叫苦连连。这是一只大风箱，能管几只炉堂的火势，一开市烧菜不断，就要保持很旺的火势，风箱就得一刻不停地拉着，时间一长气力就不够用，刚想停下来歇歇力，厨师就大喊用力拉，我就只得全力投入拉个不停，一会儿，汗水如雨往下掉，衣服都挤得出水来。即使热得昏头昏脑，但二只手却仍机械地运动着不敢再停下来。小店生意越好，风箱拉的时间越长，我左手酸了换右手，一只手拉不动了就双手一齐上，双手也无力了，就伸开双脚借助身体的重力拼命地来回拉。厨师不说停，手断了骨碎了我也得继续不断地做动作，否则菜烧坏了我拿什么去赔钱呀。不是夸张，逢到营业高峰，我连喝水拉尿都得憋住，否则师傅定会发火骂人。当然也出现过拉久了无力了风箱动不了的时候，厨师可真狠，一面骂一面用脚踢，踢得我泪水直流，但人人都在忙活无人来帮我，我只得拼上小命去对付这只可怕的风箱，直到厨师说停时，我往往就地倒下了，连命都不想了。这种日子比在长兴拾柴爿要苦得多累得多，但老板还算和善，也不骂不打，饭菜大量吃不作限止，因为客人吃剩的东西多得吃不完。既然肚皮能吃饱，那么脱皮换骨的生活也只好熬着做了。姐姐和我一样累得不行，有时连鱼肉白米饭竟然也不想吃，尽想躺倒睡觉。
　　　　
　　　　说到睡觉两人也受了不少罪。我和姐姐就睡在用木板塔在弄堂口的一间小小阁楼上，一想起阁楼，至今我还会毛骨悚然不寒而慄。小阁楼没有床，也没有被子蚊帐，仅仅在楼板上铺一层申报纸，我们两姐弟就只能和衣睡在报纸上面。刚进店时天还很热，干完活爬上去躺倒就睡着了，不盖被子也不在乎，只是那里蚊子特别多特别厉害，叮得我们手上腿上脸上露肉的地方到处是痒块。一觉醒来奇痒难熬，老板很同情我们，但无法解决。他们说你们父亲没给你们拿来行李铺盖，也就够你们受的了，我们爱莫能助呀。后来给我们点上木屑蚊香，多少起了些驱蚊作用。
　　　　
　　　　好不容易熬过了热天，一入秋，蚊虫之罪就快熬出头了，但低温和寒风却比蚊虫厉害得多，躺在地板上木头一下子似冰块一样冷得收骨头，我们既无垫在身下的棉垫，也无盖在身上的棉被，只能将所有的衣裤都穿在身上，倦缩在破报纸上，半夜冻醒过来牙齿格格地抖响，再也无法入睡了。老板娘看我们可怜，给了我们一件破旧不堪的橡胶雨衣，让我们盖着暖和些。他们自身也很困难，没有多余的棉胎，不能帮我们。没办法，姐姐就紧紧地搂着我，靠两人的体温互相取暖。这种境况和大街上的乞丐流浪者所差无几。虽然多了个屋顶，但还是其冷难当。后来我们实在熬不住了，就想逃出去找父亲。好在我们没有行李走个人而已，挺方便，不会引人注意。于是有一天，我们偷偷溜出店堂谁也没注意，更无人想到我们要逃跑。出了店门我们先慢慢地走，走远了就没命地跑，冲过了两条马路，回头看不见有人追来，逃脱肯定毫无问题，只是我们能逃那里去呢？我们根本不知父亲借住的唐家湾该怎样走，看起来每条马路格局都一样，高楼店铺车辆人群，根本看不见父亲的影子。这时候逃跑的兴奋全都冷淡了，换成了恐惧和沮丧。可怜姐弟俩在马路上徘徊不前，不知该何去何从，最后还是决定原路返回，逃跑的企图刚升就灭。我们偷偷溜回店内，幸好还没开市，老板伙计都没发觉我们曾逃跑过，一切照往常一样开工干活。逃跑的失败让我们彻底丧失了信心，以为只有累死冻死在这小楼里了。姐弟俩在绝望之下只能咬紧牙关忍受痛苦的煎熬，活一天算一天吧，实在是无法可想呀。如此就一直熬到了冬天，在一个下大雪的日子，我真的不行了，竟然昏死在地板上，还不断说胡话，最奇怪的是全身上下止不住地激烈颤抖，上下牙得得得地碰响。姐姐吓得没了主意，紧搂着我不停地晃，大声地哭，没命地喊，可小阁楼离店堂有点距离，一时很难听到，所以直到饭店开市，厨师找不到人拉风箱干活才让老板娘来找我们。老板娘一看我的病势十分严重，也很害怕，急急奔下楼去想办法。大概老夫妻俩太过紧张一时手足无措，等了好长时间才走上楼来。他们怕我横死在小楼上不好交代也说不清楚，所以打定主意乘我还有口活气当儿，赶快把我送走。他们叫人把我背下小楼很快叫了辆三轮车，由老板娘出马直送我们姐弟俩去唐家湾找我们的父母。三轮车被紧催之下赶到了唐家湾，父母亲见我病得那么凶险着实吓得没了方向，可又不敢对老板娘说三道四，有泪只能往自己肚里咽，无奈之下反而对老板娘陪着小心，违心地说些表示感激的话，然后还雇车送她回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慢慢有了点知觉，模模糊糊似乎听到父亲的声音，眼泪止不住滚了下来。说来也实在奇怪，才我醒来，意识到父母亲就在身边，总算有了依靠，紧张而痛苦的心情立即获得缓解，毛病一下子好了不少，再加上钻进了温暖的被窝，喝了几碗姜糖汤，出了几身大汗，美美地睡了个好觉，那吓人的颤抖怪病竟然就不治而愈了，一家人吊起的心才放了下来。
　　　　
　　　　从此苦难的童工生涯终于告一段落，细算一下前后有半年光景，我没有冻死实在是老天保佑，也许是自己生命力强盛，或可说是命大福大吧
　　　　
　　　　要是真冻死了，那肯定是白死，能怨谁怪谁呢？
　　　　
　　　　五．在大上海上学和做生意的日子里
　　　　
　　　　结束了童工生涯和父母住到了一起，虽然住的是箱子样的阁楼，每天只能钻进钻出过日子，但身心却无比舒畅，享受着有家的幸福。那时父母在亲友的帮助下早出晚归做一些马路零售生意，主要贩卖那种女孩子喜欢的飘带．花边．手帕．毛巾．头饰等小玩意儿。批到了货就拿到马路上人多的地方摆地摊叫卖。经过一天的奔波，运气好的话赚的钱就足够一家人吃用开销。我和姐姐归家以后，经济负担增加了，因此父亲必需多进货，好让我们姐弟两也能参加叫卖做生意，指望能多赚些钱，可养活五口人，也好早点在大上海站住脚跟。
　　　　
　　　　摆地摊并不很难，一学就会。关键是必须谨慎地避开警察的眼睛，时刻要提防警察来没收货物。一见警察立即逃跑，越快越好，假若跑慢了让警察抓到那就倒大霉了，货物充公人财两空，连老本都完蛋了。警察冠冕堂皇巡查，说摆地摊有碍市容，抓不到作罢，抓到了就不客气，所有货色和现金全部要充公，还要抓人到局里去登记处罚。如此，每个小贩见警察都如老鼠见猫，怕得要死又恨得要命。
　　　　
　　　　父亲让我和姐姐搭配，姐姐摆摊叫卖，我负责望风。望风是行话意思是负责观察警察的动静，一有情况立即发出信号，好让姐姐及时逃走。那就要我做到灵活机动，眼观四方耳听八方。我就把全身神经都吊了起来，只要远远发现警察的一点影子，马上发信号叫姐姐快跑，姐姐很老练，一接信号马上停下生意，包起货色迅速撤离，让警察扑空。这真有点像猫捉老鼠的游戏，带有些神秘感，对小孩来说很有趣很刺激。也许小人比大人机灵，每次望风我都能及时发出警报，姐姐也总能纵容转移，生意做得比父母要顺当。到后来我们不再怕警察而是玩警察，他们来了我们跑，他们一转身我们又叫卖起来，在他们屁股后面耍花样。父亲怕我们出事，严厉地责备我们。说做生意可不是开玩笑，一旦被抓住后果不堪设想，没有了本钱那里去赚钱？借的债怎么还？一家人能喝西北风？听这么说，我才紧张起来，明白生意成败关系到一家人前途命运，谁也不能掉以轻心。从此我望风特别认真，再刺激的场面也休想分散我的注意力。一出门神经就高度集中，脖颈连轴转，不敢开一点思想小差。一天下来累得可以，躺倒就睡死了。
　　　　
　　　　说来也怪，这种忽隐忽现的游击生意，买客倒也很开心很配合，我们刚摆摊，买客很快就会围拢来，他们都想买点便宜实惠的小商品。人一多生意就好，可警察就会加强巡查。所以生意好做的地方风险也大，但我们做惯了，胆子也大了，就是喜欢向人多的地方去叫卖，而那些买客挑货付款都能自觉加快速度，一到我们急需收摊逃跑时，买客都很帮忙，飞快弃货或者付钱，主动掩护我们逃走。决无人乘机为难我们。几个月做下来，我们竟然赚到了许多钱，父亲说还了债还有积余。日子就这样忙忙碌碌地过下去，我们都相信会一天天好起来。
