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鹭村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家在百鹭村也慢慢安定下来,由大队安排,把邻村“漏划富农”家里一张没收的“八仙桌”卖给我家,家里有了可供吃饭的饭桌。生产队帮我们把一间破房子里稍作修理,作为我们的厨房,厨房里垒了一个灶台,是用泥巴和土坯做成,表面粉了一层石灰。一口大锅,一口小锅,分别用来烧饭和炒菜,“八仙桌”放在厨房里作为饭桌。这间厨房一直用到我们家离开百鹭村,从现在的照片可以看到其残垣断壁。要看看书,写点东西,就是坐个小凳子,把床作为桌子。

  (厨房遗址)
  下面说说百鹭村吧。
  百鹭村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人口大约200人,约400亩水田,水田全部种水稻。还有一些旱地,旱地基本上作为村民的自留地种菜,我家也分了一块地用于种菜。
  百鹭村基本上姓喻,偶有一两家其他的姓,奇怪的是一家外姓的两兄弟竟然分别担任两里大队和百鹭村生产队的书记(一把手)。
  村庄根据村前河流的上下游,分为“上陛”和“下陛”,据说祖上是两兄弟。以前是两个生产队,只是在前不久,根据上级“扩社并队”的精神合并成为一个生产队,但是有很多方面还是好像分家过日子的两兄弟,基本上还是各干各的,只是分红结算在一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虽然是同姓、同祖、同宗 ,“上陛”和“下陛”的村民过小年居然不是在同一天,而是相隔一天,说是由于秦始皇修长城时,外出的人回家了,就要庆贺一下算是过小年,由于回家的时间不同,过小年的时间就不同了。过大年也不是在大年卅过,而是过大年廿九,如果腊月只有二十九天,就过大年廿八,这倒是挺有趣的。
  由于早年的兴修水利,在潦河北支的上游修筑了滚水坝和一条灌溉渠。灌溉渠从宁寿开始一直通往下游的邻县,算是一条比较大的灌溉渠。由于滚水坝的分水,灌溉渠一路过来抬高水位,已经和原来的河流产生了一定的高差。灌溉渠到百鹭村时已经高出农田好几米,百鹭里和附近的一大片村庄,实现了自流灌溉,水利条件非常好,我在那里的几年间,没有发生旱涝灾情。村前的小河没有堤坝,是一条不设防的河流。虽然在雨季河水会上涨,但是没有上岸,河里涨大水时会有圆木漂流下来,村民就驾着小船去打捞,谁捞到就是谁的。据村民介绍遇到降雨特别多的年份,河水是会上岸的,但是这样的年份很少,水上岸时间也很短,最多23天。由于所有的河段都没有河堤,所有的农田都成了泄洪区,水就是上岸也很浅,不会形成灾害。只是水进村庄,会给村民造成不便,所以百鹭村的房子不管是砖瓦房还是土坯房,下面一截都是用青砖垒砌而成,为的是防止河水上岸水浸到墙角。
  公社在百鹭村的地面上修建了一个小水电站,每天晚上可以供电几个小时,供村民完成睡觉前的活动。由于发电所用的水能是灌溉渠与当地河流的高差,发电时,灌溉渠的水就放到河里,灌溉渠的下游就没有水,所用水电站只能短时间发电。由于用户太多,电压不能保证,所以电灯基本上都是昏暗的,但是比煤油灯还是好一些。
  由于百鹭村良好的自然条件,我感觉他们的生活还行,我们去的那年工分值有1。24元,也就是说每一位拿10个工分的壮劳动力每天可以有1。24元的收入,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相当可以了。以后几年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运动频繁地折腾,在我们家离开百鹭村的时候,其工分值大约只有七八毛钱了。
  村民每户每年养头两头猪,一头要求买给公社,是谓交任务。一头留作过年杀了自己吃,说是自己吃,实际上自己吃的部分还仅仅只是猪下水,猪肉还是在村上卖,卖了肉是拿不到现钱的,等到别人家杀了猪,再“买”回同样斤两的猪肉,只是作为一种交换。杀猪时,村上的人很希望我们家买肉,因为我们都是给现钱的,往往是你说买2斤,他们会给你割下3斤或者更多,价格还是国家标准价。在那个物资十分匮乏的时代,有肉吃还是很高兴的。
  刚到百鹭村的头几天,我有一个非常吃惊的发现,村庄上有好多人戴了白“胸章”,后来经过观察,发现他们戴的“白胸章”上的字大部分都是“地主子女”,“漏划富农子女”,偶有“地主分子”,但那都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疾风暴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渐趋基本平静,但是在适合的气候下,人们是不会吝惜把一部分人打入另册而加以歧视的,尤其是借助革命的名义。村里有一个“地主子女”,劳动力强而且手非常巧,可以称得上是强劳力中的能手,生产队稍有一点要手艺的活都少不了他。村上的男劳动力基本上都是10分。就是由于他的出身,评工分只给他9分,这已经是非常照顾了,其他的地富子女基本上是8折给分的。
  我们家所住的房子就是一户“漏划富农子女”的房子,由于唯一的一间正房被强迫征收给我们住了,所以他们一家人只能在厢房后面厨房旁边的房子里居住,搞得我都觉得不大好。
  住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吃饭,一开始我们是到公社的粮管所买米吃,大概是到农村的几天后,我就担负了买米的重任,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与妹妹一起,挑了一担箩筐,在公社的粮管所买了40斤米挑回家。本来那一担空箩筐就觉得有点重了,再加上40斤米,简直要了老命,走几步,歇一歇,3里路的来回,整整耗费了一个下午。
  除了买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燃料,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我提出动议,我们自己到山上砍柴。第一次砍柴的经历:我们3兄妹随同村里的小伙伴到附近叫“鹅公洞”的山上去砍柴,说是附近,其实还是很远的,要经过几个村子,大约有6里平路,还要走1个小时左右的山路,才能到有柴火的地方。同来的小伙伴告诉我们,山上的松树和杉树是不能砍的,于是我们就避开松树和杉树,找了其他的树砍。为了图方便我们每人都砍了一棵枫树,后来才知道枫树也是不能砍的,当时也不知道那么多。砍一棵树还是很容易的,没费多大的力气和时间,一会儿功夫,我们3人就分别扛着一棵树下山了。开始还能扛着树走上一段路,后来就不行了,走几步歇一阵,行动如同蜗牛。同来的小伙伴不愿等都先走了,直到天黑我们还在路上。当时是又累又饿,早上出来,一点东西还都没有吃,渴了喝一点路边水沟里的冷水,也管不了那么多。在我们几乎绝望的时候,父亲和村上的人来接我们了,原来同来的小伙伴回家报了信,才有救星来搭救我们。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砍柴的经历,以后多次领教,确实感到砍柴是我下放生活中最累的一项劳作,没有之一。百鹭村的村民烧饭的柴火,是在比较遥远的大山里砍伐的,他们撑着船沿着河流往上游走,河流的上游,就是人烟比较稀少的山区,象征性给当地人一些钱,就可以砍伐山上的杂木,一般有个一周时间,就能砍到够一年煮饭的柴火了,捆绑好用船运回来。到“鹅公洞”的山上砍柴,当地村民也是偶尔为之,并不作为主要的柴火来源。
  后来我们家的燃料采用3种方式获得:买柴、砍柴、在村庄附近扒树叶,其实扒树叶是能比较轻松获得燃料的一种途径,只是要受季节限制,至今我还记得我和妹妹扒了满满一箩筐树叶回来时的兴奋的心情。有时偶尔出去砍柴,都带一点干粮,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家里把生产队分的荞麦粉用开水烫一下,再在锅子里弄成饼状烤熟,带在路上做干粮,生活劳动之艰辛,可能现在的人难以想象。