　　　　
　　　　这时候，父亲却想到了我的将来，他想让我上学读书。，怕我长大了不识字无法谋生。我能上学，当然很高兴。背起了书包，由父亲领着，进了唐家湾小学，第二次跟着老师念起书来。这次上学时间较长，前后达一年多，已经升上了二年级。但我觉得好景总是长不了，刚刚有了安宁的环境世界又不太平了。日本鬼子算是投降完蛋了，可上海滩换来不少横冲直撞的美国兵，上海市面相当混乱。大马路上经常出现游行队伍，有人发传单演讲，也有警察和老百姓冲突，还有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横冲直撞，商店有开也有关，老百姓到处排长队买米买盐买生活用品，物价飞涨，谣言四起，社会动荡不安，天一黑，到处戒严弄得人心惶惶。我们学校也极不正常，上课没有老师，放学大大提早，有些天简直似放假一样，到处吵翻天。那时候我们低年级小学生真不懂事，以为老师不管就自由了，玩的时间多了，功课也没有了，开心极了。
　　　　
　　　　有一天放学很早，我们七个小同学看到马路上停着一辆卡车觉得好玩，一齐爬了上去，在车上又跳又喊吵闹不休，不知不觉中突然响起了马达声，接着是车轮滚动，原来有二个美国兵坐进了车头发动了机器将卡车开动了，他们大笑着不让我们下车，吓得我们大叫大嚷哭声连天，可美国鬼子仍不停车存心要我们好看。这时候大家急死了，怕被他们抓去埃打，就一个个冒险往车下跳，摔在地上头破血流四脚朝天，车上的美国兵拍手叫好，我跌得很重，手臂大腿都擦掉了皮，七个人都受了伤，老师赶上来也没办法，更可气的是二个警察看到了也不敢制止，看见只当不看见。后来我们听大人说，美国人横行中国和日本鬼子一样欺侮我们，叫我们离他们远些。
　　　　
　　　　又过了些日子，市面更其混乱，许多商店关门停生意，我们学校也无老师上课，大家就在课堂上打弹子翻夹子溜小车滚铁环什么都有。我与大家一起玩，虽然学校里不上课，可我还是要玩到天黑才回家。在这段日子里，我喜欢上看小人书，马路旁有几个小人书摊头，出了钱就能租书看，我会在书摊上看大半天不走，大多时间是靠在别人旁边借着看，照样很过瘾。当然有钱时就会挑挑拣拣看个舒服，渐渐我迷上了小人书，觉得看书比玩游戏有趣，一有机会就溜书摊。我后来读书兴趣极浓，养成习惯，就是看小人书打下的基础。
　　　　
　　　　学校不上课，但考试依旧，这我一点不怕，考就考，从来就不紧张，事实上父亲从来不问我考了几分，我自己更无所谓。要紧的是留级还是升级。幸好我有很过硬的应变能力，每门课都能考及格升级不会有问题。从来没有发生过老师上门告状的事，父亲对我很放心
　　　　
　　　　又过了些日子，情况更加复杂了，大街上不时出乱子，大人们也不大敢出家门，如果非要出去，也往往来去匆匆，悠闲游荡的人几乎绝迹。这种市面苦了父亲那样靠摆摊叫卖维持生计的小贩，他们喊破了喉咙也叫不来顾客，缺少了人气货色卖不掉，钱赚不着一家人的生活受到威胁，生存也成了难题。更要命的威胁是查户口，警察不厌其烦一次次上门核对检查家里的人数，如若发现有多出来而未报户口的人，二话没说带到局子里去查问，态度很凶如狼似虎。他们强调查户口是为了防匪徒作乱，是要整顿社会秩序。我们一家五人没有户口，报的是临时住几天，遇到查户口就要过难关，房主人每次都想尽办法为我们说好话，有时还塞钱给警察，才马马虎虎给过一次关。但没过多久他们又来了，又得好说歹说送钱了事。如此下去决非长久之计，只要有一天满足不了警察的要求，警察就会耍横，一家人连带房主人一块倒霉，也就是说大祸随时可能降临，想到可能累及好心的主人家父母于心不忍，所以父母再三商量，决定要尽快改变这样的局面。既然我家在上海的境遇已岌岌可危，赖着不走是行不通了，父亲以为迟走不如早走，尽早离上海到别地去另谋出路，诺大的天下一定会有我们生存的去处。同时能让父亲下决心离开上海的另一方面原因是母亲快要临产了，要是在唐家湾那狭小的屋子里生孩子，不仅不方便，而且打扰主人家太过分了，一件件麻烦事给人家增加了许多的压力，实在太不好意思了。主人虽什么也不说，但我们应当心中有数，非走不可了。
　　　　
　　　　一九四七年初春，我不得不辍学了，因为我要跟着全家离开大上海到别处去另谋出路。我们掮着提着大小不同的包裹行李，一次再一次地向主人道谢和告别，坚决拒绝主人的诚恳挽留，拖拖沓沓逃难要饭似地由父亲领着匆匆上路，又一次奔向了茫茫的未知世界，不知哪里才是我们存身活命的所在。
　　　　
　　　　六．初临青浦的日子
　　　　
　　　　离开唐家湾借住的那间屋子，我们又走了很多路才挤上一辆尾部冒烟的柴爿车。那时有些客车是烧木柴启动的，样子很难看。这种车子往往在很窄的沙石公路上行驶，车子一开黄尘迷漫连天空也变灰了。我们就坐这种车怅然离开了所谓人间天堂、实质上已经危机四伏混乱不堪的大上海，心有不甘可也无可奈何。
　　　　
　　　　由于道路高低不平，车内颠簸厉害很不舒服，真希望车子快些到达，可黄沙公路长得不见尽头，罪可有得受了。公路两旁全是接连不断的农作物，不时能看到一个个小村庄，茅草棚居多，可见农村极为贫困。但那清清的河流，苍翠的竹林，仍然让人感受到浓烈的田园风味，我十分清楚父亲带我们离开的是大城市，投奔的是贫困乡村。
　　　　
　　　　汽车颠簸了大半天，终于停在一个小车站上。旅客急忙下车，我们也全下来了。我一看站牌才知到了青浦地界，真是陌生得很。
　　　　
　　　　青浦当时还是江苏省的一个县城，地名带点诗情画意，与所见环境很相称，河流大．流水清．绿树成荫，古朴的城墙十分雄伟，我见到这一切，不由得因新奇而产生好感，心里有点喜欢。
　　　　
　　　　初春时节寒风料峭，我们走在北风刮起的尘埃中，衣履不正，更像是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当时我们也顾不得有多狼狈，兴冲冲走近城楼，那城楼叫东门。门前有一座大木桥，架在六十米开阔的护城河上，如果这木桥能吊起来，就可使两岸道路断开，但我们见到的东门桥，已固定死了，不能再起吊。桥下的护城河水清流急，大小船只在河上行驶，来去如梭，船码头极大，停泊许多运输船只，似乎相当繁荣。
　　　　
　　　　东门城楼极为高大，城门结实厚重，进了城门就是一条大道，直达城中心，城中心有一条很繁荣的商业街叫做聚星街，街面宽敞，两旁店铺林立，街上人头兴旺，人气很足。父亲带我们走进一家饭店，他很快就认识了店内的伙计，两人有说有笑地交谈许久，父亲就了解了不少当地的情况。然后他让我们在饭店里休息吃饭，他自己一人去找地方借房子准备晚上过夜的地方。我们在店里足足等了三个多小时，父亲才回来。于是大家又背起行李包裹由父亲领着去到公堂街的一条弄堂里，住进了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的低矮小屋，一家人就此算有了落脚点可以安定下来了。没有想到在青浦一住就是几十年，还在此生儿育女，渐渐成了青浦人。
　　　　
　　　　青浦只是一个小县城，与上海市区当然无法相比，不过县城有县城的优点，没有大上海那种逼人太甚的气氛和混乱不堪的场面。青浦人似乎都不慌不忙，做事安步就班，交谈从容不迫，神态轻松自如。大街上决不会出现一个外国兵，连巡警都找不出来，环境绝对安全可靠太平无事。我们家安顿好以后，父母顶要紧的是筹划全家人的生计，父亲凭他多年闯荡江湖的经验，早在未离上海时就采购了许多价钱十分便宜的零头布料，打在三个行李包裹中，所以住宿时解开包裹把布料集中起来，第二天就可上街做生意，一点难处也没有。
　　　　
　　　　意想不到的大好事说来就来了。也许青浦城里从来没有人出售过零头布料吧，我们的小布摊一摆出来，就围拢一群看新奇的行人，由于我们的货色种类繁多花色艳丽而且价钱便宜，对一般家境不富裕的小老百姓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这叫做一出手就能投其所好。人们立即你挑我拣争着购买，一批刚去一批又来，因为要价不高很少有人还价，付钱取货成交迅速，一天下来卖掉了一大半，第二天就销售一空，换来不少现金，父母一下子愁脸生花眉开眼笑，庆幸自己来对了地方，说青浦真是好地方，做小生意也能赚大钱，我们就会好起来了。
　　　　
　　　　卖完货色以后，父亲就带了现金单枪匹马一个人重返上海去批货色。在上海仅过了一夜，就带回来二个大布包，货色比前次多了近一倍。第二天，一家人全体出动，上街摆摊叫卖。跟前次相同，生意火爆，一连几天又卖空了，当然这次赚的钱更多。接着父亲又得去上海批货，如此来往多次，布包变钞票，钞票再变布包，本钱逐渐大了起来，除了零头布还开始整段整匹地进货，流动的小布包变成定点的大布摊，姐姐和我自然是父母的得力助手，货色愈多生意也就愈大。需要的人手越多越好，然而就在这个发财的当口上，母亲却不适时宜地临产了。就在临产那天，父亲还在上海进货，母亲躺在床上只有姐姐陪伴，到了深夜母亲痛得越来越厉害，可能就要生了，姐姐不敢离开，就命我去找接生医师。当时在城南有个私人医院，从公堂街走过去要经过一大片荒凉的坟草夹杂之地（解放后开辟出来叫解放场），黑灯瞎火的看不到人家，十分吓人，我一出家门就觉得害怕，就想缩回屋里躲起来，但母亲痛苦的呼喊又逼着我重新往外冲。十分无奈之下，我想到了用唱歌壮胆，于是一面走一面唱，由小声到大声，直到走完这片荒草地看到了人家才停下来。我总算没有辜负使命，请来了医生，母亲也就安全了。当时我已十岁，这次冒险夜行使我一下子成长了，胆子变大了，以后就不信神鬼不怕走夜路。我觉得自己挺了不起。
　　　　
　　　　母亲顺利地又生了个妹妹，起了名字叫丽华。有了丽华妹妹后母亲就无法外出做生意，因此，父亲更缺不了姐姐和我这两个小帮手。那时候天一亮我们就起床赶紧烧早饭做家务，收拾好后就帮父亲掮上大小布包上街设摊，要选个好地段又要不妨碍别人的买卖，摆好摊就帮着叫卖。起初布料不太多，一次就可拿完，后来货色不断增加，整匹整卷的就有不少，没办法，摆摊完成后就由父亲做生意，姐姐和我还得跑第二趟第三趟，直到把货色全部扛到摊上为止，晚上收摊又得重复一次。这段运货距离少说也有二百来米，一次总得扛二十来斤。刚上肩还不觉重，中途就有点吃不消，越走越重，腰酸背疼汗滴直淌，不断换肩左右捣腾就是不能放下休息，因为怕弄脏了布料买不到好价钱，所以再累也要咬牙忍耐坚持到底。到了冷天更加尴尬，寒风凛冽中两只小手必须露在风口里紧紧抓住肩上的布料，因而手指冻得由红返青水晶似的，与冻僵的萝卜一个样，真的很可怜。当时的日子就是这样既艰苦又沉重，但因为能赚钱精神很振奋，苦也不怕。姐姐和我始终很努力，从未出过差错，帮着父母挣钱养家。一年不到，生意做得好发了点小财，父母脾气也就特别好，已经不太吵骂，全家都感到紧张而快乐。吃也改善多了，常常有鱼肉上桌了。年关临近的时候，生意做疯了，储备的所有货色竟然脱销，钞票要用旅行袋装，估计开个布店也可以了。
　　　　
　　　　过了个快乐的新年，母亲产后己康复健壮。需要去上海进货时，夫妻俩人商量决定一块去上海。以前一直父亲一人进货，这一次出了新花头要夫妻同行，无非想趁机夫妻双双游上海乐一乐吧，岂知就因为这个不该的念头，一场大祸不招而至，差点毁掉了全家。
　　　　
　　　　那天，两人兴匆匆带了所有资金出门，钱装在一只中号旅行包内由父亲拎着母亲护着喜气洋洋乘车而去，期望着进大量货色再来更大的发展。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在得意之时往往灾祸也就潜伏其中，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我们那可爱的父母双亲就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之中，全然不知灾难之神已经紧随其后，因为两人同行只顾快乐忘了谨慎小心，拎着那只旅行包上车下车毫不在意。可就在一辆拥挤的电车上，父亲拎着的旅行包被小偷划了一刀偷走了所有现钞。等父亲觉得有异时，小偷已不知去向，父母大喊大叫已毫无用处，辛苦了一年得来的资财不翼而飞，全家生存发展的基金无一保留。老古话，猴子藏不住钱，一家人的血汗竟好了个扒手，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当时夫妻俩慌了神，又惊又怕，简直是神智错乱。从大喜到大悲竟然只在一瞬之间，反差之大难以形容。美好的前景一下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惨状，换了谁都无法接受。进货．叫卖．赚钱．丰收何等欢乐，怎会想到一去上海会全部泡汤，希望就此毁于一旦，夫妻两人愁得跳黄浦江的念头都有了。可青浦的四个小囡怎么活？没办法还得想法活下去。那时父亲口袋里仅留买电车票吃饭的几个另钱，回青浦也不够用，真是又窝囊又沮丧。原本是有钱人一下却成了穷光蛋，没有了线就寸步难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迷信的说法父亲命里不会有钱，就是有了也得失去。确实如此，从他少年出道，青年豪情走江湖，甚至壮年老年的种种风风雨雨，每每都是使出浑身解数七上八下来来回回一招又一招，沉了浮起，浮起又沉下，弄到最后仍然两手空空，直到寿终正寝也仍是毫无建树，留给小辈无数的遗憾。唯有养育了一群儿女，在人间留下些痕迹，也算是尽了责任。当时失窃之后夫妻相对哭泣，悲愤难言，许久无法平静下来。到了深夜，原本打算借旅馆享受一下的，可没了钱就只能露宿街头与流浪者为伍了，天上地下变化难料，想想都可怕，血都耍喷出来。
　　　　
　　　　父亲不愧是江湖浪子，面对绝境他仍能镇静思考寻找出路，他想到了在上海的湖州老乡，就一家家上门求助，他不甘心就此穷困潦倒，他要想方设法重起炉灶东山再起从头开始。夫妻俩忙着奔波借钱，几经努力，终于多多少少凑了一些。钱不多但非常可贵，两人极为珍惜。饿着肚子舍不得买吃的，走得极累也舍不得买票坐电车，省下每一分钱统统用来批零头布料，居然又打了二个小包，就匆匆返回青浦。
　　　　
　　　　我们四个小囡在青浦家里等着父母回来，并不知道父母钱已被扒光，因此还眼巴巴盼父母从上海带回来好吃好穿好玩的礼物，哪里想到父母回家来的脸色是那样难看，凶狠得吓死人了。我们都很识趣，连忙闭嘴躲得远远的，原先嘻嘻哈哈挺热闹的屋子立即变得冷泠冰冰毫无生气。如此过了好长时间，气氛才渐渐缓和下来，父亲总算有了些笑容。他告诉我们丢钱经过后说，钱没有了再去赚，我们重新再来，不要害怕。这就是父亲的性格，逆境中不失勇气和信心，敢于认输而又永不言败。我们很听话，跟父亲上街摆摊叫卖零头布，和刚到青浦时一个样，实实在在地从头开始。幸好当时市场需求量仍旧很大，上海带来的少量布料很快就出手了，资金又多了些，青浦熟人那儿又凑了些，父亲就急着去上海进货。第二天就赶回青浦卖早市，抢分夺秒拼着命地干，一心要把损失补回来。如此努力之下，布料又逐渐多了起来，日子好过多了。再后来，父母商量着作了些变通，由母亲带我们摆摊，父亲专门负责进货，不再卖光了再跑上海。这样一改，货源接连不断地供应，就可天天摆摊营业，销货效果明显提高。又辛苦了一段时间，实力大增，恢复了不少元气，劲头就更大了。