  父母亲是“下放干部”,在下放初期,他们都是要求和所在生产队农民一起劳动的。为了显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锻炼的决心,父母也要求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从1968年10月下放开始到1969年9月到中学住校为止,我在百鹭村生活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在这段日子里,除了断断续续短暂地上学,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就是以后上学住校了,遇到农忙时节公社中学放农忙假,我还是回到生产队参加农忙劳动。一直到我去县中上学,县中不放农忙假,那时父亲已经到县农业局工作,母亲也由公社安排了工作,不在生产队了,我才没有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那已经是1971年了的事了。
  在百鹭村劳动的工种大致有插秧、割禾、耘禾和一些其他的农活。印象深刻的一项农活就是散牛栏粪,牛栏粪是由牛屎、牛尿和半腐烂稻草组成,当时刚到村上不久,秋收已经完成了,农田里种有肥田的红花草(紫云英),把牛栏粪挑到农田里,为了不压坏农田里的红花草,要求把牛栏粪均匀的散开,要求撒得够细够均匀,为了达到这个要求。生产队要求我们徒手干活,就是用手把掺杂着牛屎、牛尿的稻草散开。一天下来非常辛苦,用手抓牛粪的恶心感觉还是第二位的,最受不了的是半腐烂的牛栏粪在太阳照射下发出那股非常难闻的味道,真的使人作呕。
  在农村,比较辛苦的时间段就是春插、双抢和秋收。劳动最辛苦就是双抢。在短短的一个月里,要顶着炎炎烈日,把早稻收上来,把晚稻种下去。看到现在农村不插秧用抛秧,不用人工收割用收割机收割,不用耘禾用除草剂,感觉真是换了人间,有时路过收割机收割水稻的田边,我都会驻足观看好久,心生好多感慨。
  双抢时节天气大热,为了躲避炎热的天气,生产队采用早出工,晚收工的作息时间。早到大约凌晨4点多钟就上工,等到了田里干了一阵活,天才蒙蒙亮,一直要干到将近8点钟(4个小时),才能回家吃饭。吃完饭又继续上工,直到下午1点左右吃中饭(5个小时),中午有一个比较长的午休时间,下午大约3点钟开始下午的劳动,晚上到9点多钟(6个小时),这样一天大约劳动15个小时,中间会有几次短暂的休息。一天下来筋疲力尽,这种重体力劳动往往要持续20来天。
  我的劳动工种基本上就是割禾和插秧,割禾是在没有水的干田里,没有泥巴,看起来不久干净,其实不然。已经成熟的水稻的叶子很容易划伤皮肤,未收割的稻田里还有很多会咬人的蚊蝇。所以我一般选择插秧,虽然插秧会受到蚂蟥的骚扰,但是皮肤所受到的损害还是较轻。其实无论是割禾还是插秧,都要弯腰工作,往往插秧到了田头,腰都直不起来,便顺势坐在田埂上稍作休息,也不管田埂上面是否有泥浆。有时拎着一把秧苗从田头走到田尾,都感觉是一件很惬意的休息。辛苦的劳动也锻炼人,3年过去,等我离开百鹭村的时候,我的劳动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割禾和插秧的水平能够与村上的劳动能手不相上下,这也为我以后的劳动能力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当我结束10年农村生活的时候,除了挑担子以外,我所有的干农活的能力基本上都能与农村的强劳力比肩,我也是一个能挣10个工分的劳动力了!
  在百鹭村,除了劳动还有更多的是与农民一起的生活。我把我能记忆起来当时观察到的村民的一些生活场景描述一下。
  1968年底,我们刚下放的时候,忠字舞、红海洋还方兴未艾,这股风潮掠过城市,刚刚吹到农村。有一天,生产队发下来很多伟大领袖的画像,纸质非常好,份量又多,要求全部上墙。我家住的厅堂由于年代太久很脏,花了很多功夫才勉强把扬尘扫去。再用面粉做成浆糊,把伟大领袖的画像请到厅堂的墙上,由于画像很多,整个墙壁都贴满了,别说还真增色不少,整个厅堂红彤彤的。完成后,我有一点担心,以后破损怎么办,因为在城里有损害领袖画像而被批斗的先例,父亲笑笑,说这个你放心,别人家的肯定比我们破得早,看看别人怎么办就是了,还真是杞人忧天。事后听父亲说,大队书记告诉他,本来这些钱是准备给大队买一部手扶拖拉机的,这样一搞,一部手扶拖拉机没有了,真的是很心疼,看来农民还是很务实的。