　　　　
　　　　转眼就进入夏天淡季，由于这年春天大水泛滥成灾，春季农作物几乎颗粒无收，农民手中无粮无钱，买布料做夏衣的计划落空，我们的零头布价钱再便宜也仍无人问津，生意出奇地清淡，直到无一开张的地步。这下可急坏了父亲，他成天哭丧着脸心事重重。而母亲却翻了脸，脾气比有钱时大不一样，常常会大发其火。可见她能共享快乐，却不善于分担忧愁。当父亲心情烦躁不堪时需要亲人安慰时，母亲却毫不理解，非但不说一句安慰话，反而要寻事生非火上加油，闹得父亲离家了事。这时候，我和姐姐就代替父亲成为母亲的出气筒，尽管我们做事小心翼翼、喘气都不敢出声，但仍无法躲过母亲那种刁蛮狠劲，她会变着戏法无事生非地整人。只要她胸口的邪气未出尽，我们就得遭殃，不是无缘故地挨骂就是突然被打。
　　　　
　　　　父亲脑子灵活，又熟悉母亲的脾性，所以完全明白我们受辱的可怜处境，为了求太平免淘气大多时候他睁一眼闭一眼，只作不知道，但他从小走江湖形成的仗义执言好打不平的秉性，仍然无法容忍母亲过分的凶蛮恶毒，因此往往会突然出面干涉，为儿女声张正义。可他没有想到他的出场往往正中母亲下怀，母亲就可趁机大肆发作，拍台拍桌摔东西，抓呀拧呀地折腾，久久不肯收场，非要头破血流不可。我和姐姐真是无辜，自从钞票被扒后，家中就没了安宁，夫妻战争不断，小吵天天有，大打三六九。更糟心的是父亲心灰意懒，一吵一气就去外面喝闷酒，夜半三更醉醺醺地回家重新开打，我们只得哭喊着拼命拉架，我们时刻处在恐惧不安之中，度日如年忧心忡忡。
　　　　
　　　　老古话家和万事兴，像我家这样下去就要万事空了。我们着急父亲更着急。过不多久，父亲就清醒起来想办法找出路寻求生机。眼见镇上生意打不开，就设想能不能送货下乡呢？也许走村串巷会有点生意，就可以度过难关了。这点子带来希望，父亲就派我们姐弟二人送货下乡，于是我们一人背一个包，里面装着零头布．小孩衣裳裤子．毛巾手帕等东西出门去乡下兜售，这样我们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张家第二代小货郎，开始为一家人的生活疲于奔命了。
　　　　
　　　　那时节，姐弟俩得一大早出门上路，一般都从小西门出去，向西乡走，沿着去朱家角的乡间大路一个村一个村地迂回前进，一面走一面喊：“小囡衣裤布料毛巾手帕便宜大减价快来买呀！＂ 头几天果然大有收获，竟有十几笔生意进账，但几天一过，叫卖就不太灵光，成交渐少，还出现颗粒无收的场面。但我们仍是坚持不懈天天前去，向更深更远的村庄发展，几乎跑遍了大小村落，多远也不顾，只盼有生意。
　　　　
　　　　因为是夏季，我俩头顶烈日脚踩火烫的乡间小路三十里四十里地奔波，双脚早就起泡变老茧了，往往口干舌燥饥肠饥辘辘还不能歇脚，还得找买主。我们常常渴了喝河里的生水，饿了吃带着的烧饼或熟山芋，天天如此风雨无阻。好在是大热天，淋雨也不冷，太阳一出很快就干了。我最气不过的是辛辛苦苦拼死拼活地干，却仍不能讨得母亲一点点欢喜，听不到大人的半句好话。家中仍然弥漫着一触即发令人心寒的冷战气氛。两个妹妹都不懂事，总是哭呀闹呀烦得要死。我们累得半死回家还不能休息，还得淘米烧菜领妹妹。有什么办法，两人默默无言地赶紧忙起来，尽快安排好晚饭，好能早点睡觉。
　　　　
　　　　姐姐比我更受罪，压力也大，而且还要关心我保护我，一回到充满恐怖的家中，姐姐就冲在我前面去对付母亲，而后就抢着干活尽量让我多歇歇。她常安慰我要我咬牙忍耐，可她自己却躲着我偷偷流泪。坦白说，我对这个家庭毫无好感，总想早些出门迟些时候回家，好少受点窝囊气。
　　　　
　　　　整整一个夏季，我们在艰难中熬过来了，皮肤晒黑了，人也瘦了不少，但货色也卖掉不少，争下了钱，帮父亲过了难关，我们心里很踏实很高兴。快入秋了，街上的生意逐渐兴旺起来，我们就不再下乡，继续帮父亲在镇上摆布摊做生意。有了这段经历，我们再不怕吃苦，我们相信靠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家一定能在青浦生根立足，而且好日子还在前头。
　　　　
　　　　七．最好的父爱
　　　　
　　　　一入秋生意好了许多，我们有了较多收入，生活也就好起来了。母亲的情绪坏得快好得也快，有了钱她脾气也好多了。夫妻战火有了较长的间歇期，大家就轻松多了。
　　　　
　　　　父亲一有点办法，就不忘送我上学读书，大概这就是最好的父爱。
　　　　
　　　　于是我第三次挎上了书包，走进有点名气的青浦城厢第一中心小学，那时己经十二岁了。先生不喜欢张企良这个名字，给我改了个新名字叫张振华，以后一辈子就用这个名字了。
　　　　
　　　　在林塘湾上学不足三个月就退学，到上海没读完二年级就离开了，那么到青浦我能否直接进三年级呢？大家心里都有些犯愁。为此，父亲找先生交谈了好长时间才算落实下来。父亲还不放心，临走又到三年级教室看我确实坐在了位置上，才笑着向先生告辞。父亲这细微的动作竟让我鼻子酸酸的几乎哭出声来。这时我深切感受到父亲的关爱，觉得又温暖又自豪，决心要好好读书，长大孝顺父亲。
　　　　
　　　　我成了三年级小学生，但早上起来不忘帮父亲背布匹上街摆摊，放学后也急着去帮忙收摊。读书干活两不误。在我的印象里，当时读书很容易一点也不难，书包也不重，作业也不多，放学也不晚。离开学校的时间一般都是玩，可成绩并不差。至于小考大考也用不到担心害怕，稍加复习就很容易对付，关键是上课必须听懂记住，下课就放心去白相。每次考试我大多能进入前三名，从未挂过红灯笼。四年级我当了级长，并被学校军乐队招为小鼓手，确实是神气了好一阵子。不过我不喜欢当时很荣耀的童子军，也实在无钱购买童子军的制服和其它装备。所以只要学校举行童子军操练和活动，我准会躲得远远的，连看都不想看。我喜欢和穷哥儿们结伴去校外踢皮球或者爬树捉虫摘果子。
　　　　
　　　　让我十分感激父亲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去了林塘湾把祖母接来青浦和我们一起过。从此我就可以天天见到祖母，得到她的爱护。我们家再一次团聚在一起了。我觉得父亲很了不起。
　　　　
　　　　接着又有好事发生。父亲的精明能干和江湖义气在青浦商界圈子里有了很好的反应，也交了些讲得来的朋友，某中有些还是青浦老土地。他们都很有经验，就帮助父亲在青浦城内找个立足之地。首先帮我们选了块空地，那地在老城隍庙出口处，石碑楼的南侧。此处野草遍地、垃圾成堆、荒滩一片，因此无人顾问。但只要开发出来加以利用，过不久就可能是黄金地段。父亲闻风而动，马上雇人清出一大块地方，用毛竹做柱脚，用芦席盖顶，用竹帘糊泥为墙，塔起一个两开间门面的大棚。前后一隔为二，前面做生意后面居家做房间，另外再圈出一块院落，用来做灶间和洗晒衣服堆柴草，总共面积真不小。有了自己的棚屋就退掉租借的小屋，我们高高兴兴住进了新家。后来顺理成章编入户口，门牌号码是庙前街十四号。从这以后，我们就结束了所谓外来人的隔阂阶段，完全融入到青浦本地人的群落里去，算是真正立足生根了。总起来说，父亲带我们刚到青浦时穷困潦倒，而后由小布包变大布包，从落荒而逃到东山再起，又从无处落脚到搭起店面和新家，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父亲的能干和胆识。父亲自夸老上海，靠经验足人头熟跑市场，进货渠道，商号老板烂熟于胸，而且讲信誉，才能批到好货便宜货。再加上摸准买主的需求，生意就发得起来，滞销货可转成抢手货。要是中间不发生资金一下被扒光的祸事，父亲就可能成了大老板，所以有很多生意人看得起父亲，说父亲是个人物。当然也有人说父亲老奸巨滑，次货卖高价赚黑心钱。应该讲这话也不错，历来说无商不奸，赚钱免不了会弄点手腕，否则谁肯无缘无故白给钱呀。但我认为父亲完全是正常买卖，并无欺诈，靠本事发财应在情理之中。商人只要不骗不黑，那么赚再多的钱也无错处，千古一理，谁能否认。
　　　　
　　　　我们居有定所，生意小有发迹，而且父亲还尽了孝道接来祖母一家人团聚，可以讲小有成就很不容易了。我见到祖母苍老衰弱的样子难过得要掉泪。不禁会想起以前在林塘湾苦煎苦熬的日子，想起在长兴衣食无着的生活。那时祖母是一家的顶梁柱，要不是她老人家带领大家度过难关，今天能否有这一家子就很难说了。
　　　　
　　　　由于我家人多，新盖的房子住不下来，祖母只好租房分住，好在离得不远相距不足百米。祖母也不计较，她还是那样豁达随和随遇而安。只是母亲似乎不那么高兴，说话不冷不热。幸好祖母宽容大度一笑了之，尽力维持家庭的和睦。
　　　　
　　　　我们是祖孙三代七口之家，所有负担都压在父亲一人肩上，我很佩服父亲的能耐，常为他而骄傲。说实在的我已懂事多了，已经能够感受到父亲那种潜在的爱意，虽然不像人家父亲那样抱抱亲亲给吃给钱，但在他眼神中常能见到一刹那的闪光，表达他的喜欢和关爱。特别是当他不顾一切为保护我们而向母亲翻脸直到大打出手时，我总要淌着眼泪在心中喊“父亲，谢谢！”，这就是我所享受到的最好父爱。
　　　　
　　　　八．父亲出轨失权
　　　　
　　　　庙前街新开零头布店不知为什么生意不好，不如在聚星街摆地摊兴旺。研究其原因一是市口不对路，二是开店卖零头布档次太低，所以只能承认失败。这时候父亲毫不犹豫，立即改行，放弃布料生意，改做庙前街比较集中的陶瓷器生意，开始贩卖罐盆碗碟。这在青浦尚属新兴行业，全部集中在庙前街上，连我们共三家店。店少生意好做，而且陶瓷本小利大，生意做得开。果不其然，我们店新开张，就门庭若市热闹非凡，也正好逢到年关将临日子，各家各户都需添置陶瓷器皿，这早在父亲预料之中，所以他早就集中资金大批进货，我家房子空地大容易堆货，货足生意旺，父亲调动全家人投入，拆包上架，刻字捆扎，发货收款，人人都忙个不停，从早到晚店里挤满顾客，我们连吃饭都没时间，只好饿着肚子熬着，这样的好景足足延续有半个月，直到年底关门，货色不讲优劣，全部脱销清仓。结算收入，一下大发了，全家真高兴呀。
　　　　
　　　　城里做生意的老板们，见父亲头子活，调头快，小本能做大，常会出人意料地出些新花样，所以资产虽不大也照样被人看重。竟然也被请进商业联合会里，和大店老板平起平坐，讲起话来一套套，不拘束很大气，大家当他一个人物。他自己也就非常得意，有点飘飘然。
　　　　
　　　　父亲是个逆境不怕，顺境却过不好的人物。每当度过难关，顺境出现，条件好转时，他那追求享受的致命弱点就会紧跟而来。只要生意兴旺手中有钱，穷时的窘困无奈就会忘得干干净净，他会莫名其妙地摆起阔来，把自己当成有钱阶层，只想寻欢作乐过一把有钱的瘾。那时候，他晚上天天要出门，白相到深更半夜才溜回家。在外面化钱大手大脚，出门时装的钱回来都不翼而飞。母亲一轧苗头就知道路数不对，她影影绰绰感觉到有女人盯着父亲。她可不是吃素的，马上开始跟踪调查要弄个水落石出。没过多久，就被她摸清了底细，父亲确实与女人鬼混，而且有证有据无可抵懒。这时候母亲就毫不留情地发起有力的攻击，于是刚刚太平下来的战乱之家，又重掀滔天波澜。不用说，夫妻便完全进入激战状态，一见就吵，一吵就打，一打就头破血流皮开肉绽。但因为错在父亲，他不过是虚张声势硬充好汉而己，决没有为保护我们站出来主持公道时那样理直气壮一往直前了。所以往往战事一起，父亲就虚晃一枪夺门而逃，一逃就是好几天不见人影。这可真的害苦了我们，祖母、姐姐和我全都成了母亲攻击的靶子，代父受过是我家早已成立的规矩，无法逃避。在万分无奈之下，我和姐姐尽可能趁早溜之大吉，眼不见为净，由母亲去大闹天宫。但倒霉的祖母可就惨了，代子受辱势在必行。不过婆媳之间向来引不起战火，不管母亲如何撒泼耍蛮，或盛气凌人肆意污蔑，祖母都能忍气吞声保持沉默，而且还会好言相劝平息母亲的火气。到最后，母亲闹得口干舌燥仍找不到着力点，发威也就落了空，慢慢也只能自行落蓬冷却下来。我万分敬佩祖母的作为，她竟然能忍受污言烂语的辱骂，义无反顾地去平息家庭战争，而且对父亲不说一句抱怨的话。
　　　　
　　　　如此吵闹中过日子，虽然很不安，但时间长了反而麻木了，父亲也不得不有所收敛，采取一些妥协措施，这就让母亲独占风头，父亲只能下意识地陪些小心，以换得家庭安宁。从此父亲就失去了当家人的硬气，明里暗里都要软母亲一筹，母亲就此趁机夺了家庭大权，成了无人敢碰的太上皇，她说话无人再敢违抗。
　　　　
　　　　九．青浦解放的风光日子
　　　　
　　　　青浦解放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那时我十四岁，读四年级。
　　　　
　　　　解放前几天，青浦城中发现种种不明所以的骚动，人们的脸色言行都带着点神秘色彩。我虽然不知世界就要发生大震荡，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即将来临，但我已经嗅到空气中的反常味道，感觉到有大事要发生。按平常习惯，学校放学以后我有充足时间在青浦镇上随意游荡，但那些天总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最明显的是发现城里几条主要通道突然横着铁刺栅栏，后面还垒了高高的沙包像碉堡似的。县政府门前更是不得了，到处是迎战设施，还有不少站岗放哨的大兵，他们个个全副武装，枪尖上插上了闪着寒光的刺刀。杀气腾腾十分了得。警察也拿起刀枪，到处耀武扬威如临大敌。
　　　　
　　　　终于有一天，青浦城里响起吓人的枪声，后来知道是县政府门前的大兵开的枪，还当场打伤了行人。于是老百姓再不敢上街，所有街道冷冷清清充满恐怖。如此又过了二天，再不见有什么动静，大家以为风头过去了没事了，上街的人就多了起来。这时候，城里国民党的军警非常活跃，他们不像前些天那样惊慌失措，而有点神气活现，甚至连横在路上的铁丝栅栏也放开了，恐怖气氛也随之消散了。我以为没事了太平了，但可怕的事却突然出现了，那就是人们不约而同地往东城门赶去，我自然不肯落后，紧随而往，到那里一看，城楼上竟然高高挂着十多个血淋淋的人头，鲜血还在一滴滴地往下掉，残酷极了。走出城门可以看到城墙脚下，木桥堍的河滩上，横七竖八躺了十几具无头尸体，赤条条一丝不遮真让人寒毛直竖。城墙上贴着布告，说是围剿丁薛山部队大获全胜，砍头示众，不许收尸等等，用此来威吓老百姓。就这样，东门成了杀人场，阴风凄凄，白天已经要吓死人，晚上当然更可怕，谁也不敢到那里去了。这一天我吓破了胆，眼一闭就出现人头．鲜血．尸体．路也走不动饭也吃不下，一见桌上放着一碗平时最嘴馋的红烧肉，马上联想到死人的肉体，恶心得大吐起来。
　　　　
　　　　此事一出，天地都颤抖，青浦全城也就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老百姓哪里还有安宁。如此又颤颤悠悠地挨过了二十多天。记得是五月十一日夜里，突然从东面上海方向传来隆隆的大炮声，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寻找较为空旷而地势又高的所在，向远处瞭望。人人都看到了东方大半个天空全是通红通红的火光。枪炮声时续不断，一阵紧过一阵，三三两两的人群彻夜不散，交头接耳地议论着、猜测着。上海那里在打大仗那是确定无疑的了，至于谁打谁？为什么要打？打多久？会不会打到青浦来？各种问题不少，谁也说不上来。但是倾城出动的青浦老百姓精神兴奋情绪激动，有人大笑，有人痛哭，有人担心，有人害怕，还有人兴奋期待，不过绝大多数人保持沉默，谨慎等待形势的发展。尽管各人有各人的表现，但战火将烧到家门口，迟早会打到青浦来的想法很一致，无人表示怀疑。