  百鹭村村民吃饭,一般都不是在家吃的,尤其是男人,基本上都是盛好饭到大家约定集中的场地吃,村上有几个吃饭的集中场地,在我家厨房旁边就有一个。刚刚下放的时候,文革余晖还在,流行对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汇报、餐敬”,在百鹭村,早请示和餐敬是一块进行的,其实也是流于形式,在吃饭开始的时候,由队长或者其他的干部带头,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敬祝副统帅“身体健康”,然后读一条最高指示,当然是最简单的了,比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等。不能太难太繁杂了,太难了,队长也记不得,也没有必要费那么多口舌,还是吃饭要紧。
  村上如果有人要办喜事,也是要凑份子钱送礼请客的。有一次村上有人结婚,我们家送了礼,办酒席的时候我父母亲都不在村里,我有幸参加了一次乡间的宴请。百鹭村办酒的吃法是这样的,每一张桌子都是坐8个人。每个桌子大概有一个桌长,宴席开始了,不是等有好多个菜上桌了才开始吃的,而是等上了2个菜就开吃了。桌长指挥,点一下某个碗口中喊道:恰!恰!然后大家都下筷子吃这个碗里的菜肴,本来就是一小碗,一人一筷子就差不多没有了,等吃完这碗菜就停下来等下一碗,很快下一碗就上来了,把刚刚吃完的空碗撤下去,又是桌长点点菜:恰!恰!又一碗开始了。真的很有意思,最终我感觉吃饱了,也没有算一算总共有多少碗。
  村上的出工和收工是由吹号指挥的,一个黄铜的小号上面还系了一条红绸,我也没见过军号,是不是与军号类似?负责吹号的G,是村上一个比较有地位的人物,他的女儿在大队当妇女主任,一个儿子在村上当民兵营长。号声响起,大家就知道该出工或者收工了,G没有手表,为了掌握出工和收工的时间,他随身携带一个小闹钟。
  除了几个农忙时节,平时的出工劳动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比如种花生,给油菜除草,收红薯等田间劳动,男男女女站成一排,边干活边聊天。聊什么呢,农民又没有多少文化,又不像现在信息社会,什么都知道一点,所以最合适的话题就是男女之间那些事,这个话题大家都懂还都感兴趣。男女之间打情骂俏、动手动脚那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村干部S与几个中年妇女调笑,大概把她们惹毛了,一帮人冲过来直接把S的裤子脱掉,乐得S哈哈大笑,跑到老远去捡裤头,S的老婆则在旁边骂人。
  百鹭村还有一个Y,在村子里也是颇有地位,据村上的人说,Y在村上是有两个家的。在村子的另一头,他还有一个“外家”,那一家的男人似乎有病,无法行男女之事,Y就不时要到那头去生活一下,有意思的是据说那家的男人见Y来了还要给Y递烟,似乎是那家的男人请Y过去的。那家有几个女儿,其中大女儿已经快成年了,还会给Y端茶倒水,似乎也是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Y自己的妻子也不管不上的。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主要内容就是这方面的教育。
  那个时候公社有中学,大队有高小(四、五年级),生产队有初小(一、二三年级),与我弟弟妹妹年龄相仿的儿童基本上在村中读书,村上的小学设在祠堂里,祠堂蛮大,可以坐下全村的适龄儿童,没有正规老师,只有一个类似于乡村秀才的人教小孩读书,老师的小名叫“狗仔哩”,大名记不得了。学校还分年级,在一个教室里,老师分别给不同年级的学生讲课,天知道教什么。这个“狗仔里”的确没有多少文化,但却喜好在村民中表现得有文化。讲个笑话:那个时候生产队经常开会,会前要读报,作为政治学习,读报的就是“狗仔哩”的任务了。当时经常在报纸上出现的国家有巴勒斯坦和巴基斯坦,他无法区分,索性就读作巴勒基斯坦。经常出现的外国领导人有越南的“黎笋、长征、范文同”,他还振振有词的向村民介绍:“这个范文同是个老革命,你们看看,是长征干部范文同”。这样的人来教书,真的不知道小孩能学到什么。据说大队的小学老师教数学:12加12等于24。文化大革命把文化都革掉了。
  农村十年 目录
  农村十年 1、拔营起寨
  农村十年 2、百鹭村
  农村十年 3、宁寿中学
  农村十年 4、靖安县中
  农村十年 5、九里岗知青
  农村十年 6、青岚岁月
  农村十年 7、养蜂生活