　　　　
　　　　一连三个夜晚都是炮声隆隆，火光闪闪映红半爿天空，那时候通上海的公路两旁站满了仰头观望的人群，直到凌晨枪炮声渐趋平静以后才悻悻然散去。
　　　　
　　　　五月十四日一早，我如往日一般开店门去外面重要小解，可那天一开门就吓了一跳，猛然发现情况大变，店前廊棚下躺满了抱枪熟睡的兵士，我连忙缩头关门，惊慌地叫醒父母。父母一听我说，立即跳下床来，小心翼翼拉开一线门缝，偷偷向外张望，而后才再开门上街。一上街不仅看见自家门前睡着的士兵，而且家家店铺门前都有横七竖八躺着睡熟的士兵，他们都抱着大枪。大家很吃惊，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不多久，大街上响起哨子声，睡着的士兵纷纷跳起来，迅速排好队伍。接着就传来锣鼓声，口号声，鞭炮声，再过一会儿，大街小巷全是老百姓兴奋激动的议论声和欢笑声，不管是认识的或是陌生人都一样地打招呼，一样地询问消息，丝毫不觉得拘束。
　　　　
　　　　真实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城，原来是解放军半夜进了青浦城，青浦解放了。值得庆贺的是解放军解放青浦十分顺利，未发一枪一弹。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大小官僚和军警，早在前一天上海方面炮声隆隆的时候，已经开溜了。解放军面对了一座空城，进城又是深夜，老百姓都在梦里自然一无所知。后半夜寒风紧刮，而且下起了冷雨，纪律严明的部队战士，决不肯打扰老百姓安宁，竟然没有惊动一户人家，全部露宿街头屋檐下，在风吹雨打中等待黎明。
　　　　
　　　　青浦解放的最初几天，街头锣鼓喧天日夜不断，各行各业都争着表示欢迎亲人解放军。到处是醒目的欢迎标语，到处是欢声笑语的人群，到处是张灯结彩的场面，全青浦沉浸在隆重的喜庆之中。
　　　　
　　　　我当然很惊奇很意外也很兴奋，只是没有人来招呼我去欢迎解放军，所以还是照常去上学。使我十分惊讶的是一向安宁平静的小学校一下子乱成了一锅粥。只见老师们惶恐不安哭丧着脸，不像平日那样坐在办公室里，而是东奔西走到处乱串，屁股后面跟着一大群好奇的学生。学生们毫无顾忌地惊呼起哄，造成了恐怖气氛。我飞快进入学生行列，立即打听到又高又胖神气活现的童子军教官半夜潜逃了，宿舍里鸡飞蛋打一片狼藉。再有是那个公民课教员，全校师生甚至校长都有点怕他，可他却在房中上了吊，尸体还悬在空中。我对这两名先生只有威惧，没有好感，平常总想远远躲开，所以他们出事一点不难过，反觉活该。至于他们为何要一逃一死，谁都认为是怕解放军。
　　　　
　　　　学校乱过一阵之后就渐渐恢复正常，来了几个年青新老师，校长班主任没变化，上课下课听讲做作业也没二样，惟一使我吹呼雀跃兴奋不已的是学校新置了一套西洋鼓号，并声称立即着手组建军乐队，准备抽调班级骨干担任鼓号手。我是头号骨干，所以就自认为非我莫属了，可冷静一想也许高兴得太早了，说不定像童子军一样要自己出钱买衣买鼓，这样就与我这号穷学生无缘了，一想到此，我不免有些泄气。后来事情的发展有点出乎意料，我不仅被先生点名担任小鼓手，而且没有出钱。先生说解放了，穷人当家作主，穷孩子要争气为学校争光。军乐队完全公费，学生不用交钱。就这样我成为学校军乐队成员，充当小鼓手。只是训练安排在放学以后，无形剥夺了我快乐的时间，不过我甘心情愿毫无怨言。训练时间特长，先生说要突击要速成，因为有重要的政治任务在等着我们。我们都不懂什么政治任务，只管一个劲地练着，直到整装演出。那天我穿起了耀眼的新制服，挎着小鼓排列在大鼓后面，挺起胸脯行进在街头，觉得很神圣很自豪。我们这支军乐队总共十四人，是全校六百多学生中挑选出来的，这可是很高的荣誉，需要好好珍惜。
　　　　
　　　　在青浦全城就我们一支军乐队，而且全套西洋装备，威武雄壮光彩夺目，令青浦人大跌眼境，很快就有了名声。解放初期，无数单位都忙着筹备各种庆祝慰劳活动，还要举办各类大小会议，凡是有活动或会议，组织单位必然要请我们军乐队到场演奏以壮声威。说实在的军乐队确实远胜于传统锣鼓，所以用不用军乐队竟能显示不同的规格档次。如此请军乐队助兴一时成风，我们也当仁不让有请必到，不论是庆祝还是会议或者是游行，再或者是迎宾送客，我们城厢一中的军乐队必然到场演奏。一时间我们成了大忙人也成了大红人，一天竟然要好几次，邀请单位得排队预约，而我们也得日夜出动，有时还要跑场次。如此一忙读书学习就丢在了脑后，演奏任务第一，谁也不反对。军乐队成了大人们的宠儿，到处受欢迎，队员个个风光，劲头十足。就在此高峰当口，《人民日报》居然登载了一篇来自有识之士的批评文章，痛陈青浦县各级领导无节制动用小学生军乐队以壮声威，严重影响到小学生的学习和健康。这事可闹大了，人民日报声威谁能抵制？县政府立即发文，通知各单位，今后动用小学生军乐队必须经县级领导批准。这一下真管用，我们军乐队几乎停止了演奏，队员回班级正常学习。风光日子就此结束，前后不足二个月，但在我人生经历中却是很宝贵的幸事，难以忘却。
　　　　
　　　　青浦解放给学校带来新气象，其中最令学生欢天喜地难以忘怀的是走出校门与工农相结合。我们在老师带领下去农村帮助农民伯伯捕捉秧田幼苗上的害虫。这可是天大喜事，小学生个个兴高采烈如过年一般，城里孩子没去过农村，更不用说下农田了，所以当我第一次赤足下秧田浸泡在温水中时，觉得是那样新奇和美好呀。我们十分认真地按照农民伯伯指导的方法细心捕捉秧苗上的害虫，相互比较手里的俘虏，逗笑欢闹不停，一连几天竟然兴致不减，农田里干活的男女大人们都夸我们，我觉得又快乐又自豪。
　　　　
　　　　这年夏天，青浦开始土地改革，我们小学接受了上级的新任务，迅速组织了土改宣传队，我又被老师选中担任宣讲员。老师给了我许多资料，告诉我要通读一遍，然后选择最感人的两篇作重点准备，全文背下来，下乡宣传时背给农民听。因为时间紧，要我突击背熟。当时我既高兴又害怕。因为被老师选中的全是学校的佼佼者，我就是其中之一，当然值得高兴。但要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宣传演讲就傻眼了，那事可从未经历过，心里毫无把握，觉得害怕。这可不是敲锣呀，呼口号呀，挤在人群中不露山不显水，轻松自然没有负担。宣传演讲是一个人对着一大群人，假如讲错了，忘词了，那就砸锅了，羞死人了，没脸见同学了，那时该怎么办呢？顾虑重重患得患失之后，决定要求老师调换别人去演讲。可带队老师不肯通融，严肃地批评我自由主义不服从分配。我没撤了，也无处求助，只能硬着头皮上了。选好材料就读了背，背了讲，一遍再一遍地重复着，闭上双眼对着墙壁大声地吼，连续好几天下苦功准备，直到滚瓜烂熟为止。但心里依旧七上八下，担心到时候过不了关，坏了学校的名声。
　　　　
　　　　土改宣传队出动是晚上，老师领我们到很远的村庄，进了一间大屋子，里面已经坐着很多村上的农民，宣传队一到就表演节目，几个节目之后老师要我出场，我心慌意乱地站了出去，两眼茫茫无所适从脑子一片空白，云里雾里地忘了自己在何处，呆呆地急得想哭，原本背得滚瓜烂熟的句子竟然消失得没了踪影，怎么找也找不到，越急越无影，完了，砸锅了，等着挨批吧。那时，我才看见面前有无数的人头，个个瞪着眼严肃地盯着我看，怎么办呢？躲那儿呢？如果脚下有个洞能钻下去该有多好。乱七八糟思潮不断。危急之中多亏老师救了我，他看到我那窘态立即明白我忘词了，就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别害怕，精神集中，第一句是一一＂我一听老师的提醒，刹时记起了背熟的一切，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典型事例一涌而出滔滔不绝，人们屏息听我激情背诵，而我两眼始终望着屋顶，不敢看人群。想不到等我背完材料农人们就闹了起来，大骂狗地主可恶，愤怒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场面火爆。老师激动地抚我的头发说很好，我们成功了。
　　　　
　　　　有了第一次经验，第二次就不再怯场，连续半个多月宣传队夜夜出动，我的演讲越来越成熟，流利而有感情，轻重缓急控制得恰到好处，自我感觉非常美妙。自这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是有强烈的表演欲望。而且好像胆量大了许多，当众说话很自然不害怕，好似换了个人一样。我觉得参加军乐队和土改宣传队，得到很好的训练和考验，自己确实提高不少，而且还露了脸，受夸奖，很光彩。
　　　　
　　　　土改运动逐渐进入高潮，斗地主，分田地，抄家游斗，公审恶霸，搞得热火朝天。我喜欢热闹，那里热闹就往那里凑。公审会特别热闹，挺大的操场塔了台，人山人海。我目睹地主被拉上台，先是九十度弯腰，后来是跪倒地上，再后来被命令一件件脱衣衫，直到赤膊留一条裤衩儿，跪倒在碗片碎玻璃片上面，膝盖立时淌出血来，因为刚下过一场大雪，在寒风中穿棉衣裤都感到冷，那赤身露体跪着的恶霸颤抖得筛糠似的，但愤怒的人们并没因此而心软，好多苦大仇深的穷苦农民往台上挤，拳打脚踢地发泄着心中的愤恨。不多久恶霸就横倒在地，我估计是活不成了。看到这一幕残杀，我想起了解放前夕反动派将革命者人头血淋淋地挂在东门城楼上的情景，幼小的心灵无法平静，开始意识到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残酷无情。
　　　　
　　　　后来我又经历了一次全县公审大会，最惊人的一幕是一排十四个地主恶霸反革命被拉到荒草地上，一个个挨着跪倒，枪声一齐响起，一个个脑袋开花，白花花的脑浆和鲜红的血水喷射一地，远远观望的人群搔动起来，竟然有几个老人奔上前去抢脑浆，真使我毛骨悚然。
　　　　
　　　　十，姐姐离家去上海做工
　　　　
　　　　不知不觉中姐姐长成大姑娘了，艰难拼搏的生活环境形成了她泼辣豪爽的性格，她有好多很亲热的小姐妹，常常风风火火来来去去地闹腾。青浦刚解放的那阵子，姐姐更加活跃，上夜校扫盲啦，唱歌做戏啦，游行宣传啦等等简直忙得不亦乐乎，母亲当然看不大惯，总会寻找把柄发脾气，或者借故羞辱姐姐，可姐姐长大了再也不怕了，当着母亲也能敢做敢为，甚至不理睬母亲的阻拦，一转身冲出门干她的事去。这时候母亲再厉害也已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了。
　　　　
　　　　当时有一个很英俊的男青年常和姐姐在一起，也许就是异性知己吧。这应该是件美好的事，但父母知道后却极力反对，尤其是母亲虚荣心特强，在她势利得很的眼光里，那青年家境不富，而且既无工作又不会做生意，前途渺茫，所以往往话中带刺挖苦姐姐。但姐姐倔强得很，说什么都不买账，渐渐母女之战剧烈起来。父亲想帮姐姐，但他一开口就让母亲顶住，夫妻也会大闹起来。姐姐和我一样，最怕父母打架，因此不得不让步，与男友疏远，直到停止往来。
　　　　
　　　　过不多久，也不知是谁的主意，父母一起表示要为姐姐介绍对象。这样两人合谋，竟然找了个贩螃蟹的男子给姐姐认识。他们无非是贪图螃蟹生意谦钱，发起来快，全家好有所依靠。但姐姐不是省油的灯，她早有自己的主见，而且十分倔强，她看不中意，父母想强迫也无济于事。僵持几天后，姐姐失踪了，离家出走了，全家出动寻找，邻居和朋友也都帮忙，仍然一无所获。父母终于急了，怕出大事，吓得六神无主。三天以后姐姐自己回来了，父母再也不敢为难她了。就这样姐姐树立了威信，谁也不怕，那蟹贩子也就此失声匿迹不再出现了。
　　　　
　　　　事情过去后，父母仍心有余悸，觉得女大不可留，就想方设法给姐姐找出路。后来终于托上海的一个父亲称姑母的远亲，给姐姐找到了一个在弄堂里做生意的包工头，让姐姐在她那里打工做学徒。
　　　　
　　　　姐姐就去了上海，那是一九五0年，刚解放不久，著名作家夏衍笔下的那种包身工在上海还依旧存在，姐姐做的大概就是这一种。那儿根本不是工厂，而是个大弄堂，包工头去工厂领到了活，就招了不少像姐姐一样的小姑娘在弄堂中加工。姐姐干活多，劳动时间长，基本上吃饭无工钱。只不过因为解放了，包工头不能打骂工人而已，比起解放前的包身工，姐姐算是侥幸多了。更加幸运的是半年以后，这批弄堂小工人被政府接收，全都进了国营工厂，姐姐因祸得福，一下子成了当时十分红火的产业工人，共产党的依靠对象，光荣的无产阶级。这样姐姐算是出头了，跳出苦海了。父母非但不敢作难她，相反要讨她好，依靠她争钱养家。
　　　　
　　　　姐姐离家后，念叨她最多的是祖母，担心她在外受苦受罪无依无靠。我呢，也想姐姐，常常梦见她好舒服好快乐。等到将要过年的时候，才得悉姐姐要回家探望，我是在望眼欲穿的情况下得此喜信，当时的兴奋和激动就可想而知了。
　　　　
　　　　到了姐姐要来的那天，我去车站接姐姐，可又不知是那班车，早早候着吧。那天风真大，刮得黄沙飞扬睁不开眼，班车一辆辆来又一辆辆离去，却始终没见姐姐的身影，但我不着急，坚信姐姐一定会回来。果然，末班车进站后，姐姐就出现了。她从车上下来，我就冲上去，激动之下鼻子酸溜溜，泪水叭哒叭哒往下掉，那种见到亲人的心酸和甜蜜实在无法言喻，难以忘怀。
　　　　
　　　　姐弟俩冒着弥漫的沙尘边走边说，姐姐急于了解祖母的处境，她是那样地爱祖母，在她心里最不放心的是祖母的老年生活，也最清楚祖母的日子不会好过，但仍一问再问，然后就忍不住偷偷掉泪。
　　　　
　　　　当时姐姐还是学徒工收入微薄，大部分要交给父母。但还是买了很甜的糖糕，让我瞒着父母在路上吃掉。她回家见到祖母，祖孙两抱着哭了讲，讲了再哭，好久好久没分开。由于时间很紧，姐姐在家只过一晚上，天亮就要赶回上海，所以相见难别更难，整整一夜似乎都没睡着。姐姐走时也是我一人送到车站，当她的身影在我眼前消失时，我只觉得一阵空落，无边的惆怅，不知该做什么才好。
　　　　
　　　　姐姐做工后，父母争吵仍然处于不稳定阶段，像天气一样忽晴忽雨，高兴起来两人亲亲热热难舍难分，一遇犯愁之事，两人就你来我往争吵不休，谁也说不准等会儿将是什么场面，想提防也没法儿。面对这种无奈的处境，我唯一的选择仍是逃避，尽可能溜在外面消磨时间，如此，青浦城的四面八方里里外外角角落落都留下我的足迹，而且还多次重复，其中解放场和中山公园是我乐而忘返的场所，不见天黑绝对不想回家，在我思想深处家已失去了温暖，变成了火坑，什么地方都比在家轻松。就学校而言，我觉得老师比父母亲，同学都看得起我，我是级长，成绩不差，常受表扬，心情舒畅得很。总之，只要走出家门，我就能自由自在随心所欲，没有威胁，没有恐惧，没有烦恼，没有痛苦，没有屈辱和不平，这有多好呀！可是一走近家门，就得提心吊胆难测祸福，更不知是笑声还是骂声。当我轻轻推门，要是发现有战事，那就二话没说回头就跑，饿着肚子去祖母那里讨吃喝。要是没有战事，那也得识相，快快吃饭，快快洗碗，快快上床，什么也不要说，别人也不会问我，我是个多余的人，在和不在都无人会过问。父母开心也好，烦恼也好，都不会想着我了，二个妹妹就足够了，即使我失踪了，估计也不会惊动他俩。这对我来说并非坏事，我有许多时间和空间自由支配，在自己喜欢的小天地里自得其乐逍遥自在。我唯一想接近父母的事情，就是打探姐姐的消息，我实在太想姐姐了，我希望知道姐姐什么时候能回家。那就非得父母开口不可。
　　　　
　　　　十一，报考师范成了人生最大希望
　　　　
　　　　日子过得飞快，到了一九五一年夏天，我高小毕业。很幸运毕业成绩名列全班第三名，领到了毕业证书和奖状奖品。青浦城厢第一中心小学当时名气很响，所以毕业典礼来了很多大人，十分隆重，可是　我的家长是从来不把我的事当回事，他们没有参加，我也不在心上。当提到毕业后的前途问题时，我不知该怎么办，也无人可商量，心里很失落，担心学生时代就此结束了。
　　　　
　　　　过不多久，我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父亲告诉我他正在托人帮忙，让我去跟一个做雨伞的师傅当学徒。我心中明白，父亲是一心要我尽快挣钱养家。我将来的前途命运，他大概很少虑及的吧。
　　　　
　　　　我知道父亲也是无可奈何，家境贫寒，收入不多，吃饭的人不少，两个妹妹还那么小，母亲的肚子又隆起快生了，我若继续读初中，父亲的负担太重了，我如去当学徒，立即就少了一只嘴吃饭，再添个弟弟或妹妹仍可勉强过得去。看来为了这个家，我必得做点牺牲才行。有人说家是遮风挡雨的港湾，可风雨来了，我的家却无力替我遮风挡雨，反要我顶风冒雨做出牺牲，这让我感到家庭亲人的无情和冷漠，也感到人生的艰辛和可怕。尽管如此，在我内心深处仍然存有对家庭、对父母的责任感，我很想与姐姐一样，做工挣钱帮父亲养家活口。如果实在无法可想，也就只好去学做雨伞，让父母舒心点算了。
　　　　
　　　　在人生抉择的重要当口，关心我的级任老师及时告诉我好消息，说青浦县中要招初级师范班，学制三年，毕业后就到小学教书。学习期间不用交费，每月还发人民助学金，基本上能解决生活开支，家长不需负担一分钱。老师说，你脑子好使，要是失学就太可惜了，现在机会难得快去报名吧。这真是雪中送炭，使我绝处逢生。由于是国家负担学习生活费用，我就不用依靠父母，他们也没有理由再强迫我去跟走江湖的师傅学做雨伞混饭吃了。
　　　　
　　　　我兴奋地奔回家中，一口气把好消息报告给父母，满以为他们会高兴地同意我去报考，可谁知他们竟然不相信这个消息。凭他们的经验，从来就没有不要钱而又管吃管住的学校，他们认定是我不肯去当学徒而想出来的骗人鬼话。特别是父亲，我弄不懂他做生意那么精明灵活，而对待我的前途却又那样地麻木，对这样好的消息竟然不作打听就全盘否定。更气人的是他大声警告我，说师傅那里已经打点好了，到时候就要去拜师，不许再胡思乱想瞎折腾了。
　　　　
　　　　面对不讲理的父母，我又伤心又气愤，无奈之下我伸手向父亲讨三角钱，说我要去交报名费，考上了，我保证不拿家里一分钱去学校读书，如若考不上，我就心甘情愿去学做雨伞。父亲瞪大眼睛盯了我半天，一声不响出门走了，留下母亲冷冷地说：“你读了那么多年书还不够呀！你父亲和我都没读啥书，不一样做生意挣钱！书读多了反倒没出息，还不如学手艺，将来开个伞店，自己做老板一定赚大钱！” 我不再理睬她，急急出门，心想求父母是无用了，而我也绝不愿意错过好机会，唯一的办法是向家里有钱的同学借报名费，先报上名再说。幸好我求告的那位同学十分义气，说三角钱算什么，不管考上考不上都不用还了。我觉得这同学比我父母更明事理。
　　　　
　　　　报名不久，就要开考。我以为报考的都是像我一样的应届高小毕业生。谁知进了考场大吃一惊，吓得目瞪口呆，那些考生中竟然有许多历届社会青年，一个个人高马大，阅历很深的样子。拿着准考证对号找考场，竟然有十几个考场，考生近六百，招生仅五十名，十二人中才挑一人，简直是开玩笑。我有自知之明，若是同届学生竞争，我胜出的机会较大，若与历届生过招，则希望渺茫。如此一想，悲从心起，自叹命苦。好不容易得来的一线生机眼看又要落空。如若落榜，我还有什么脸面去与父母抗衡，只好乖乖地去做学徒，一生奔走江湖，混口饭吃，再无前途希望了！
　　　　
　　　　考场气氛绝对紧张，我想得近乎绝望，拿着考卷长时间发呆不动笔，监考发现我情绪不正常，径直走到我面前敲我的桌子，我才醒悟过来，连忙埋头读试题，心想事情既到了这一步，多想也无用，还不如死马当作活马医，做好试卷再说。
　　　　
　　　　考试结束，自我感觉还不错，但仍不敢抱多大希望，成天心绪不宁，焦虑地等待发榜。我十分希望能抢在拜师学艺之前发榜，那我就有了回旋余地，要是侥幸榜上有名，那我就二话不说，立即离家吃住在学校，父母再也休想拉我去学手艺了。
　　　　
　　　　终于盼到了发榜的日子。那天早上，邮电局门前人山人海，红榜贴得很高，字也写得很大，但我人矮小，又被挤在外层，怎么也无法看清榜上的姓名，真是急得火星直冒。情急之下，也就顾不得礼貌谦让，使劲往人堆中乱轧乱挤，被人叫骂也不管不顾，直到钻到了前面，能够看清榜上的大字。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只觉得脑子轰地一下像触电似地僵住了。开始是害怕没看准，接着是怀疑自己眼睛有问题，再后来就好似在梦中，不相信看到的是真实的。总之过了好一阵，我才完全清醒过来，确信榜上有自己名字，于是就喜出望外地流下激动的热泪，挤出人群，狂奔而去。
　　　　
　　　　我疯疯癫癫往家中奔跑，想以最快速度告诉父母我考上了。但一到门口，我一下就冷静下来，想起父母是不让我报考的，我可是抗旨行事，弄不好还会挨一顿臭骂，随后扫地出门。如此一想，我马上克制激动的情绪，若无其事地推开家门，决定先轧轧苗头再开口说活。
　　　　
　　　　想不到我这些顾虑完全没有必要，父母亲早就笑容可掬满面春风地在迎接我回家。看到父亲那么高兴、那么得意洋洋，我想可能是跑江湖的修伞师傅来收学徒了，吓得面无人色。后来才知道，在我到家前半小时，就有好事的朋友上门来报喜，说贵公子了不起，金榜题名考中了，有出息了。父母也知道街上人山人海都在讲发榜，人们看到榜上有自己熟悉的名字就觉得很光彩很有面子，更不要说考生的父母了。我的父母亲，突然被邻居朋友不断夸奖，十分陶醉，就情不自禁地洋洋得意起来，完全忘记了以前不让报考，连报名费都不肯给的丑事，好像我能考上全是他们的功劳，真让人哭笑不得。
　　　　
　　　　当天下午，录取通知就到了。父母亲眼目睹通知全文，这才相信真的不收费，还供吃供住，只需准备铺盖和替换衣衫就可以了。这样他们就完全放心了，夫妻俩商量着要给我缝被做衣，送我上学。
　　　　
　　　　我知道家里吃口多，经济不宽余，所以坚持家里不必给我做新衣，被头也用原来盖的，洗一洗就成，不要花钱张罗，如若真有需要，学校就在镇上，离家那么近，回来拿就是了。父母说我懂事，就照我的意思办。报到那天，我背了被褥，提着装满日用品的网袋，红着脸，鼻子有些发酸，向父母道别，就此离家上学。当我跨出家门，向学校迈开大步时，我觉得世界真大，生活真美，前途一片光明，人生太有意思了。当我回过头去，远望即将隐去的家时，就有小鸟出笼的兴奋和舒畅，我在心中欢呼：成功了！自由了！这可是我不屈服于冥冥中即将降临的噩运，毅然奋起搏击所取得的成果，所以就常为此自喜。
　　　　
　　　　进了师范，我就踏上了独立谋生的道路。那时我刚十五岁，欣喜着自己刚获得的离家自由，却丝毫没有想到社会的风浪，人生道路的吉凶难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